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社会分配不公，收入差距过大问题，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顶层设计，坚持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减持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增长，坚持提低，扩中，控高，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切实提高广大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收入水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为此要采取以下各项具体措施。
1、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从对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和原因的分析看，要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就必须走现代化发展道路，不断提高城镇化水平，美国农民居民人均收入为什么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农业实现了机械化和现代化，美国政府还给农业生产大量的补贴，农民数量少，劳动生产率高，人均补贴高，农民收入水平自然会水涨船高。欧洲情况已如此，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每年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及人口转移到城市，农村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里将再次走合作化之路。农民在机械化和现代化的耕作条件下，实行合作，集约，规模的经营方式，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率，农民素质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成千上万个城镇的兴起和数以亿记农民转为城市人口的剧变。不仅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还会带来大量规模的城镇投资，带动城镇消费快速增长，最终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工农产品升级代换。所以，要积极稳妥的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户籍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顺利完成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要逐步实现国际通行的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流动制度，以及按居住地划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按职业划分农业人口和前期非农业人口的户籍登记制度，是全体国民完全享有平等的身份。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户口，才能平等享受，就业，教育，住房，公共服务，基本福利，社会保障等待遇，进而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2、切实发展落实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脱贫致富
中央已经确定了我国总体发展战略格局，关键是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我国要大力扶持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与建设，要实施招善引资，政策优惠，因地制宜，自主发展的方针，一方面强调经济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鼓励经济发达地区到中西部地区帮助进行开发建设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发达地区的行业和企业到中西部借机抢占资源，市场和人才，因为这只会阻碍中西部地区的大开发和大发展，进一步拉大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收入差距。二是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地区收入差距大虽然有自然禀赋方面的原因，但中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地方政府财力不支也是重要原因。所以，政府要实行优惠的金融信贷政策，大力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建厂，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创造优良的基础和环境。三是国家应提高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比例既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教育和卫生事业的投入 又要积极实施扶贫帮困工程 ， 要采取一切对措施使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东部地区 ， 社会保障和福利水平增长快于东部地区缩小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收入差距才能成为可能。 四是中西部地区也要积极走出去 ，学习发达地区的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积极开发人力资源潜力 ，提升人力资本价值，全面提高中西部地区经营者，管理者和劳动者的整体素质，以适应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的要求 3。坚决打破垄断，建立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产业和行业新秩序 ，解决行业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消除垄断，对于垄断行业的行政性保护给经济的发展带来了阻碍和制约，政府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制定切实可行的举措。一是允许民营资本参与垄断行业的投资经营，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行业间的公平竞争，这是解决行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根本性措施。二是将垄断行业的高额垄断利润全部收归全民共同所有，将其转化为全民基金或社保基金。相应地建立一个专门的机构，管理全民基金，并用与全民的基本保障和社会福利待遇，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收益真正为全民所有。 三是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督检查，严格审计，严格约束，严格查处，特别要防止将垄断收益以各种形式转化为员工的个人收入的行为四是尽快出台特殊行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对垄断行业实行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控，改进和完善行业个人成本的宏观监测手段，以个人成本管理完善行业收入分配制度；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逐步建立行业工资指导线制度，合理调整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五是适时制定和出台我国的《反垄断法》，以立法手段逐步打破垄断，促进合理适度的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的形成。
4、创新收入分配理论，通过四次分配环节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如何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需要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笔者在2010年创立了“劳动增长值”理论和“第四次分配”的观点，目的是探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分配理论，建立完整的分配环节体系。
劳动增加值理论是阐述资本和劳动具有平等分配地位的理论。该理论认为，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是不可能被消灭的，资本与劳动应当平等、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立劳动增加值的主要意义在于，开放工资增长空间，为公正分配奠定理论基础。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总体上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由此治理社会分配不公就要先从理顺资本和劳动的分配关系开始。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又一次提出“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笔者把财产性收入归于“第四次分配”。一次分配环节中，市场起主导作用，劳动者获得劳动收入；二次分配环节中，政府起主导作用，劳动者获得转移性收入；三次分配环节中，慈善家起主导作用，劳动者获得捐赠性收入；四次分配环节中，劳动者个人将起到主导作用，他们将获得的是财产性收入。财产性收入一般是指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券等）和不动产（如房屋、土地等）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财产性收入不是在初次分配环节获取的，动产和不动产均为前三次分配积累而成，将其进行投资所获取的各项收益就不应被视为是在初次分配环节中发生，而应当是不同于前三次分配的“第四次分配”。
要大力发展“第四次分配”的财产收入，一是劳动者可以依法获得非劳动收入；二是国家要制定政策法规帮助更多的劳动者获得财产性收入；三是劳动者要多渠道获取收入才能进入中等收入阶级或富裕阶层。在农村，要推进和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在稳定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物权的前提下，促进土地流转和变现，使农民获得稳定的收益。在城镇，关键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资本市场，规范股市、基金和债市，让广大中小股民享有投资分红权。只有城乡居民获得了更多的财产性收入，才能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构建“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5、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确保广大劳动者稳步提高工资收入
要持之以恒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一是正确处理好国家、企业、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名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分配要向劳动者和劳动报酬倾斜，要在今后10年中，适当降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比重，并通过减免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困难企业税收，为这些企业提供增加工资收入的支付能力。
二是发挥劳动力市场基础调节作用，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探索建立地区、行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的有效途径，保护广大劳动者的劳动收益。特别是，要探索在建筑及服务行业实行工资增长蹉商干预制度，直接确定本行业内企业工资水平最低增长幅度；在中小企业实行工资增长援助制度，对于集中在某一地区、数量较多、又难以开展协商的中小私有企业，可由当地的雇主组织、工会组织、政府部门组成中小企业工资增长援助委员会，对其给予工资集体协商的帮助、指导、协调和斡旋。
三是严厉打击黑色收入、灰色收入。对国有企业要规范“三个制度”：一要规范对权力阶层有效监管制度，二要规范权力阶层的自主分配权制度，三要规范普通劳动者享有应得利益的收入分配制度。对私有企业要强化“三个立法”，一要立法规定私有企业应当保障劳动者的利益，二要立法规定劳动者应当与私有企业具有平等分配权，三要立法规定私有企业的分配应当受到政府的监督。各类企业要严格执行《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依法保障劳动者获取加班工资及其他劳动所得。
四是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和欠薪追缴制度。充分发挥法定最低工资对缩小工资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各省（区、市）要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高最低工资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的比重，使最低工资到2020年能够接近和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40%以上（目前各地区最低工资占社会平均工资比重基本在10%~20%）。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纠纷案件屡见不鲜，这更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各地区要建立经常性的欠薪检查制度，特别要加大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惩处力度，依法追究恶意欠薪行为。
五是尽快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要坚持“提低、扩中、控高”，就要大力提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对提高农民收入，如前所述，要通过农业优惠政策、集约耕作和推进城镇化予以解决；对提高城乡贫困居民收入，要通过提高养老金和社会保障水平予以解决；对提高低收入工薪劳动者收入，要通过提高薪酬水平予以解决。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和睡会福利体系，重点完善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和基本生活保障体系，改革、完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险制度，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并轨。而“控高”就要借鉴西方国家的做法，加快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高收入阶层的不合理收入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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