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一把双刃剑，说得好，利人利已；说得不好，害人害已．如果没有想好说什么，就干脆什么都不说；如果说出的话引起别人的反感，要即使挽回僵局；如果说话经常不招别人喜欢，就要回来好好学学说话。
很多重大问题跟修辞有关
语言可以引起人和人之间的分歧，因为你用的那个语言系统和他的那个不一样，就会引起分歧；但语言也可以使人与人之间达到谅解，达到妥协。
我发现，很多重大的问题，最后变成了一个修辞学的问题，当然这是最理想的，不用战争来解决，而是用修辞来解决。比如说，中美上海联合公报，我们希望美国方面必须明确承认一个中国的立场，美国人不想说承认，不想说“recognize”。又比如中美撞机事件，中国说你必须道歉，他们说我不用正式道歉，我是在公海上空飞行，最后他用的是“deeply sorry”，这当然是一种道歉的意思，但是他又不是“aplogize”，这样双方就都接受了。
我（王蒙）可以在这透露一个秘密，但出去这个房子我就不承认了（笑）。有些人很奇怪，说1986年后你怎么那么快就担任了文化部部长呢？我想这和我会选词有关系（笑）。有一次，讨论一个讲话，说我们要保障作家的创作自由，然后说不要以为创作自由就什么都可以自由了。我觉得这个说法不太好听，建议改成“我希望”的意思，可以相信，广大作家能够万分珍惜以及正确地运用这个创作自由。
语言的神学功能
有时，语言本身可以变成一个超人间的、超自然的力量，一种神奇的力量。
我们从最初等的说起，不只一个民族在寻找一种咒语，寻找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语言，比如说“南无阿弥陀佛”。
解放初期，取缔过一个反动会道门，叫“一观道”。还演过一个电影《一贯害人道》，“一贯道”有个“五字真言”，渲染说，遇到困难，只要一说这五字真言，就能立即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就是说，有一种神奇的语言，不可理喻的语言。这是等而下之的，那么高级的呢。起码我们有些神圣的概念，比如说事业、献身、壮烈、神圣，比如说崇高、永垂不朽，这么一些语言能使你热血沸腾，让你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再比如说“恐怖分子”，他们叫自己是“圣战者”，说明“圣战者”这个词有非常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就是一种神学的力量，是种超人间的力量。“9·11”以后不久，当时的塔利班发言人说，“我们要对抗美国，美国有一切，我们只有自己的生命，因此我们渴望在圣战中死亡。我们渴望死亡就和美国人渴望生活一样。”这真是令人毛骨悚然。
语言的夸张和欺骗
哪怕是一个最诚实最善良的人，他也会有意无意在说话、著书、讲演中倾向美化自己，美化和自己同道的人。美化这样一种思想、一种行为，而有意无意地贬低乃至于歪曲异己。这是非常难避免的。所以，在汉语中有一些成语都表达了对语言的不信任。比如“听其言，观其行”、“花言巧语”、“口蜜腹剑”、“巧言令色”。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中有“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说明人们对语言的警惕和不信任。语言有可能和事实脱节，语言有可能夸张，有可能变成牛皮，有可能变成欺骗。
这也是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京剧《失街亭》，马谡失街亭，害得诸葛亮演了一场空城计，诸葛亮几乎被俘，后来就把马谡给杀了。但诸葛亮和马谡的个人关系很好，杀他的时候就流泪，他手下的人说：“丞相，你不要哭了。”诸葛亮知道，马谡犯了那么大的错误，按军法应斩，因此他不能承认是为马谡哭，他说：“我想起当年先帝白帝城托孤的时候对我说，马谡这个人言过其实，终无大用，我思念先帝故而流泪。”尽管这是诸葛亮的一个托词，但刘备评论说“言过其实，终无大用”，这话是很有意思的。
中国还有一些奇怪的说法，比如说名医不谈病，名将不谈兵，你越是名将，你是著名的军事将领，你越是不随便谈论战争。战争是随便谈论的吗？千变万化，你能随便分析得出来吗？你能分析出来这个局面还要继续多久？越是地位高的、负责任的，他的语言越简洁。名医也是一样，人的疾病千变万化，因人不同。这也是中国人的智慧。
被接受的人越多，含金量越小
不管多么好的语言，一旦表现出来，它已经显得不够丰富了，它变得发呆，变得简单化。
一个人的思想是混沌的一团，它围绕着事物的各个方面，你这么看，觉得这么有理，你那么看，也会觉得那边有道理。如果这么讲的话，任何一句话都讲不清楚。任何的表述，当它表述出来的时候，都先天的趋于简单化，趋于静态，趋于平板。还有一些话，正因为你讲得非常好，被普遍接受以后，就变得非常的粗浅，甚至粗鄙。
语言被接受的人越多，它的含金量会越来越小。比如说“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只有一个人知道，这很了不起，居然看到失败是成功之母，如果全国人都在那里说简直是开玩笑。本来一个非常美好的词，雪莱的“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多美好的词，但是现在这个词还会给你什么刺激？一个白痴可能都会说。
语言的教条主义
老舍曾经说过，他最讨厌的就是最常用的形容词，比如说“流水潺潺”，他非常讨厌“潺潺”，我对潺潺这两个字也不用，你看我的小说，大概很少用潺潺的流水这种说法。如果在座的任何一个人从我的作品里面找出五个“潺潺”来，我准备给他奖励伍千元（笑）。
老舍不喜欢“潺潺”这个词，但是这个“潺潺”无罪，就是因为被人用烂了。我上小学的时候读过一本模范作文选，是在日本统治时期，读这本作文选最大的收获之一就是我学会了一个词，叫“皎洁”，“皎洁的月儿升起来了”。
有很多很多很正确的话，它有一个贬值的过程。语言本身就有使你教条主义的可能。
语言形成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
语言形成了它已有的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
稍加注意，你就会发现，幼儿园的孩子们从学认字就开始背唐诗，据我所知，在北京起码有60%至70%的孩子，他们背的唐诗第一首就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这首诗当然非常好，平白如活，很容易明白，令人形成一个感情模式，一看月亮，如果在外地的话，就想起了故乡。这感情本来没有必然性，外国人看来末必如此，外国人看到月亮想起什么，我不知道，起码不一定“思故乡”。
在比较发达的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地方也可以买到中国的东西、中式的食品，如东方超市、中国超市，从速冻饺子到豆腐、榨菜到茅台酒、炸油条、豆沙包，什么都可以买到得到。一些居住在国外的老华裔知识分子跟我交流，说在国外物质生活很容易习惯，感到最大的隔膜还是文化的隔膜。我们看到一首唐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就非常的感动，这份感动很难传达给白皮肤的西方人。西方人很重视实证主义，具有很理性的科学的思维，你说“露从今夜白”，他就会问“为什么从今夜就更白了？”就想知道这里有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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