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康乾盛世”，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三藩之乱，止于嘉庆元年(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持续时间长达115年。有些中国历史学家们将“康乾盛世”称为辉煌，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创造了中国历史的奇迹。他们认为国家统一的最终完成，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学术文化的集大成趋势是“康乾盛世”最显著的历史特征。
事实上，如果把“康乾盛世”和三代以降号称盛世的其他各个时期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逊色前代。首先，为了限制明末以来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及恢复农业生产，清政府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导致明末强大的资本主义发展势头被抹杀。从此落后于世界潮流，尽管康熙下令把一部分明代各地藩王所占田地归还农民垦种，奖励垦荒屯田，并实行开垦荒地之初，免其杂项差役，三年免科，或通计十年， 方行起科“等办法，还颁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令，重视兴修水利。但大兴文字狱，残害大量文人学士，严重禁锢了人民的思想，使得明末繁荣的百家争鸣，科技发展彻底消失，中国从此进入一个死气沉沉而昏暗的时代。
当然满清也有一些贡献，如康熙时代统一台湾，平定三藩之乱，抗击沙俄侵略，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使疆域空前扩大。
雍正时代广泛实行“摊丁入亩”税制，使经济、人口迅速发展。
乾隆时代继续改进和完善各项制度，使人丁繁多，国家富庶起来。经康乾百余年的发展，人口已超过3 亿。是明朝最多人口统计数的5倍，比清初人口最少时增长了20余倍。
⒈悲剧之源：“盛世”表象下的危机
所谓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表面上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奸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繁荣表象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三个关键问题：一是政治腐败，二是制度落后，三是对外关系。
⒉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统治者对政风一直不大重视，很少真心想法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与勤政。康熙时代企图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提高统治阶层的道德素质。雍正则一方面妄图通过养廉银减轻腐败，另一方面采取严刑酷法，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效果不佳。 劳民伤财，象蝗虫一样搜刮百姓供自己寻欢作乐的下江南。
康熙时代，宰相明珠，索额图所贪污钱财远超号称明朝最大贪官的宰相严嵩数十倍，而康熙却几十年来对他们的行为视而不见。雍正时代，即使在表面的高压下，由贪污导致的考场舞弊事件依然层出不穷。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更加混乱，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和申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且贪污之巨大可谓空前绝后。尽管乾隆有时也厉行惩处，诛杀不少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政治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政治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学术界关于康乾是否为盛世一直存在争议。阎崇年曾与港大一教授拟合作一篇论文，题目叫《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康乾盛世》，但最后专家委员会没通过，因为委员会多数是西方人，他们认为康乾是黑暗时代而非黄金时代。
在17世纪中叶的1636年，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曾德昭记载的那个“相当的富裕繁荣，在各方面都令人赞叹”的明朝已经于1644年灭亡了，取而代之的是号称初期“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朝。在这期间，外国人的记录有力的驳斥了这种虚假的“盛世”。经“康乾盛世 ”的“励精图治、文治武功”最终使中国落后贫穷到什么程度，引用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一句话一目了然：“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我们扔掉的垃圾都被人抢着吃”。诗人唐甄在山西做过知县，亲眼目睹了清朝统治之下的痛苦生活，他著有《潜书》，里面提到： “清兴五十年来，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他亲眼看到山西妇女多无裤可穿，而“吴中之民多鬻子女于北方”。可见所谓的“康雍乾”，其实都是被拔高的侏儒，在后金的统治下，老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当痛苦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所谓“人们衣衫褴褛甚至裸体”这与唐甄的记载完全吻合，可见确实是实情。
《爱丁堡评论》文章提到，虽然“乾隆可汗”曾指示：“俟该贡使到时，必须整列队伍，以肃观瞻。”但马戛尔尼还发现清国的武装部队如同一群叫化子，不堪一击。马戛尔尼发现社会上普遍的贫穷和不安定——这跟陈弘历可汗希望他发现清国富庶的目的，恰恰相反，因为沿途他看见太多的乞丐和太多的破陋而荒芜了的建筑，以及大多数清国人过着低水准的生活。马戛尔尼认为，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清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惧之中 "，所以人们"胆怯、肮脏并且残酷"。
1793年，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此时距离郑和宝船出海已近400年（1405年-1433年），距离万历年间明军500艘舰艇歼灭日本海军 450艘战船于露梁海战195年，距离明朝水师五度击败荷兰海上马车夫确立日本到南海的全部东亚制海权154年，中国航海已经衰落到被人看不起，并加以耻笑的地步了……
当时英国使团“惊奇的发现中国的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浅，无法抵御大风的袭击”，他们由此得出的判断是“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马嘎尔尼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的船只，至今已经有250年了，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过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的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更加令人难以置信”。（以上引自《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佩雷菲特 著）
通过英国使臣的叙述，可见明帝国曾经作为海上军事和贸易强国的辉煌与荣耀已经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回顾一下明朝末期中国的航海水平：
1598年，明朝海军出动500艘战舰，开赴朝鲜露梁与日本交战，此战一举击沉日本战船450艘。此舰队无论从船只数量，兵力人数、火炮数量、船舶排水总量，火炮技术水平（后装填速射炮，弹丸不弱于1815年英国海军的24磅炮）、单艘船只的战力（吃水6.6米，可容300人，数十门后填装速射炮的一号福船），都超过1588年共有船舰130艘的西班牙“无敌舰队”。
与英国比较，1633年的明朝封舟和同时期1637年英国建造的当时西方最大的战舰“海上君王”号是相当的。
封舟长66米，宽19.8米，仓深16.5米，吃水4米，海面高度12.5米；
英舰长51米，宽14.7米、深23.17米，吃水6.8米，海面高度16.37米。
不仅如此，明朝后期的海战战术战法也极为先进，郑氏水师独步海疆的“五五制”战舰队形和指挥系统，即利用“五点梅花阵法”将对方“线形队列”分成几段，形成局部围攻以后，用轻巧的快船架设重炮进行艉射（Raking Fire），此战法比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 ”（Nelson touch）早出现了一百多年……即便是到了英国的马嘎尔尼使团访问清朝的1793年，英国海军称霸全球的“纳尔逊战法 ”（Nelson touch）都还没有出现
而且如果是黄金时期，怎么会有那么多贪赃枉法的人？那么多无家可归的人？意大利人的游记里写道：“……遍布京城的街头，到处是衣着破烂的难民。……军队也穿得破破烂烂，好像是要饭的乞丐……这还是马可波罗笔下的黄金遍地的东方吗？”现存的清稿文献都显示，清朝的富强程度远远被高估了。而且自康熙以后，实际上中国的科技文化艺术已然步入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
康熙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接触西方科技的人之一，而且还把好多西方的科技项目当成了自己的玩具。但当他玩着这些玩具正高兴的时候，西方已经大步地走向了工业化社会，他的帝国呢，还陷在“你耕田来，我织布”田园牧歌里出不来。而且，也正是由于中国周边国家的积弱，让康熙可以挥舞他的马刀，让中国再次进入一个虚幻的盛世，错失了进入工业化和西方各国平起平座的大好时机。
康熙并不是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这种西方先进的科技知识的。比如，1682年康熙巡视辽东，夜间宿营时，“他拿出来几年前给他制作的小型星座图表，依据星的位置说出时刻来。这样，他便在其周围的贵人面前，能夸示自己的学问而得意”。又如，1691年8月21日，召见张诚(J．P．Gerbillon)，向他学习使用天文环，康熙“虽然弄得满头大汗，还是对这个仪器的全部用法进行了实习。他对天文环及半圆仪的准确程度给予了高度评价”。康熙对天文学的兴趣和造诣，也许可以说在中国历代帝王中绝无仅有，但他并不是清代惟一对天文学有兴趣的皇帝。雍正也在宴请耶稣会士时“想了解行星联珠的情况，并就它们的推算提了各种问题”。
可惜的是，虽然康熙的身边有这样一些来自西方的人，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他唯一感兴趣的是，只有天文历法。而他们之所以对天文历法感兴趣，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想用这个来证明，他们是真正的天之子，他们的权力来自于玉皇大帝。
所以虽然康熙早就了解了西方的科技，虽然他甚至亲自接触了西方的科技，但直到康熙一朝结束，在他领导下的古代中国没有一点要象西方学习科技的意思。
举一个例子，早在明末，中国就有了红衣大炮。当然也有人把它叫红夷大炮的，也就是葡萄牙人制造的，威力不十分巨大的火器。想来康熙对于这种大炮印象深刻，因为他的老祖宗努尔哈赤就死在这种炮火之下，他的亲舅舅佟国纲也是在征讨噶尔丹时中弹死亡的。但到康熙死的时候，清朝的军队里还没有完全配备这种红衣大炮，这种大炮还是个稀罕玩意儿，更不用说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来制造和改进这种犀利的火器（仅有少量的仿制）。而就在康熙死去118年后的1840年，英国就是用红衣大炮的改良版，轰开了中国的大门。
第一，这只能说明老康的运气好。通过历史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的百姓，主要是农民的生活好与不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是不是有自己的土地。康熙的时候，正好是一个乱世之后，前朝积累下来的土地兼并现象随着长期的战乱，得到了极大的,有效的缓解。明代的王爷也好，地主也好，贪官也罢，在各路流寇以及入关的清军的杀戮之下，大规模地减少。再加上由于多年的战乱，人口的数量也大大缩减。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说基本上做到了耕者有其田。
实际上，总结中国的历史，大家可以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结论，那就是所谓的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虽然大儒们经常把这其中的原因归结为天道循环，归结为明君在世，但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是大乱之后，造成了财富、土地的再分配，缓解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所以会在一定时期内产生一个所谓的治世，盛世。
封建社会不稳定时期都存在着大规模的农民造反，或者是外族入侵。而几个短命的王朝，恰恰是权力和平（当然可能是被迫的）交接的时候。比如晋、新（王莽）等等。
对于这个结论，阿元会在大国之路里详细的说说，下边咱们接着说康熙。
说康熙运气好的第二个理由是，到了康熙的时候，小冰河时代结束了。对于一个看天吃饭的农业国家来说，良好的气候是农民生活的保证，这也是康熙时候能被人称为盛世的原因。
但从康熙末年，贪污腐化成风，国库都快给借空了的情况来看，康熙之所以在许多人眼里是个明君，真得感谢他有个好儿子。否则的话，社会矛盾可能早日暴发。
还有一点，被人所诟病的圈地令，是康熙24年才废除的。
清朝入都北京后，为解决八旗官兵生计，决定强占北京附近的土地，遂下圈地之令。顺治元年十二月规定，近京各州县汉人无主荒地全部予以圈占，分给东来诸王兵丁人等。
顺治四年、八年清政府又两次颁布圈地令。根据上述命令，旗人携绳骑马，大规模地圈量占夺汉人土地。很多农民田地被占，流离失所，饥寒迫身；同时又强迫汉族农民“投充”（即依附于满族贵族），补充其壮丁队伍。有些汉人地主为求得政治上的庇护，还带地投充。土地圈占后，八旗贵族和官员、兵丁，按照各自地位高低及所属壮丁多少，分得数量不等的土地。其大部分落入了贵族和官员之手。圈地主要在近京三五百里内的顺天、保定、承德、永平、河间等府（今北京、河北北、中、东部及辽宁西南部地区）进行，圈占总数达16万多顷(一说19万多顷)。驻防外地的八旗在山东、山西、陕西、江苏、宁夏等地也进行过圈地，但规模较小。圈地给汉族人民带来极大痛苦，所圈之地，原田主被逐出家门，背乡离井，因此纷纷起而反抗。
顺治四年，大规模的圈地已停止，但零碎的圈地、换地、带地投充仍不断发生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作出永远不许再圈的决定，圈地至此最后停止。
清初大规模地圈地导致“近畿土地，皆为八旗勋旧所圈，民无恒产，皆赖租种旗地为生”。
这么一个造成民怨沸腾的法令，老康同志在亲政八年之后才废除，这算什么狗屁明君呢？
对于火器或者说是热兵器的发展，有人整理了一个时间表。
第一个阶段是中国领先世界的近千年（公元808年—公元1525年）：
808年，中国人发明火药。
904年，中国人郑璠发明火药弹，抛石机由抛石变为抛火药弹，火药首次用于战争，开创了热兵器时代。
970年，中国人冯继发明喷射火器（捆绑火药筒的竹箭）。
1000年，中国人唐福发明火箭、火球、火蒺藜等火器。
1132年，中国人陈规发明火枪（竹竿火枪，喷射火焰烧人）。
1259年，中国人发明突火枪（粗竹筒发射弹丸）。
1280年，中国人发明火炮。
1346 年，英国人发明发射石弹的火炮。
1378 年，德国人发明发射铁弹的火炮。
1410年，西班牙人发明火绳枪（火绳点火）。
1525年，中国人发明发射爆炸弹的火炮，开创了世界的新纪元，结束了中国的旧纪元。中国人发明了爆炸弹，但仍然热衷于使用实心弹。
第二个阶段是中国与世界保持水平的两百年（1525年——1715年）：
1525年，意大利人芬奇发明燧发枪（燧石点火）。
从1525年开始，西方的枪炮技术就渐渐超过中国了。但是从1525年到1683年的158年间，中国的枪炮技术尚能与西方保持同步。但当清朝政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稳定全国之后，因军事的威胁消失，官方对火炮的重视日减。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中国的枪炮技术大致与西方相当。
第三个阶段是中国衰落的一百年（1715年——1840年）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山西总兵金国正上言愿捐造新型的子母炮22门，分送各营操练，结果康熙皇帝竟然禁止地方官自行研制新炮。从此，中国的枪炮技术固步自封，不进反退，逐渐衰落。中国的枪炮知识和技术开始传承失调。
而康熙不愿意发展火器的原因，还是怕伤了满人和他自己的面子。和汉族相比，骑马射箭曾经是满族的优势。为了保住这个优势，怎么办呢，干脆咱们不玩火器。康熙说过，担任武职“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清圣祖实录．251》）。还说过，“训练有素”的军队是“精神振作，骑射皆佳。”《同上，242》在他观念中，一个好的军官最重要的能力不是指挥火器部队，而是善于骑射。对这一点表述最清楚的是雍正，他在雍正五年时说过：“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清史稿．139》）。正因为骑射是满清人的优势，反映的是满人的面子，所以康熙不再发展火器。
所以有个网友对康熙的评价，相当正确：“听说康麻子（康熙出过天花，有一脸大麻子）一天能打三百只兔子, 以此自矜武功。也许把他放到一个游牧渔猎的部落里， 的确是个不错的领袖，一个一等的弓箭手。但如果放到一个文明古国里， 这显然他就太不着边了。 为了维护他的部落在弓箭方面的优势， 他特别忌讳火器。由此，我只能认为他是一个英明的部落酋长，但在他所处的时代，他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弃儿。”
鸦片战争时，英军使用了一种名为“榴霰弹”的球形空心爆炸弹，此弹之内填满小弹和火药，且有一引信在炮弹落地前引爆火药，将其中的小弹炸散开来，杀伤力十分大，而当时仍沿用实心圆弹的中国军队，对此“多骇为神奇，不知如何制造”，稍后，林则徐虽仿制成功，但却少有人知道早在康熙二十九年（1670年）铸成的威远将军炮上，即配置了概念相类的炮弹，可惜其连同所匹配的威远将军炮一直都被尘封于武库之中。中国人在1670年就制造出的火炮，自己竟然不知道，还要在1840年向英国仿制。
到了道、咸之交，中国的枪炮技术连明朝末年都不如了。难怪在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挑战时，毫无招架之力！
为了给中国伟大的乾隆皇帝留下个好印象，英国人精心挑选了给他的礼物，这些礼物也尽显欧洲科技风采：军舰模型、天体运行仪、玻璃灯、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秒表、帕克透镜、各种火炮、连发枪、步枪、特种钢制造的利剑……。
面对当时西方最先进的科技，乾隆是怎么干的呢？乾隆和他的老爸一样，争的是自己的面子。他请英国使者马戛尔尼游园，让骄傲的英国人遭到了打击，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是这样描述他所看到的东西：
“……有各种各样的欧洲玩具；有做工极其精细的地球仪、太阳系仪、钟表和音乐自鸣钟，我不禁惶惑了，我们的礼物也许会相形见绌。”这个意外的发现让马戛尔尼“不得不惭愧地把脸藏起来。”
其实，早在一个月前马戛尔尼向乾隆吹嘘他的礼品时，已经有前去帮忙的官员向乾隆报告：“景福宫陈设仪器，较之该国所造天球、地球，做法更为细致。”于是，为了打击英国人，为了证明大清无所不有，乾隆下令将景福宫内的西洋玩意“于该贡使未到之先送至热河。”这些西洋玩意都是早先葡萄牙、荷兰、罗马教皇“贡献”的，乾隆准备用这些东西在万国来朝的盛大场面上，挫一下英夷的威风。
很显然，乾隆的目的达到了，他的面子上金光灿烂，虽然这个面子是由另一些西方国家给来挣来的。不过，马戛尔尼很快就从打击中恢复过来，他需要找回英国人的尊严，所以，马戛尔尼很热情的邀请福康安观摩英国士兵的枪炮操练，结果遭到了福康安傲慢的拒绝：“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法，谅来没有什么稀罕!”天朝在此时还可以傲慢的拒绝英国人枪炮操练的要求；47年后的鸦片战争，天朝再也无法拒绝了，因为天朝已经由观摩者变成了靶子。
至于英国人送给乾隆的枪炮，英国人自个儿又拿回去了。67年后，英法联军闯进了圆明园，令人惊奇的是，当年英国人“进贡”给天朝的枪炮还完好无损的存放在那里，这么多年了，天朝人连研究它们的兴趣都没有，甚至都没使用过，子弹、炮弹一发都没少。英国人又突然感到庆幸，他们将这些枪炮运回了它们67年前的老家——英国阿塞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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