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认为，肖像画有着家庭珍藏的道德价值。
直至今天，肖像画仍然保留了家庭珍藏的道德价值。法庭装饰画属于社会生活形式，与其相比，家庭肖像画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感情、对父母的爱、家庭的荣耀，其价值远远没有耗尽。肖像画的另一个功能是让即将订婚的人彼此熟悉。善良者菲利普1428年派使团赴西班牙去为他物色新娘，使节之一是杨·凡·爱克，他的任务是为西班牙公主画一幅肖像。
盛传的故事认为，新郎看见不认识的新娘画像就一见钟情。比如，英格兰的理查德二世也这样追求法兰西六岁的伊莎贝拉。还有人声称，新娘的挑选仅仅是靠比较几幅肖像画。年轻的法王查理六世要娶亲时，他要在巴伐利亚公爵、奥地利公爵和洛林公爵的女儿中挑选，于是就派一位优秀的画家去为这三位女儿画像。国王看见三幅画后选中了巴伐利亚十四岁的伊莎贝拉，因为她的美貌远远超过其他两位候选的公主。
任何印刷品的使用目的都不如墓碑那样占主导地位，它们以其承担的最高任务与其他雕塑对抗。但艺术的实用目的不限于雕塑。即使在葬礼的过程中，看见逝去亲人容貌的渴望也必须得到满足。有时，逝者由一位活着的人装扮。在圣丹尼教堂为伯特兰·迪·盖克兰举行葬礼时，四位骑士披甲骑马进入教堂，"模拟逝者生前的情景"。
1375年的一张账单提到波利尼亚克家族葬礼的费用，"扮演逝者的布莱斯开销了乌索尔银币"。在王室葬礼上，人们时常目睹的是身穿王室衣服的皮革做的模拟像，尽量逼真的模拟像。有些送葬的队伍中逝者的模拟像可能会不止一个。送葬者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模拟像上。15世纪兴起于法国的死亡面具大概和这些葬礼中的模拟像有关系。
一件作品几乎总有一个具体的目的和宗旨与日常生活相联系。这就模糊了美术与手工作品的界限，更准确地说，两者的界限并没有划分。艺术家本人身份的界限尚不存在。一群技艺高超的大师服务于佛兰德斯、贝里和勃艮第宫廷，他们创作个人绘画作品，同时又给手稿做插图，还创作多彩的雕塑，这些工作交替进行。
他们的任务还包括在盾牌和旗帜上画盾形纹徽，设计竞赛服装和官袍等等。迈尔乔·布鲁德拉姆（Melchoir Broederlam）初任画师，侍从佛兰德斯男爵梅尔的路易，后效力于路易的女婿勃艮第的首任公爵，他为伯爵家装饰了5张精雕的椅子。
他修缮赫斯丁城堡的机械装置，并在上面作画，这些机巧的玩意把水或干粉洒在来宾身上。他装饰公爵夫人的马车。再往后，1387年，他为勃艮第公爵负责豪华舰队的装饰工作，为征伐英格兰备战。宫廷画家为宫廷的婚礼和丧礼服务。
在工作室里，杨·凡·爱克为雕塑作彩画；他自己动手画了一幅世界地图，献给菲利普公爵，地图上的国家和城市描绘得清晰而精美。雨果·凡·德·古斯为赎罪券画广告。戴维·杰拉德的著名作品有布鲁日的"面包房"的扶手和百叶窗上的风景画；1488年马克西米连被囚禁在这里时，这些装饰画使皇帝的软禁日子好受一些。
大师的艺术作品和一般艺术家的作品保存至今终究是极小一部分，而且是相当特别的一类才得以流传下来。这些作品主要是墓碑、祭坛画、肖像画和细密画。世俗画除了肖像画之外，流传下来的极少。在装饰艺术品和手工作品中，保存下来的有若干特别的类型：教堂用品、教士的法衣和家具。
倘若我们今天能看到凡·爱克或韦登所作的海滨出浴图与出猎图，看到它们与《圣母怜子图》和《圣母像》并列，我们对15世纪艺术性质的理解不知要加深多少。
如今，我们几乎不能对那时应用艺术的整个领域形成一点完整的理解。为了得到一个完整的画面，我们必须要把基督教圣事、装饰着宝石和钟形图案的富丽堂皇的王袍等尽收眼底。我们必须要能看到装饰豪华的船舶，可惜现存的表现船舶的细密画只能表达远远不足的机械的概念。很少有什么能像船舶那样激发傅华萨如此高涨的热情。船桅顶上飘扬的旗帜，装饰着盾形纹章，富丽堂皇，旗帜长得足以接触到水面。
在彼得·勃鲁盖尔的画里，还可以看到这种异乎寻常的又宽又长的旗帜。1387年，迈尔乔·布鲁德拉姆为勇敢者菲利普在斯卢斯海港装饰的战船涂的是蓝色和金色；船尾楼上画着巨型的盾形纹徽。船帆上绣着雏菊、公爵夫妇姓名的首字母以及他们的座右铭："它让我缓行。"贵族们互相较劲，看谁的战船装饰得更豪华。傅华萨说，画家颇为富裕，能待价而沽，因为画家的人数总是无法满足客户的需要。
他甚至说，许多船桅上包裹了金片。居伊·拉·拉特雷穆瓦耶尤其不遗余力：他花费2000英镑给船桅裹金。"你根本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装饰船的办法拉特雷穆瓦耶大人没有用上。所有这一切都是由可怜的法国人民负担的……"
倘若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失传的世俗装饰艺术，中世纪人追求豪华的口味无疑能引起我们注意。现存的艺术作品大多数无疑也有豪华的倾向，但由于我们最不重视这种艺术属性，我们对它是不够注意的。我们仅仅谋求欣赏艺术品深刻的审美属性。一切铺张炫耀的东西不能再吸引我们。但对当时的人而言，这种炫耀和铺张是极为重要的。在中世纪晚期，法兰西—勃艮第文化是那种用华彩替代美丽的文化。这个时期的艺术忠实地反映这个时期的精神，这种精神有它自己的发展道路。
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出一个假设：事无巨细详细描绘到细枝末节是中世纪晚期思想最重要的特征之一，这种无穷无尽的形式化表征体系塞满了中世纪人的脑子；这种思想特征也是中世纪艺术的实质。艺术也竭尽全力，不让任何东西没有形式、没有表征、没有装饰。
艳丽的哥特艺术像一架管风琴，它用自我分析的程序打破一切形式；每一个细部在不断细化，每一根线条都有它对应的线条。这是形式概念无节制的疯长；绚丽的细部杀害每一个表面、每一根线条。对留白的恐惧也许是思想发展阶段末期的共同特征，这样的恐惧支配着当时的艺术。
这一切意味着浮华与美丽界限的模糊。装饰不再用来讴歌自然美，反而因为生长过甚而窒息自然美。离纯绘画艺术越远，形式化装饰遮蔽内容的疯长就越是无节制。只要雕塑是独立形体，它就没有什么机会搞这种形式化的疯长：墓碑上的《摩西喷泉》（Moses Fountain）和《哀悼者》（plourants）雕塑以其严谨、洗练和自然的风格与多那太罗[的雕像竞争。
然而，一旦雕塑家的人物用于装饰，或陷入了绘画领域的窠臼，或受浮雕尺寸的压缩，一旦雕塑家不得不复制整个的场景，雕塑作品也会过分沉溺于浮躁，也会承载过多的细节展示。
如果仔细看第戎的神龛，你就会注意到，在布鲁德拉姆绘画作品的旁边的雅克·巴尔泽（Jacques deBaerze）的组雕《耶稣受难》（Crucification）是多么不协调。只要绘画是纯再现的艺术，素朴和宁静就是其主要特征；相反，由于雕塑的性质是装饰性艺术，它处理人物形态时就讲究装饰，观者看到形式之间互相挤压的现象去掉了绘画的宁静。
绘画和壁画的差别与此相似。即使织造工艺的任务是纯再现的性质，由于它受固定技法的局限，它还是将近装饰，无法摆脱装饰艺术的夸张需要。壁挂里的人物和颜色总是过分拥挤，形式上总是比较古旧。进一步偏离纯美术的是服装艺术。无疑，服装艺术也是艺术，但其宗旨之一是让诱惑和浮华压倒纯美。况且个人的虚荣把服装艺术拽向时尚和肉感的领域，于是，平衡、和谐等高雅艺术的本质要素就退居第二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