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国实力到底有多强

如题所述

 赵雍(赵灵武王)关于胡服骑射的改革是成功的,其所以能成功,一是由于赵雍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对此认识明确,决心大,措施得力;二是由于在社会系统中,这毕竟只是一个单项改革,不是过分复杂,尤其是,这一改革不牵扯人们的实际利害,不至于反对势力矛盾激化,被人们彻底接受的余地更大些。  

  舍权让位全力吞秦

  胡服骑射的实行,军事上的强盛使赵雍雄心大增,他筹划取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旗东北),自九原突袭咸阳,吞并秦国。因感到手下诸将不可专任,遂决定让儿子赵何专治国事,自己全力治军,经略四方。他召集群臣大朝于东宫,传位给赵何,自己号称主父,使肥义为相国,李兑为太傅,赵成为司马。

  赵雍的吞秦计划包含了极大的雄心,就当时的实力相比,赵国远赶不上秦国,但秦国恃兼并之志,一直东向用兵,又南侵楚国,对北方防范较少,赵雍准备绕道九原,利用轻骑之优势,偷越沙漠荒原,直下秦都咸阳。在秦国北线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只要实施得法,赵雍的这一战略计划是有可能实现的。而且,秦国当时已正面开始吞并列国,秦国只要存在,赵国灭亡的危险也总是同时存在的,只有给秦国以摧毁性的打击,才能从战略总体上消除赵国的危险。赵雍吞秦计划的实施确是有些风险,但这是弱中求胜、解除战略隐患的必要一着,如果成功了,将足以扭转战国的局势。

  这一战略计划的实施,对领兵之将的智谋、胆略、权威和经验等方面都有极高的要求,鉴于这种情况,赵雍决定亲自担任军队指挥,为了把自己从国事中解脱出来,他将王位提前传于赵何,保证自己能专心致志于军事方面,并着手进行战略计划的准备工作。君主生前将王位交给儿子,这在以前的历史上是几乎没有过的,但赵雍是一个极重现实的政治人物,比如数年前魏、韩、燕、中山与赵国相约五国互相尊立为王,赵雍独持否定态度,坚持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史记?赵世家》)令国人称自己为“君”。面临当时的战国形势,赵雍清楚地看到,不摧毁秦国,即使自己名为赵国之君,国家也会迟早衰亡;而如果能在军事上摧毁秦国,即使自己舍掉君位,也会有国家和自己长久的未来。赵雍让出王位,全力治军,与历史上君臣亲属间争权夺位的事实形成极鲜明的对照,表现了他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胸怀和注重现实的高远的政治识见。

  赵雍的让位行为带有政治革新的精神,这一政治革新也是着眼于军事、配合军事斗争的需要而进行的,在这次变革中,他将自己置于太上皇的地位,交出了政权又未完全放弃全权,后来常常是赵何临朝就位,自己在旁设便座听朝,大概是要给赵何一个培养锻炼的过渡阶段。同时,他在让位时替赵何组织了一个较理想的政权班底,相国肥义曾是自己所依靠的亲信大臣,太傅李兑足智多谋,赵成为王室贵族,老成持重,他们同辅赵何为政,可以保证在处理国事上少有差错,赵雍的上述安排看来是有一番精心考虑的。然而,赵雍的政治革新绝不属于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的让位只是出于加强军事领导的考虑而采取的权变措施,就其整体思路看,既没有设想制度上的创新,又不包含对终身制的废除。尽管这样,在君位终身传统已牢固形成、君臣尊卑观念十分浓厚的社会中,赵雍的让位行为还是很了不起的,没有破俗逆世、敢于革新的胆识,他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赵雍专管军事后,将秦国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他为了掌握咸阳附近的地理形势,了解秦王嬴稷的处事为人,决定亲自去咸阳面见嬴稷。他在让位不久,假称赵国使者赵招,持国书来秦告立新君之事,他带着数人,一路画其地形,竟至咸阳来见嬴稷,与其对谈国事,嬴稷见赵使卑亢得宜、应对自如,甚是敬重,晚上,他突然想起赵使的言谈举止远非区区国使所及,觉得事有可疑,次日急命赵招相见,其从人推说患病不起,三天后,嬴稷派人强入馆舍搜寻赵使,才知赵使正是赵雍本人,而他在那天会见嬴稷后就暗中还归赵国了,嬴稷追之不及,礼送赵雍从人还国。

  赵雍入咸阳暗窥秦王,是为实施吞秦战略而做的准备工作,他要了解咸阳的地势和秦王的个性特点,又不满足于传闻所得的情况,于是亲身前去侦察。曾经为堂堂大国君王,又身为国家最高军事指挥,敢于冒名去敌国都城做侦探,为常人所不可想像,但这恰好是赵雍突出的个性,是他不同于常人的地方。他办事不拘成法,胆识兼人,这是他能取得较大政绩的重要原因。秦王嬴稷曾问他,赵国是否畏惧秦国,他以国使身份回答说:“寡君不畏秦,不胡服习骑射矣。今驰马控弦之士,十倍昔年,以此待秦,或者可终侥盟好。”表达了他革新措施的实施动因和对强秦无所畏惧的自信心态。  

  一国难容二主

  赵雍在前299年让出君位,全力经营军事,本想吞并强秦,威服列国,但不幸的是,在他让位后的第五年,国内发生了严重的内乱,两个儿子争位夺权,他卷入了这场争斗,壮志未酬而含恨丧身。

  两个儿子间的争斗与他对继位人的安排有直接的关系。他早年立嫡长子赵章为太子,不久立宠妃吴娃为后,遂废掉赵章,立吴娃的生子赵何为太子,生前将王位传给了十岁左右的赵何,同时将东安阳(今河北省阳原县东南)封给赵章,称为代安阳君。赵章平素奢侈放纵,心中不服赵何,常有所表现,赵雍甚表同情,私下对族人赵胜讲:“汝见安阳君乎?虽随班拜朝,似有不甘之色。吾分赵地为二,使章为代王,与赵相并,汝以为何如?”(第九十三回)他欲将赵国一分为二,使两个儿子同时称王,这一计划因受到赵胜等大臣的反对而被搁置了起来,但两个儿子因此也加深了对对方的敌意,加强了戒备心。后来,赵雍与赵何同游于沙丘,赵章相从而行,沙丘是殷纣王为畜养禽兽而筑,有离宫两所,相隔五六里,赵雍和赵何各居一宫,赵章居于二宫中间的馆舍内。赵章见赵何率兵众不多,遂与部下商议,晚上诈称父亲发病,召赵何前往,欲于途中截杀之,但赵何一行也有戒备,觉得事有可疑,相国肥义自愿先行试探,半路被伏兵误杀。赵章成骑虎之势,欲止不能,遂率众夜袭赵何之宫,双方相持不下。天明,赵何的亲信李兑、赵成等人率兵前来接应,击败了赵章,赵章单骑奔入赵雍宫中,赵雍开门匿之,李兑等率兵来捕,赵雍一口咬定赵章未来宫中,李兑令亲兵数百人搜宫,在夹壁中搜出赵章,将其斩首。李兑听到赵雍在外哭泣,遂对赵成说:“主父开宫纳章,心已怜之矣!吾等以章故,围主父之宫,搜章而杀之,无乃伤主父之心!事平之后,主父以围宫加罪,吾辈族灭矣!王年幼不足与计,吾等当自决也。”(第九十三回)乃令军士不许解围,并使人假传赵何之令道:“在宫人等,先出者免罪;后出者即系贼党,夷其族!”宫中内侍闻令,争先出宫,仅剩下赵雍一人被锁入其中,他无以为食,攀树取雀卵生啖,月余饿死。三月之后,李兑等开宫探视,将其尸葬于代地灵丘。

  赵雍在对王位的安排上,一直游移不定,他既要立赵何为君,又不愿让赵章失去权位。赵章对赵何不满,本已祸见其端,但他不是对赵章的野心予以制止,反而欲分国于章,这等于助长了赵章的野心。赵何与赵章是自己的亲生儿子,但又是国内两大政治派系的头目,赵雍因为浓厚的亲属情爱,仅仅看到了二人的前一层关系,以为他们不会有过大的利害冲突,他完全忽视了后一个方面,没有看到二人的不得两立之势。他在亲属的温情中天真地抹去了残酷无情的政治关系,带着儿女私情去处理政治问题,引发了一场本来能够避免的祸乱。

  赵雍爱子心切,不愿看到有哪一个儿子不是君王的现状,于是想分国为二,制造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这更是一个荒唐的设想。当时赵国的积弱之势稍有改观,刚刚出现了强盛的势头,但其总体实力并未超过秦国,如果分国为二,不能保证对已有的力量集中使用,即使不发生内耗,也无法抵御强国的欺凌,最终使两个国家都不会长久,何况两个政权间的内耗会是不可避免的残酷。赵雍的分国设想,是因私情而忘记国家大计、毫无政治远见而贻害无穷的构想。

  赵雍曾以使者身份回答秦王嬴稷问话时说道:“寡君虽为‘主父’,然国事未尝不主裁也。”(第九十三回)赵雍让出君位但未放弃全部权力,当时赵国的权力核心处于模糊状态,正是恃仗父亲的权威,赵章才敢于生事造反,赵章后来逃至宫中,赵雍本该依仗自己的权威严咎罪魁祸首,但他不分青红皂白,将儿子藏起来准备了事,在危及国家政权的大是大非面前,他因舐犊之爱,丧失了应有的政治立场。赵章的作乱为祸本与他的无意纵容有关,平乱中他又坚持藏匿祸首,李兑处斩了赵章,知道赵雍事后不会善罢甘休,这是根据赵雍一贯行为而作出的正确预料,出于彻底防范的需要,李兑将他做了祸首赵章的殉葬品,由赵雍一手酿成的祸乱最后毁灭了他本身。

  赵雍以极大的胆识进行了军事、民俗方面的改革和政治上的革新,赵国的气势为之一新,正当他怀一腔壮志要吞并强秦、威服列国时,却不慎酿乱丧生,他虽为赵国训练出了一支可与秦国相周旋的军事力量,但年幼的惠文王赵何缺乏父亲那种坚毅果敢、英勇善战、胆略超众的军事才能,无法很好地利用这支力量,使赵国在天下纵横策略交织、秦国兼并之势未完全形成的时期,失去了对外发展的最好时机。赵雍在内乱中死了,他留下了赵国历史上的千古遗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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