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北京已经是很冷了，我穿着从家里带来的冬天服装，好像也没有挡住那刺骨的寒风。安排好住宿，我便急急忙忙赶到儿童医院报到。听说血液科非常缺医生，第二天的早晨，我就按时到血液科（骨髓移植科）上班。到底是首都大医院，病房非常干净，也异常寂静，两扇大门上贴着两个活泼可爱的小娃娃，走廊的天花板上挂着一排排长长的红灯笼，过道的墙上贴着很多卡通画。如果没有穿着白大褂来来往往的医护人员，你一定会误以为进了某个幼儿园。像其它医院一样，早晨是要进行交班的，办公室的椅子只有五六把，可医护人员有十几个人，我站在那里不知该不该坐，墙上的挂钟已敲响了八点的钟声，主任宣布交班，我环视了一下大家，怎么没有一个人坐下？全都整整齐齐挨着桌边双手背着站着。我也立即挺直了腰杆，专心听着交班，办公室的交班非常简单：来了几个病人，出了几个病人，病人的大致情况是什么。我正纳闷，只听主任说：去床头交班。我这时才明白了，原来重头戏在后面。我跟随大家来到病房，顿时傻眼了，每个病房有四个病人,青一色的光头,用北京话讲叫“秃瓢”,让人分不清哪个是女孩,哪个是男孩。而且每个孩子都非常胖(吃激素的原因),在他们的床上放着一个塑料茶几,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他们都有一个习惯的坐姿—盘腿大坐,或像一个个小弥勒佛。主任进去的第一句话是：“宝贝,感觉怎么样?”大一点的孩子会说“还行”。这一问一答,让人听起来真舒服。
今天是我第一个夜班。下午，交班时主任交待我说，血液科病房别看病人少，但都非常重，有准备做骨髓移植的，有正在移植的，还有移植后的，因此要格外当心，稍有大意，后果不堪设想；并嘱咐我在接班后，一定要进“百级仓”看看（白血病人骨髓移植时使用的无菌房间）。我心中暗暗叫苦。白血病人在我们山区见的很少，更别说骨髓移植了。一上来便把我安排在这个倒楣的科室，我心中虽然一百个不愿意，但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只希望上苍保佑自己度过一个平安之夜。大家都走后，我立即打开书本，详细查看了要进入“百级仓”都需要做哪些准备，进去后应该观察什么。在当班护士指导下，我穿过四个消毒房间，经过层层消毒，终于来到那个小患者身边。这是一个昆明来的小男孩，名叫赵星星，今年整整六岁，三岁半时就发现患有白血病，今年好不容易才找到配型，目前正是预处理阶段，也就是用大剂量的化疗方法，把患儿体内的肿瘤细胞全部杀死。当然，在消灭肿瘤细胞的同时，好细胞也被消灭了，这时候体内就像一个没有设防的城池，一个小小的感染，都可能要了孩子的命。孩子非常可爱，可能是一个人长时间待在只有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非常寂寞的缘故，对我的到来，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阿姨，我怎么没见过您？您姓什么？”
“我姓陈，是从陕西来的进修医生。”
“我知道。陕西有西安，有兵马佣，还有黄河。陈阿姨，如果这次能够治好我的病，我一定要游遍祖国大地。阿姨，您猜猜看，我病好后第一个想去的地方是哪里？”
“是什么地方？”我问道。
“是天安门。阿姨，您去过天安门吗？”
我摇摇头，说，“阿姨过一段时间一定去，然后再告诉你天安门是个什么样。”这时，小男孩灿烂的一笑，说“阿姨，我知道天安门是个什么样子。”他马上用稚嫩的童音给我背诵了一首儿歌：天安门，在北京/红的墙，绿的瓦/金水桥下水清清/鱼儿游，我们跳……读到这里,赵星星突然问我:“阿姨,您说那金水桥下有水吗,水里有鱼吗?”“有,一定有.”我笑着肯定地回答道,并用手摸了摸他的小光头,而心里,顿时有一种酸楚的感觉。
大剂量的化疗开始后,小男孩的白细胞一天天往下掉,最后白细胞为零,血小板也下降到场2000/WW3,出现了高热不退,腹泻等感染症状.尽管我们用尽了全力抢救,最后也没能留住男孩儿的生命.弥留之际,孩子睁开眼睛,声音很微弱地说:”刚到北京,我就希望爸妈妈带我去看天安门,可他们说等我病好后再去看.现在我真想去看看天安门…”这时，在场的医护人员的眼睛都盈满了泪水。
新年第一天，我独自一人来到雄伟的天安门，站在金水桥上，我的耳边仿佛又听到那小男孩那稚嫰的声音：
天安门，在北京，
红的墙，绿的瓦，
金水桥下水清清，
鱼儿游，我们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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