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但他本人却自幼多病，书籍成了他童年时代最忠实的伴侣，在成为作家以后，由书籍而生的冥想更是他反复在诗歌和小说中书写的主题。在诗歌中，他写过“上帝以他绝妙的反讽的同时给了我书籍与黑夜”（《天赋之书》）。在小说中，他缔造出了荷兰画家埃舍尔的绘画一般散发着浓郁的迷宫气息的图书馆：“宇宙（别人管它叫图书馆）由许多六角形的回廊组成，数目不确定，也许是无限的……”（《巴别图书馆》）而最直接阐发他的“书籍崇拜”的，则是一篇名为“论书籍崇拜”的散文，在文中，他借他人之口说道“世界为一本书而存在”，说道“我们是一部神奇的书中的章节字句，那部永不结束的书就是世上唯一的东西：说得更确切一些，就是世界”。《沙之书》里的那本无穷无尽的书，正是博尔赫斯“书籍崇拜”情结的集中体现，它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由作为符号的万物编织出来的无限的世界，象征着整个宇宙及其未知而混乱的无限性。渴望突破认知的局限、时空的束缚见证无限，但最终却在体验到无限之后，因生而为人的渺小而感到无奈、痛苦、噩梦缠身，这不仅仅是《沙之书》的思辨所在，也是博尔赫斯很多篇小说的主题。
博尔赫斯这种把哲学意味上的抽象的无限性放置到具体、有形的事体（沙之书、瘫痪青年、阿莱夫、硬币）里去的冲动并非单纯的主题诉求，在小说的形式层面上，博尔赫斯也希望通过简略、克制的行文容纳尽可能无限的、尽可能繁复的意义。在前文的分析中，以题记和角色间的谈话内容等方式“点到为止”地出现的乔治·赫伯特、大卫· 休谟、各种古老版本的《圣经》、基督教长老会派、印度、挪威等等就非常俭省地扩充了故事背后的思想和文化版图，正因此，博尔赫斯的小说成了启发法国后结构主义批评家们阐发“互文性”理论的一个重要资源。博尔赫斯在小说中最常使用的技法是杜撰一本由一个虚构的作者写出的并不存在的书，而叙述者“我”的作用仅仅是对这本书进行评述或者添加注脚，《沙之书》的整个构思框架也大致如此。博尔赫斯曾经在《虚构集》的序言里自曝了这种技法：“编写篇幅浩繁的书籍是吃力不讨好的谵妄，是把几分钟就能讲清楚的事情硬抻到五百页。比较好的做法是伪托一些早已有之的书，搞一个缩写和评论。”意大利小说巨匠卡尔维诺认为博尔赫斯通过这种技法“创造了一种被提升到二次方的文学，又像是得出本身平方根的文学”，他敏锐地指出这种技法的本质是一种“接近无限的方法”，是博尔赫斯对无限性的强烈诉求在形式层面上的体现。
推销“沙之书”的人有一句自言自语，看似含义简单，但同样值得仔细推敲。这句话是：“如果空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空间的任何一点。如果时间是无限的，我们就处在时间的任何一点。”有不少教师认为，即使在博尔赫斯生活的年代，时空的无限已经成为一种常识，所以这里推销员的自言自语，不过是因为从书的无限想到了世界的无限。而“我们”在其中的任意性，使得“我”与推销员的相遇也变得十分偶然，不可能有重见的机会。小说中，叙述者也交代了这一点。这样说，当然有一定道理，但问题远没有这样简单。由于这句话是紧接着对书的页码无穷多的描述而出现的，所以这自然让人联想到，这里的无限时空，是“沙之书”构成的内部的无限时空，而面对书本构成的无限时空，其先于“我们”的存在，使得时空与“我们”的关系，很自然地就转化成“沙之书”与读者的一种关系。虽然书的无限性已然成为一个事实，但是，当书本封闭没有读者去翻阅时，这种无限性是无法得到实现的，它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存在。一旦读者打开书本并且翻阅时，这种无限的潜能才充分释放出来。博尔赫斯在论《书》的一文中曾写道：
人们取来一本书，打开它，这本身就有美学的含义。让词语躺卧在书中，让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僵卧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毫无意义。倘若我们不打开它，书又有什么用呢？它仅仅是一卷纸或是一卷皮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去读它，就会出现新奇的东西，我以为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内容。赫拉克利特曾经说过，任何人也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是因为河水是在不断变换着，而我们并不比河水的变化更小。我们每读一次书，书也在变化，词语的含义在变化。此外，每本书都满载着已逝去的时光的含义。
但是，由于在“沙之书”中，符号的意义无法知晓，翻阅书的举动已经变得抽象化，所以博尔赫斯所说的“美学的意义”在“沙之书”这篇小说中就体现得更具哲学意味。也因为书的流淌如河、如时间的流逝难以把握，所以在无法确定对象的前提下，读者如“我们”，也只能成为一个个无法确定下来、没有客观标准维系的任意一点。这种不确定性、这种任意性，体现在情感态度上，就是一种惶恐不安的感觉。小说向读者展示的是，随着情节的发展、阅读的深入（在不懂文字的前提下，这种阅读其实是一种表面的翻阅），叙述者除了领悟到“沙之书”是一个可怕的怪物外，也把自己设想成一个怪物，而这两者恰恰是相辅相成的。
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的不确定性，在“我”打开书本前是无从知晓的。当推销员提醒“我”翻阅书本要注意书的特点时，当“我”购下此书后通过记笔记来力求发现这本书的一些可控规律而终于失败时，这本书的无限性连同阅读者自身的不安感，才一并呈现到叙述者自己的面前。这样，书的无限变化性是在读者的动态阅读中才得以充分实现。从这一意义上说，作为小说作者的博尔赫斯以读者的身份出现在小说中，一人而兼双重乃至多重身份（推销员又何尝不是与叙述者有相同感受的读者），这不单单是小说的一种叙述策略，也具有这篇小说特定意义生成的逻辑必然。换言之，“沙之书”的无限性，是在作者意义上的博尔赫斯与读者意义上的博尔赫斯互相合作中才得以实现的。从读者的意义上来谈作者意义的博尔赫斯，构成博尔赫斯一篇随笔《我和博尔赫斯》的主要内容，也成为艺术处理《沙之书》小说内容的一种特有张力。而时下一些语文教学的教案或者教学实录，忽略小说内部的隐含作者与读者之于“沙之书”的生成性关系和不可分割性，只强调小说旨在说明人们面对异己之物无限时的恐惧和逃避，将主体与客体一分为二并加以对立，还是把小说理解得较为机械和肤浅了。需要一提的是，从读者的意义来揭示书本的意义，强调读者对一本书的无限价值的生成性，未必就是受读者反应理论的直接影响。也许就博尔赫斯而言，这种观点更有特殊的思想逻辑渊源。因为他终生服膺的哲学家是英国经验主义者贝克莱。贝克莱关于“存在就是被感知”的基本理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博尔赫斯，并引导他特别关注书以外的读者感受，从而从这一角度阐发了一本书的无穷价值。
“沙之书”最终被藏匿到图书馆中，似乎是叙述者受到了把树叶藏匿到树林中去的启发：所谓“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但“沙之书”消失于图书馆的书架上，也不完全是如同“大隐隐于市”的写实策略,我们不妨从隐含的现实角度来理解书的页面无限性，必然导致对一个图书馆藏书的涵盖，或者说，一本无限之书被分解为一个庞大图书馆的浩瀚书海。就如同他的传记作者莫内加尔指出的，“他想象一本有无尽页数的书，包含了一切书本，整个图书馆被压缩成一个庞大物体。其实，在他早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中，他就想到一本书与一个图书馆的联系：“在整个六面体的某个书架上（人们都这样认为），一定存在着一本书，它是其他所有的书的完整缩本或概要。”所以当“沙之书”被藏匿到图书馆中去时，书与书的同质性成为互相的掩盖时，“沙之书”的无限性与图书馆藏书的本质联系乃至彼此包容关系，也一并被掩盖了。
尽管博尔赫斯的小说遍布各种玄学命题、神秘主义思想、宗教异端教义、僻典上的奇异理论，但诚如博尔赫斯自己以第三人称谈论自己的时候所言：“他不是思想家。他是利用哲学问题作为文学素材的作家”，切忌抛开小说形式和技艺的魅力去空谈他的哲学图谱、思想体系，那将是个彻头彻尾的阅读误区。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总结得非常好：博尔赫斯“作为一位关注想象性文学甚于宗教和哲学的怀疑主义者，他教我们如何主要从审美价值的角度来阅读此类沉思”。 用词
博尔赫斯在晚年的一次访谈中这样评价自己的《沙之书》：“我认为我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集是最近的一本《沙之书》。在这本书里，没有一个词会限制或妨碍读者。这些小说叙事简朴，尽管故事本身并不平直，既然宇宙间没有平直的事，既然每件事都是复杂的。我把它们装扮起来，写成朴实的小说。事实上那些小说我反复写了九到十遍，而我却想让它们看起来仿佛不事斟酌。我要它们越平凡越好。”
这篇小说的原文用词的确非常简单，在非西班牙语国家，这篇小说常被用来当做初级西班牙语的阅读材料。故事本身也没有什么复杂的线索，贯穿全篇的第一人称叙述并没有丝毫20世纪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里常见的意识流、大跨度想象或者跳跃式独白，属于再标准不过的简洁版线性叙事，讲述的口吻也颇合古典规范，既娓娓道来，又点到为止，让读者坚信这些叙述出自一个与早已成为20世纪小说叙述主流的“不可靠的叙述者”背道而驰的、具有守旧情怀的“可靠的叙述者”。
沙制的绳索
“你沙制的绳索”。这是小说的题记，转引自乔治·赫伯特的诗句。乔治·赫伯特（1593-1633），英国玄学诗人、牧师。“沙制”是一种松散而无结合力的东西，“绳索”则是束缚的意思。所以“沙制的绳索。就是指一种抽象、虚拟的束缚。一般地说，当人的期盼、追求、欲望到无可遏止的境地时，这些期盼、追求、欲望就会成为人自身的束缚、痛苦的源泉。作为题记，它暗示了“沙之书”清节意义的虚构和想象性，以及主旨象征意义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沙制的绳索”是存在于人们情感世界、精神世界的一种抽象的束缚或影响。它随着“我”占有“沙之书”而产生，随着“沙之书”的隐匿而消失。
细细琢磨一下博尔赫斯如何在叙述中让不可能存在的事物变得清晰可感。在诗中，“沙制的绳索”用来比喻“你”以往信以为真但后来发现纯属虚幻的东西，这个比喻颇具玄学特色：以悖论式构词把抽象的思辨注入一个日常的、可感的喻体中。用这句诗作为题记有两个非常巧妙的作用：一是暗示了小说主人公“我”将要讲述的东西亦是在僭越真实与虚幻的界限；二是提示了这篇即将展开的小说和玄学派诗歌有某些共通之处，都致力于把抽象的东西变得具体可见。
博尔赫斯的作品有着极强的隐喻性，他在作品最不起眼的环节上给人留下阅读欣赏的某种抽象的暗示。如《沙之书》，题记游离于小说的情节之外，读者很难有意识地将它与作品的情节结合起来，而小说正是借此将作品所要表达的主旨意义做了巧妙地点化，让我们在欣赏小说奇妙的情节发展的背后，感知其主旨意义的含蓄性和抽象性。因此，“沙制的绳索”不是现实意义上的绳索，而是抽象意义上的链条，对主题起到暗示作用。这是博尔赫斯小说世界的特有意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