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文科学体系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
天文科学体系在古代中国是否存在？许许多多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说法并不一致，正如天文学专家郑文光先生所说：
“一个早期研究中国天文学的法国学者德莎素（deSaussure）,就曾经根据《尚书·尧典》热情地描绘了他所想象的我国四千多年前的天文学的盛况：
‘在隐藏着中国的神秘古代的黑暗中，《尧典》在我们面前揭开了这样一个场景。皇宫的一个庭院清晰的出现了，这里便是司天之台。闪烁不定的火炬的亮光显示出正在进行的事情；从那投射在漏壶刻度的光线，我们可以看到天文学家们正在选择四颗恒星；当时，这四颗星正位于天球赤道的四个等角距的点上，但是，它们注定要用它们的移动来为后世说明，这幕场景发生在四千多年以前。’
也是一早期研究中国天文学史的法国学者马伯乐（H.Maspero）却截然相反，他认为中国天文学的历史是很短的，直到公元前五、六世纪，中国天文学还没有产生。
另一个法国人德伦贝尔（M.Delambre）走得更远。他说：‘中国历史虽然长，但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这已经不是评价的观点问题，而是肆意的贬低了。
有一个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从来不曾做过研究的英国三一学院院长，更是十分恶毒地诬蔑中国古代天文学。他说：‘这是一个从来不晓得把自己提高到最低水平科学推理的民族；我们对于他们那些荒谬的东西所做的工作已经够多了。他们是迷信或占星术实践的奴隶，一直没有从其中解放出来；即使散布在他们史书中的古代观测记录是可靠的，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去注意。中国人并不用对自然现象兴致勃勃的好奇心去考察那星辰密布的天穹，以便彻底了解它的规律和原因，而是把他们那令人敬佩的特殊毅力全部用在对天文学毫无价值的胡言乱语方面，这是一种野蛮习俗的悲惨后果。’……
近年来，英国的一个研究中国科学史的专家李约瑟（J.Needham）对中国天文学作了一些较为公允的评价。他说：
‘除巴比伦的天象记事（其中大部分都已散佚）可以看出，中国人在阿拉伯人以前，是全世界最坚毅、最精确的观测者。’他又说：‘显然，中国天文学在整个科学史上所占的位置，应该比科学史家通常所给予它的重要得多。’”并总结出中国天文学的七个优点[1]。
通常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则认为，“由于古代中国和西方科学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本身的角色意识不同，所以，他们除了为求知这一共同目的进行科学探索活动外，还有不同的目的。古代中国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用，为生存服务；而古希腊的科学家更主要的是为了解释自然，为认识服务。以天文学为例，古代中国官方天文机构名称历代不同，如太史、太史局、司马监、钦天监等，但天文机构的设立一是为了制订历法。二是为了观测天象。在古代，历法是人民‘生存’的指南，农田的耕种、收播都要依照历法行事。历法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中国历代帝王登基都以颁布他的新历法作为其合理性的标志，如刘歆的‘三统历’就是为王莽篡权而制定的，及崇祯改历等。观测天象主要用于为皇帝预测吉凶，以求奉天承运，行战争，平天下。这种为生存服务的实用传统为中国人从事科学探索设定了一座无形的围城，人们一旦谈及科学就必定进入这座围城，否则就不属于科学探索范围，这也就是古代中国历代都涌现出一些天文学家，总体人数比其它学科都多，而且天文学研究一直持续进行，却没有产生出天文学体系的缘故。”[2]我们的辞书也是只有“中国天文学史”的词条，没有“中国天文学”的词条，无法令人象了解希腊、埃及、阿拉伯天文学的框架那样对“中国天文学”的框架一目了然。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如果没有“中国天文学”，那麽“中国天文学史”又从何而来？
古代中国究竟有没有天文学？为什麽同是面对中国古代大量的天象记录，却会有如此不同的看法，除了带有偏见的种族歧视这一原因之外，学术界的一些学者不了解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探究古代中国天文学，也是不承认古代中国有天文学的一个主要原因。立足点不同是足可以让人“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岭有路可行，峰无路可攀。有路可行则所获颇丰，无路可攀则收效甚微，立足点、研究方法不对头会让人一无所获。因为对中国天文学的正确认知直接关系到对中国传统科学与思想文化的正确认知，所以非常有必要从根本上予以澄清。
二、独特的古代中国天文学
古代中国天文学根本不象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那样，是“天文学简直没有在中国发生过”，“古代中国科学家进行科学活动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用，为生存服务”。而是与古希腊的科学家一样，“更主要的是为了解释自然，为认识服务。”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先生，在全面、深刻、细致地综合分析、对比中国和西方在天文学体系方面的差异之后，得出的精确结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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