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在艺术结构、语言运用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但最出色的艺术成就，主要还是表现在塑造人物形象上。金圣叹在<水浒传序》中说：<水浒传》“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口声”。意思是说，人人个性鲜明。这虽有点过奖，但<水浒传》描写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其中个性鲜明，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至少不下一、二十个，如李逵、鲁智深、三阮、林冲、武松等。这些英雄人物都被写得真切动人，令人可爱。他们之所以有如此感人的力量，主要是作者运用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使英雄人物植根于现实生活中，又富有崇高的社会理想。他们生活在北宋的黑暗社会生活中，身受欺压、凌辱和陷害。
黑暗的社会现实，使他们产生了对现实的不满，对封建统治者的仇恨。这是千千万万被压迫的人民大众不愿受压迫的反抗情绪的反映。但他们如果仅仅是有不满和仇恨，还不足以感人。可贵的是他们把仇恨化为行动，产生了一系列传奇性的英雄行动，让仇恨升华为改造社会的崇高理想。他们为了劫富济贫，使“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共过“快活”的太平日子，打恶霸，杀贪官，闹州府，出生入死，在所不惜，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作者就是这样不仅让他们看到社会的黑暗、朝廷的腐败，而且还赋予他们改变这种黑暗现实的崇高理想，并付诸行动，使这些英雄形象既集中反映了贫苦大众反抗的阶级共性，又比现实中的人物更高更美。因此，形象鲜明，光辉夺目，感人至深。
《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法，首先是善于紧紧扣住人物的阶级出身、社会地位、个人经历来刻画他们的性格。林冲、鲁智深二人，同是武艺高强的官军，但由于他们的出身、地位、经历、教养不同，使两人的性格各不相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林冲处于八十万禁军教头的较高地位，既有优厚的体禄，又有一个美貌贤良的妻子，生活舒适，使他形成了一种安于现状，怯于反抗的性格；不过，由于他重才好艺，喜欢结交江湖好汉，又使他富有正义感，为人正直。因此，他对统治阶级的迫害是怒而不争，尽量隐忍。他听说妻子被人调戏，极其愤怒，但当知道调戏者是高的儿子时，便把怒气隐忍下来，不敢发作。而毫无牵挂的鲁智深就不同。
他“提着铁禅杖，引着那二三十个破落户，大踏步地抢入庙来”，要帮林冲“厮打”，叫那“撮鸟”“吃酒家三百禅杖”，充分表现了他那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爽性格，与林冲的忍让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林冲的隐忍，并非无原则的委曲求全。在他的隐忍中包含着内在的愤怒和不满的因素。当隐忍超过一定限度，使他感到忍无可忍时，愤怒和不满的因素就会转化为复仇的火焰，象火山般爆发出来。他勇猛地手刃陆谦，捌死富安，砍倒差拨，直上梁山，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但上梁山是他被逼到走投无路时才作出抉择的。而鲁智深却是处处主动向封建统治阶级发出挑战：他为了替金氏父女伸张正义，打死恶霸郑屠，为搭救林冲，大闹野猪林，最后奔上二龙山。他走上反抗的道路是主动的。
《水浒传》塑造人物形象的另一艺术手法，是善于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刻画人物性格。《水浒传》对人物的性格，往往不是由作者作任何说明式的介绍，也极少通过人物的内心活动描写来刻画，大量的经常的是通过人物本身的行动直接表现出来。例如杨志的性格，是比较鲜明的，而他从出场，到病死丹徒，作者对他都没有作任何说明式的介绍。他的性格、神情，都是通过他本身的行动表现出来的。
《水浒传》还善于运用对比的手法，显示人物性格的差异，使个性更鲜明。在对待高衙内调戏林冲妻子的事件上，作者写了林冲和鲁智深迥然不同的态度以表现其不同的性格特征。在武松杀嫂的事件中，作者写了何九叔与郸哥，何九叔世故、机变而又怯懦；郸哥却好胜、天真幼稚、好打抱不平。作者还有意通过同一出身的兄弟之间的对比，显示其性格的差异。如阮氏三雄：都水性熟、武艺高、革命性强，但阮小二老成持重，临危不乱；阮小五精明强悍，爽快利落；阮小七急躁冒失，性如烈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