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在研究者普遍认为，中国的产业经济当中“短板”之一就是管理。同样，长期处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传媒产业最弱的环节也还是管理。改革开放以来，传媒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已经遭遇到了重宣传管理轻运营管理的规模化发展“瓶颈”，或者说“瓶颈”尚在突破过程中。仅仅从运营结构上看，确实很多的平面或电视媒体，这里包括不少地方性媒体以及一些中央媒体单位，通过资源整合（包括平面媒体与广播电视媒体的跨媒体整合，另外包括区域内频道资源、子报系列整合等），实现了集团化、规模化的“媒体再造”。但从实际的运作来看，一是还遗留着不少机械简单的“体制内”观念，二是整合往往成为流于形式的合并和“挂牌子”。其实并没有从本质上改变以往的管理运行模式，当然也不可能实现按产业化思路进行资产优化配置之类的管理创新。不破不立，管理不创新，集团化、规模化不过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已。
中国的传媒产业的竞争力究竟如何？制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瓶颈”是什么？在发展中我们怎样才能同时兼顾社会效益？中国传媒业距离全球化还有多远？这些都需要我们从媒介管理学中寻找谜底，需要从事媒介管理学的中国学者认真思考并体现研究的价值。
有些问题是从事媒介管理学研究的学者们必须关注的：比如一谈到传媒的产业化，似乎就只剩下了追求商业价值；一说到管理创新，眼里就只有了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一说到规模化发展，就是不顾实际情况，盲目投资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以上种种问题现象，都是传媒业在改革过程中一直难以解决的顽疾。
所以，我们对媒介管理研究的理解应该是：除了探讨传媒如何实现产业化、市场化的问题，除了资本运作、风险管理的问题，媒介管理还必须首先思考传媒产业的战略定位到底是什么？既要解决引进管理人才与制度性创新这样的微观基础性建设问题，还必须运筹如何参与国际竞争、进行文化价值输出等这样的宏观话题。
谁都知道，媒介管理学即不等同于传播学也非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概念。主要原因就在于传媒作为信息传播工具，其媒介的意识形态属性、公共属性是其他资本产业及其产品所没有的。所以，媒介管理即要遵守管理学的操作流程，又不能滑落到泛商品化的俗套里；既要尊重其文化属性的特殊性，又不能脱离所生存的社会结构必须的资本和市场。因此，从维护和促进传媒产业发展的立场看，媒介管理学不仅应该受到重视，更需要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突破、不断发展。
随着全球化、信息技术、网络普及的突飞猛进，网络新媒体的长尾理论已经颠覆了传统经济学上的帕累托效应。这意味着传媒产业以往的经营理念必须进行观念革命，也正因为媒介管理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或是理论突破，或是技术突破，更或者是产业实践突破，都将对传媒自身的发展、甚至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从媒介管理学的特殊性出发，如何协调传媒产品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关系？产业发展与整体战略如何衔接？如何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与媒介经营改革的互动？确实是值得进行深度理论研究与探讨的紧迫话题。
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媒介管理研究已经成为了支撑传媒业持续做大、做强，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基础性学科。由于它的前沿性、复合性，要求研究者必须搭建现代企业管理的多重知识架构，较为立体地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践。而从国情出发是媒介管理研究的本源，站在国际视野高度是研究所追求的方向。
我个人认为，抓住媒体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比如媒体经营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互动发展是很值得深入研究与探讨的课题。具体来说，在社会转型期过程中，媒介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哪些可以依靠政策支持来突破？哪些应该允许试点先行？进行资本性嫁接的传媒产业应该如何设置扩张周期？扩张周期与政治、社会、经济体制如何衔接等。
中国的问题历来有自己的特殊性，要想在媒介管理研究上取得一点点成绩就必须首先尊重传媒业的历史与现实处境，不能脱离具体情况做“纯粹”的学术探索。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媒介管理只有通过与现实媒体的操作化嫁接，直接参与媒体的实践活动，才能让研究更具有针对性，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总之，研究必须要与实践互动。
有些问题必须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
一、对国家针对媒体产业以及相关的文化产业政策进行梳理并结合案例分析，求证政策出台、执行、效果等实际利弊，以此为基点判断政策走势和产业趋势；
二、结合宏观经济政策及产业生存环境包括国际媒介生存环境，求证传媒业改革的压力与动力的来源、困境及解决对策的参考模式；
三、选择代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媒体进行现时点纵向和横向聚像比较研究，求证媒体发展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互动效应；
四、对转型期社会与媒体改革突破点的研究，结合现实成功与失败案例；
五、预测媒介发展与资本性嫁接的限度以及对政策环境的调整周期的适应及推动作用；
六、媒介生存环境总结及政策调整建议。
追求利润，仅仅是对企业管理决策有效性的检验，而要回答企业的目的，必须在企业之外去寻找，因为企业是社会的一个器官。加拿大学者莫斯在他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强调：“传播是一种相当特殊的、十分强大的商品，因为它除了能生产剩余价值外，还制造了符号和形象，其意义能够塑造人们的意识。”《基业长青》的作者认为那些高瞻远瞩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经历百余年而一成不变”。
媒介经营与管理是一个社会课题，值得我们为之探索。不仅仅因为流程再造或企业重建，也不因为资本的力量和追逐利润的动力。
传媒改革中最紧迫的问题该如何解决，说到底是传媒业如何发展的问题。
这缘于我们的责任，中国传媒业的责任。
4，“中国的文化产品贸易远远不像商品贸易是出超，而是严重入超。多年来，我们的图书版权贸易一直在10:1左右的逆差水平上徘徊”。“两会”期间，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政协委员赵启正在接受中国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是政治、经济、文化三强的国家，因此，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特别加强文化的振兴，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我们是世界第一的电视机输出国，却不是一个能够输出电视内容的国家
赵启正委员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为全世界的文明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还曾经有四大发明，对推动人类进步起了巨大作用。但这都是祖先的贡献和祖先的光荣，四大发明之后几百年来我们没有更重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我国文化事业有了很大发展，对世界文化贡献作用开始加强，但必须冷静地看到，如今中国对外的文化影响远不如外界对中国的文化影响。
追问这是文化产业对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作用吧orz
追答恩
追问能稍微对题点么，很要紧的题目的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