第1个回答 2016-12-04
与北方的孙犁,是文学星空中两颗不染灰尘的文曲星座.孙犁近在咫尺,思念之情还好了却,去天津一趟也就行了；但巴老远在上海,近年又常住医院病榻之上,只能偶尔打电话托小林转述对老人的问候.好在我儿子将一尊巴金的半身的大理石雕,置于我的书房案头,有时还能有个精神上的交融.说实在话,当我与巴老心灵对话时,心中常常不是喜悦的述说,而是难以言喻的感伤,之所以产生如此的心绪,是巴金一生的创作年表启迪我的.这位穿越了现、当代历史经纬的文学泰斗,解放前他年轻时写出《家》、《春》、《秋》、《灭亡》、《寒夜》等长卷的大作家,曾以他那支多情的笔,影响了当时的许多青年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巴老以他的锐利笔锋,挑开了旧中国的封建家族的大幕,呼唤着新时代的一轮骄阳.可是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文革结束,在这长达二十多年的光景中,除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巴老随军入朝后留下了小说《团圆》外（后被改成电影《英雄儿女》）,一直到文革结束的1976年,老人留下了漫长时间内的文学空白.这种文学上的空白,里边藏满了难以言喻的人文沧桑,如果 以巴老年轻时的文学成果,来对比巴老的后二十年,让人产生田园荒芜的感慨———这不是巴老个人的悲哀,这种空白几乎覆盖了中国文坛的一代元老（包括郭癎若、茅盾、老舍等）,一生安然自处与世无争的巴金,也不能逃脱时代文殇赐予他的文学伤痛.我想,如果没有那些年头的极端政治,使文学陷入传声筒和图解地位的话,巴老的作品一定会比现在要丰腴得多.因为那年代的时间总合,约占巴老生命年轮的四分之一,加起来有几千个日日夜夜之多.因而,当老人到了生命晚年,面对夕阳静思其苦乐人生时,老人情不自禁地呼吁文人的真话,而不是违背心意的连篇假话.我在巴老赠我的《真话集》的后记中,听到了老人晚年的心语,他引证了人人皆知、但未必人人都能理解的安徒生《皇帝的新衣》的典故,回眸流逝过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