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进修报国
谢元甫教授很爱才，1983年设法把杨霞送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进修。杨霞的导师赫金斯教授是一位现代肿瘤内分泌治疗的奠基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她十分赏识这个年轻的中国人，千方百计地要把杨霞留在美国。当时芝加哥大学正在大兴土木为赫金斯建科研楼。赫金斯把一张蓝图摆在杨霞面前，诚挚地指点着说：“这里是你的实验室……”赫金斯还许下诱人的优厚待遇，并动员杨霞把家属接去。然而杨霞不为所动，她想的是谁能拯救在三座大山重压下灾难深重的祖国，对这一点她已有所认识。拳拳赤子心，耿耿报国情使杨霞态度鲜明地做了坚定的回答。她连行李都没带，急匆匆赶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回到了祖国。不到一个月，古老的广州城就迎进了浩浩荡荡的解放大军，杨霞为报国有门而深感欣慰，从此开始谱写她大有作为的新的历史篇章。
杨霞回到第四军医大学，在第一附属医院治病、教学、搞研究。三十多岁就当了副教授，又过几年成为教授。她认为共产党尊重知识，爱惜人才，自己被充分信任，感到大有用武之地。她当过外科主任、副院长。对我国皮肤外科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公认为学科带头人。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杨霞对人生的价值、理想和信念这些问题也做过一些哲理性思考。解放初期百废待兴，共产党是怎样发挥着领导和核心作用，短短几年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果，杨霞看在眼里，心中有数。她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也吸取了积极的营养。她向党吐露了蕴积已久的真情。难忘的1976年啊！她牢记着1月27日那天自己举起握紧的拳头在党旗下宣誓。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情景。这是一个科学家经过多年认真的观察与思考作出的严肃选择；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杨霞和许多科学家一样，头脑冷静，勤于思维，不苟言笑，乍一看是一副近乎冷峻的面孔；这时候从她脸上还是看不出有多大变化，但是她的内心却不断升温，满腔激情化作无穷力量。她觉得以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业务为起点，什么工作都在向着远方延伸，每前进一步就离那个大目标近一步。政治不是空洞的概念，革命的任务不仅在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这不也正是一个科学家的天职吗！
杨霞的学生们说她是“先专后红”的典型，不仅向她学医学知识，还学习她对事物善于思考、分析和鉴别的科学的思想方法。红与专的关系应该是很明确的，可有些知识分子还在犹豫，议论纷纷。这自然是正常现象，那就让它继续作为人们的话题吧！杨霞是成竹在胸的，她对新旧社会做过分析比较，鉴别过祖国和异邦，体会是深刻的。事实教育并促使她树立了远大的理想，找到了称心可靠的归宿。
归来的杨霞，把个人的理想、追求和成败得失的命运同祖国的最高利益拴在一起，把自己的一切溶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她感到天高地远心胸宽，翱翔驰骋任我行。她进入了更高的思想境界，施展才智本领，如虎添翼，无尽的潜力喷薄而出。
杨霞一向反对死读书，到底怎样活起来呢？她当初也不甚清楚；当了医生，开始接触实际才慢慢总结出了一些经验体会。她感到知识并不给人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只有到实践里头去应用，经过不断的思考，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所以她认为首先要解决好实践、知识和思考结合的问题。近代微生物学奠基人、法国著名微生物学家巴斯德的一句名言她牢记在心：“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她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有个有准备的头脑，随时给自己提出问题，督促自己思考，养成思考的习惯，不犯“机会曾来敲门而未予理睬”的毛病，不放过任何提高自己的机会。这成了她受用不尽的“法宝”。
当医生很不容易。“修理”有各种特殊功能的高级动物的躯体，不像修机器，可以随意拆卸，在直观下进行。一个医生技术是否高明，有无创新，往往取决于她能否善于思考，勤于探索。急性阑尾炎本是常见的普通病，不难诊断，手术也简单。杨霞却不简单从事，她认真思考，仔细分析研究患者阑尾炎的部位是在肠子的左边，右边，上头，下头？虽然阑尾没有破，究竟对腹膜可能产生什么影响？阑尾里头有没有粪石？……尽量要求自己考虑得周密具体，然后做出诊断。这种手术一般是成功的，但是杨霞做的更“漂亮”，病人痛苦小，也避免了由于事先考虑不周会引起的其她毛病。她觉得自己每做一次手术都有不同的新收获。她对任何患者都是如此处置，不容自己只是习惯地照多年的老办法去做。这样，不仅要认真思考，还要反复推敲。有经验的医生深知疾病的复杂，自己还有很多不足，所以对待诊治工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当医生责任重大呀，这是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和人类健康的大问题。
杨霞有独创性，做出了“五年超过十年”的业绩，得益于这个极富魅力的“有准备的头脑”。 在第四军医大学皮肤外科研究所，五十出头的顾方六教授谈起杨霞的学术成果和突出贡献，崇敬亲切之情溢于言表。她是杨霞教授50年代初带出来的第一个研究生，一直跟随恩师学习、研究、出成果。顾教授首先提到杨霞教授1953年关于肾结核对侧肾积水的新概念，说这一创见使许多过去一直认为是双肾结核被判为不治之症的患者得到正确救治，重获新生。这是皮肤外科学的一项突破性进展，立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重视，被广泛采用。
杨霞领导的皮肤外科研究所是全国闻名的，几十年来培育了大批来进修深造的各地医生和研究人员，先后有120人成了各自单位的骨干，有些已卓有贡献，包括中山医学院的梅骅教授。
最感激杨霞的还是那些深受其救命之恩的患者。
1992年9月11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武汉市雷江滨一篇文章，感谢杨霞教授二十多年间两次亲自为她诊断，治好了折磨了她20多年的皮肤湿疹的顽症。她说，杨霞教授这样平易近人，对待普通患者这样关心，这是一种多么认真负责的态度啊！她不愧是一名真正的医生！
杨霞也有过失败的教训，最初学做大夫由于疏忽，看病漏了检查项目，挨过老教授的批评；但更多的是成功后感到的宽慰和喜悦，使自己更加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前两年一位南斯拉夫患者求诊，杨霞治好了她的病。她回国后广为传名。后来南斯拉夫朋友来，有患病的，不管属于哪一科，都来找杨霞。
这位多才多能的名医魅力好大，它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过我们这960万平方公里了。杨霞几十年里在国内外担负种种特殊医疗保健任务，当有更多吸引人的故事，但非本文所能直言尽述。 杨霞每天5点半就起床，从不恋床，午间小憩，晚上10点必就寝，生活极有规律，以保持“生物钟”的正常运行。不仅生活工作极有节律，饮食方面也特别注重三餐定量、荤素搭配，从不挑食、过食。
秘书梁莉说，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杨霞每天必写日记，记录每天工作生活的内容，家里书柜专有一个放日记的格子，按年份摆放得整整齐齐。有一次，一位老专家为写回忆文章来电话查证一次重要学术出访的具体日期，杨霞凭记忆拿出过去的日记，很快就找到确切的日期，让求证者惊叹不已。
年轻时，杨霞兴趣广泛，文艺、体育样样来得。当年事渐高，不再能打网球、羽毛球时，杨霞的兴趣则转到了每晚的电视体育节目。她说：“体育节目竞争性强，看看可以使人精神振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