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宰相

Question

我国古代宰相是南方多还是北方多？

Answer 1

　　一、古代几类人才的地域分布

　　从历史记载看，中国古代有这么几类人才。首先是历代帝王，特别是开国皇帝，应当算做一类人才，因为他们身处峰顶，掌握国运，对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他们要登上帝王宝座，都得经过一番奋斗。更远的不说，从秦代开始到清代结束，中国大约建立过大大小小60个王朝。这60个王朝之中，有55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出生在北方，其中有23个属于少数民族，这些王朝的皇帝大多出生在北部边疆，属于游牧和半游牧民族，而皇帝出生于江南的王朝只有5个：三国的吴，南朝的齐、梁、陈，五代的吴越。秦始皇嬴政、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元太祖成吉思汗、明太祖朱元璋、清太祖努尔哈赤等，还有那个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国皇帝石勒，都可算得上一流人才，朱元璋和后赵皇帝石勒，两人同工异曲，都从社会的最底层，走上社会的最高处。他们都出生在北方，即长江以北的地方。
　　其次说历代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左右国家政策取向的人员，毫无疑问，他们能走到这一步，也相当不易，因此，他们也属于一类人才。其中有不少属于才能出众的人才。就他们的出生地或籍贯来看，有以下三种情况：一、从宰相籍贯的南北比例看，以《中国宰相全传》所录1282人为据，从秦汉到隋唐共有宰相685人，其中江南籍的只有42人，只占0"6％；从宋代到明清共有宰相597人，其中江南籍的达到179人，占30％，比例明显增加，到了明清两代，共有宰相302人，江南籍的多达114人，已占到37"7％，可见江南籍的宰相在明清两代已达到历史最高比例。二，从秦汉到隋唐，北方籍宰相相对集中在河南、陕西、山西、河北、山东五个省份，其中河南149人，陕西99人，山西97人，河北91人，山东57人，合计占到72％，明显形成中国历史上的“宰相区”。而从宋代到明清，特别是明清两代，南方籍的宰相已分散于江南各省，其中以浙江和江苏的苏南地区较为集中，浙江53人，苏南35人，而北方籍的宰相多集中在内蒙古（67人）、黑龙江（28人）和辽宁（47人）三个省区，这是因为辽、金、元、清四个朝代的帝王起于这三个地区，大多依靠本族和皇族人士做辅佐。三，从秦汉到隋唐，家族宰相是一个突出的现象，而且集中在荀、李、裴、杜、王、萧、杨、崔、郑、韦、赵等几个家族，祖孙三代、父子二人或先辈与后裔连续出任宰相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绵延到明清。根据我的粗略统计，从西汉一直到清末，父子、祖孙、兄弟、叔侄等宰相一共有200人之多。如东汉“关西孔子”杨震、杨赐、杨彪祖孙三代（杨震，他的高祖是司马迁的女婿杨敞，五世孙则是杨修，他的十四代孙即隋文帝杨坚。东晋王导、王珣、王弘祖孙三代；魏晋裴茂、裴潜、裴楷、裴秀、裴頠、裴宪祖孙四代六人；唐代很多，略去不举；宋代范仲淹、范纯仁父子；直至清代刘统勋、刘墉父子，翁心存、翁同和父子，张之万、张之洞兄弟，等等。
　　第三，历代武将和文士，是更重要的一类人才。他们外可定边，内可安国，具有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主导权和社会话语权，决定和影响全民的意识形态和政策走向，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至关重要。根据《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所载，入选的历代武将（不含农民起义将领）约455人，其中出生于江南的或江南籍的只有60人，占到0"1％略多，而清代江南籍武将已达31人，占历代江南籍武将总数的50％还多，可见清代以前的将领基本上都是北方籍的。历代文士（包括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及其他谋士）的情况则大有不同，唐代以前的文士北方籍的占大多数，据《中国历代名人辞典》所载，历代文士约有1619人，南方籍的有679人，占42％多一点，大大高于武将的比例。五代以后的江南籍文士总数高达601人，占历代文士总数的88％。该辞典所载明清两代南北文士共约672人，以下六省占了绝大多数，江苏（不含江北）121人，浙江110人，江西44人，广东44人，湖南34人，福建32人，总计385人，占57％，而江、浙两省多达231人，占34％，并且多数集中在苏州、杭州两地的辐射区内。又以历代状元为例，唐代状元共有82人，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五省有58人，占了70％弱一些；五代以后的状元共有392人，南方有271人，占67％，其中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四省有226人，占57％。明清两代共有状元209人，江、浙两省108人，占50％强。明代状元最多的是浙江，比较集中的地方是杭州；清代状元最多地方的是江苏，其中又以苏州府最多，全国平均每四名状元就有一名来自苏州府。

　　二、古代人才地域分布的文化分析

　　第一、北方的最先发达使它成为古代建都立国的首选地，这就为帝王将相的产生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历史记载，中国的北方特别是黄河两岸，在远古时代具有良好的生态环节，草木繁茂，雨量丰沛，土壤肥沃，温度适宜，几乎就是先民生活的乐土。所以远古先民部落首先在这里聚集，以求得生存和繁衍，北方因此最早得到开发。迄今为止所发现的重要原始文化遗址，大多分布在黄河两岸。由于栽培技术的发明而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并且刺激了手工技术的发展与提高。这就使定居成为一种必然。因为只有定居，文化的繁荣、经济的发达才有基本的保证。历史证明，游牧文化比农业定居文化的发展要慢得多。正是由于北方首先开发、首先发展起来。因此，它也就成了各个原始部落首先争夺并谋求霸占的地方，黄河流域也就最早成为战场。传说中的黄帝与蚩尤、炎帝与黄帝的大战就发生河北、山西、河南境内。战胜者要长期霸占这个地方，就要在这里建都立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统治中心。早自尧、舜、禹，晚到夏、商、周，立国的都城都在河南、山西、陕西的黄河两岸。这也就是宋词中所说的“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墟”。尧都平阳（今山西临汾）、舜都蒲坂（今山西永济）、禹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夏都阳城（今河南登封）、商都七迁（最后至河南安阳）、周都丰镐（今陕西西安），后都洛阳。这就奠定了中国北方作为历代王朝都城所在地的基础。这是其一，为经济条件所决定。其二，为文化繁荣所决定。随着北方的经济日渐发达，文化也迅速繁荣起来。到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和哲学理论，儒、道、法、墨、兵，以及阴阳五行学说等都在北方产生。这些思想理论，为历代王朝的建立和统治，提供了必备的思想武器，也为造就封建王朝的各种人才提供了丰厚的土壤。三，为文化观念所决定。我们的先民自从在黄河两岸定居之后，依据战争和迁徙的经验，逐渐感觉到黄河两岸，特别是黄河中游两岸，处于天下的中心地位，因此产生了“中国”、“中原”、“中心”等方位概念和区域概念，而把周边地区称为“四夷”，把四周少数民族或比较落后的原始部落称为“南蛮”、“北狄”、“东夷”、“西戎”。这种称呼显示了文化的差异，同时也形成古代中国人的“中心”（中央）观念，认为占据中心地带，就可以控制整个天下，这样，“处中心以控四夷”，成为历代王朝的统治意识，为了争夺这种控制权（也即最高统治权），各种政治集团之间展开剧烈的斗争，或是割据，或是兼并，或是统一，“逐鹿中原”就成了争夺统治权的代名词。我们只要翻开历史，就可以知道，历史上这种改朝换代的战争（包括农民起义）基本上发生在北方，据统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鸦片战争，共发生重要战役721起，其中，北方548起，占76％，南方只有173起，占24％。战争的结果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与胜者并肩战斗的武士即为将，谋士即为相，于是中国的帝王将相就主要产生在北方。
　　第二、北方游牧民族的强悍骁勇和能征惯战，使他们能较为容易地战胜汉族，入主中原。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生活方式，造就他们适应各种恶劣环节的能力；他们放牧骑射的生产方式，赋予他们天然的军事实力和作战能力。古代战争最强大的军力就是骑兵，游牧民族就具备这种军力。因此，从周秦以来，北部边境的游牧民族就成了中原汉族政权的最大威胁，否则，历代王朝就不会耗费难以估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修筑万里长城用以抵挡游牧民族的侵扰。但是，游牧民族的南下，终究是抵挡不住的，原因就是政治的腐败和民心的涣散，所以，匈奴族、鲜卑族、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都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他们或统治全国，或偏居一地，其首领都成为名符其实的皇帝。特别是在乱世，他们更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大有作为，所谓“五胡十六国”，就是最好的证据。其他人不用说，单说后赵的开国皇帝石勒。石勒，羯族，先辈从草原进入山西榆社，年青时被卖作奴隶，负责给主人牧马，乱中率同伙投军，只16年时间做了后赵国的皇帝。依据史实分析，这是一位颇有胸怀、颇有见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皇帝。他一文不识，但在军中让人给他读史书，成功后还在学校中设立了“史学”一科；他对他的首席谋士张宾从不直呼其名，而是称呼尊称，张宾去世，他扶棺痛哭相送；他曾邀请乡亲到他所在地来访，他从前的一个仇家叫李阳的不敢来，因为早先为了争夺一个沤粪池两人互相打得鼻青脸肿，石勒下令特意把李阳找来摊杯痛饮，说我的威信已传遍天下，怎么能跟你计较旧时的仇怨；他下令国中不得用“羯”称呼他的民族，一个姓樊的汉族官员到外地任职来向他辞行，晋见石勒时衣履破烂，石勒问他原因，他脱口而出“不料途中被羯贼抢劫一空”，石勒说，“羯贼抢了你的，我今天都还给你。”他才悟过来自己犯了忌讳，请求处罚。石勒说，那些规定是为了约束俗人，跟你们读书人毫无关系。他与大臣们议论对自己的评价，问自己可与哪位开国君主相比？大臣徐光说：“您高过刘邦，超越曹操，自三王以来无可比拟。”石勒笑了，说“人怎么能没有自知之明呢？你说得也太过分了。我如果遇到刘邦，我只会做他的臣子，与韩信等人共事；假如遇到刘秀，我会跟他逐鹿中原，不知道鹿死谁手。大丈夫做事要光明磊落，终不能像曹操、司马懿之流从孤儿寡妇手中夺取天下。我怎么敢跟轩辕黄帝比呢？”大家不妨看看《晋书"石勒传》。
　　第三、与游牧民族杂居的北方居民，锤炼出勇武善战的能量，使他们有更大的可能夺取天下，成为一代帝王。由于游牧民族不断南下，因此北部边境居民大面积胡汉杂居，特别是胡汉通婚，使原本就比较强健的北方居民获得游牧民族的基因，变得更加勇武善战，同时，北方居民为了抗拒游牧民族的侵扰，也普遍在实战中得到锻炼，具有更强的作战能力和更多的作战经验。这也是北方产生开国帝王和军事将领的不可忽视的原因。北魏、北齐、北周这些王朝，还是胡人统治天下。隋唐君臣则许多人具有胡人血统。隋文帝杨坚的父母应当都是汉族，但他的皇后独孤氏则是汉化胡人，杨坚的子孙自然都是胡汉血统。翻开《隋书》一看，辅佐他的文臣武将，很多都是汉化胡人，如宇文氏、豆卢氏、贺兰氏、元氏、长孙氏、侯莫氏、尔朱氏等等。唐代帝王更进了一步，高祖李渊自己就是胡汉产物，他的母亲独孤氏是汉化胡人，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是亲姐妹，所以，隋文帝实际上是李渊的姨夫。他自己娶了汉化鲜卑人窦氏为妻，太宗李世民也与汉化鲜卑人长孙氏结婚。因此，唐代帝王及其皇族全部是胡汉杂交血统。从魏晋以来，北方居民胡汉通婚已是普遍现象，这就给北方居民增添了有别于南方居民的遗传基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北方人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与游牧民族接近，习惯于食用热量比较大的牛羊肉，这自然强健了体魄，而比较寒冷的气候和比较艰辛的劳作，也使北方居民食量增大，增加了能量，所以从总体上说，北方人确比南方人体格健壮。这都是勇武作战的本钱，也是最终取胜的条件。
　　第四、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迁移，导致文化流向自西向东、自北向南，而且显示出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特点。中国自西周开始，定都于关中，即今西安地区。为什么定都关中，这与周族的起源有关，周族起于陕西彬县，南迁至岐山，西迁至今天的西安。这里是八百里秦川，物产丰饶。西、北两面，与胡人形成抗衡之势。东、南两面，则可向中原和东部发展。周王朝立国以后，周公制礼作乐，使周文化迅速灿烂。周公当年建造洛阳为东都，是以其地为天下之中，用以控制诸侯各国，确保周王朝的统治。但从当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看，洛阳还远不如关中，因为政治中心的确立，必然使经济文化快速提升。周平王东迁洛阳，实在是迫不得已。秦始皇定都咸阳，也是因为秦人在那里经营了数百年，有稳固的根基。刘邦建汉，原想定都洛阳，经张良等人一番谋划，最后定都长安，是认为那里经济发达，易守难攻。西汉一代，儒学为尊，使中国文化完全定型。东汉建立，定都洛阳，中国的政治中心开始东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随之东移。东周与东汉跟西周与西汉相比，已呈现弱化的态势。后来，汉末大乱，三国鼎立，魏晋两朝已无力西进，只能以洛阳为都。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猛烈南下，东晋进一步退守，南渡长江以建康（南京）为都，这是中国政治中心南移的开始，文化也随着南下。东晋与西晋相比，又呈现一种弱化的态势。隋唐帝王，胡汉血统，再一次显示出强悍精神，立都于关中，而五代脆弱，都城又东移至洛阳和开封。北宋建立，已面临辽与西夏强敌，于是选择了开封为都城。当金兵南下时宋王朝一直逃到临安（杭州），两宋与隋唐相比，又呈现出弱化的态势。而且，政治中心进一步南移，文化中心也更深入南方，直至明清又将都城回到北方。但这时政治中心的迁移，对经济文化的影响，已不具有决定意义。这是从政治中心的迁移来说。另一方面，北方战乱频繁，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都遭到严重破坏，大量人口为躲避战乱而南迁，于是北方的文化积累和生产技术被带到南方，使南方的经济文化很快发展起来，并在南宋以后超过北方。由于南方的环境相对安定，南迁的居民，特别是大家士族为了保持自己的家族优势，坚持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鼓励子弟攻读诗书，逐渐形成尚文的风气，并且世代相传，这就与北方的尚武精神有了明显不同。明清以来，南方的文化已形成强势，崇儒尚文弥漫着每一个村落和家庭，文人才士纷纷通过科举考试求取功名，在政治和文化上发展，并通过仕途获得了财富，从而既享受到更大的物质利益，又创造出更多的文化成果。中国的私家园林和古代藏书楼主要集中在南方，特别集中在江、浙两省，这就说明，江、浙两省在明清以来已经具备了超越其他各地的文化优势，这两省的文人才士在明清的统治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五、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是造就唐代以前家族政治与家族文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盛行的门阀制度，使某些大家族在国家生活中享有物质利益的支配权，政治走向的发言权和文化发展的话语权。他们之间通过互相联姻，或与皇族联姻，组成强大的政治集团，以加强和巩固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社会地位。这样的大家族，教育背景必然优越，子弟成就的概率远远高于其他家庭。加上“九品中正制”在选官制度上的保证，使这些高门望族一代接一代地进入统治阶层，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唐代柳芳在论述谱学源流时说：“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也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虽然隋唐时代实行了科举制，但门阀制度的影响仍然存在，社会的门阀观念依旧浓重，这些大家族借助深厚的经济文化积累，在社会结构中依然占有巨大优势。如果我们翻开《晋书》、《南史》、《北史》，甚至《隋书》、新旧《唐书》，浏览一下目录就可以看到，以上这些家族占了大部分篇幅。这里，我们仅以裴氏为例。裴氏，历史上称为“河东裴氏”。河东即今日山西，特指山西南部。裴氏家族一直居住在今运城市闻喜县裴柏村。这个家族自汉末崭露头角，魏晋开始辉煌，至隋唐仍然兴盛，宋代以后在历史舞台上归于沉寂。根据我的统计，从《晋书》至《宋史》，正史中提到的裴氏族人共计314人，为其立传者102人，其中明确记载的宰相33人，其余各级官员不计其数。据《裴氏世谱》记载，历代裴氏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和御史各11人，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23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此外，还有皇后3人，太子妃4人，王妃2人，驸马21人。仅唐代就有宰相17人，唐代270余年历史，平均16年就有一位裴氏族人出任宰相一职。《新唐书》中的“宰相世系年表”把裴氏排在第一，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而且，裴氏家族至今居住在山西省运城市闻喜县裴柏村，正因这个小村子出了这么多宰相，现在被海内外称作“中国宰相村”。在这个家族最有贡献的人物中，有西晋宰相裴秀，地图学家；其子裴頠，哲学家，著有《崇有论》；南北朝历史学家裴松之，著有《三国志注》；其子裴駰，历史学家，著有《史记集解》，裴駰的孙子裴子野，历史学家，著有《宋略》；隋朝裴矩，负责沟通西域，著有《西域图记》；裴世清，史书无传，但他是中国古代派往日本的第一位特使；唐代宰相裴寂，助李渊起兵建立唐朝；唐代四朝宰相裴度，一生出将入相，平定藩镇割据，被封为“晋国公”，是裴氏爵位最高者；唐代文学家裴铏著《传奇》，是最早将小说定名为传奇的作家。其他家族也大体类似。

　　三、古代人才分布对现实的几点启示

　　历史发展到今天，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可以说，古代人才分布的背景因素对现代人才的产生已经起不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我们不能说没有一点启示意义。
　　首先，要成为一个人才，特别是要成为中国语言文化领域的人才，需要通晓古今，掌握中国历史文化的底蕴。历史上的许多人才，特别上那些贤明的宰相、文官以及文学家、艺术家、军事家、历史学家，他们都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他们谈论问题都可以引经据典，为人处世都有规矩方圆。直至出生于上个世纪初的那些学者，依然能够如此。为什么？因为他们能从历史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这种营养包含两种：专业知识营养和人格道德营养。因此，通晓古今，掌握中国历史文化底蕴，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人格道德，对我们十分重要。我们不能设想，一个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了解不多、理解不深的人，会有能力胜任将来的工作。当然，古今有很大的变化，现在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远不象古人的学习内容那么单纯。但是，这不能成为我们轻视、忽视、甚至漠视历史文化底蕴的理由。
　　第二，发达的经济仍然是人才产生的土壤，因为发达的经济可以为文化教育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投资；同时，生活富足的人们就有了物质保证可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这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现象，古今中外都一样。现实情况也表明，经济是否发达，仍然对人才的产生有重要影响。我们目前的情况是南方比北方发达，东部沿海地区比中部、西部地区发达，因此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文化教育都相对发达一些，不但文化教育的物质条件比较好，师资队伍的教学和科研水平也比较高，这就决定了教育的整体水平比较高，学生的知识和技能都比较好，我虽然没有做过精确的统计，但从历年报道的高考消息看，每年的文科状元和理科状元大多产生在以上地区。但是，经济状况对人才产生的影响在今天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今天已进入电子信息时代，知识的传播与更新早已超越了时空障碍。南方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所拥有的经济、文化优势，一方面有历史的积淀（如明清以来发达的经济文化），另一方面也有现实的垒加（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但是，也必须看到，由于今天的交通和通讯手段，远比古代要方便和快捷，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优势不可能长期保持，而且正在迅速的流向其他地区，他们获取的经济文化信息与其他地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差异，因此，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照样可以产生优秀的人才，这也是中西部地区同样有许多科学家、艺术家和各种专门人才产生的原因，也是照样有高考状元产生的原因。我们不能认为，只有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的青少年有成才的希望和可能，而其他地区就没有希望和可能，不是这样的，古今有很大的不同，在今天，地区差异不可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正确的结论是：地区差异对青少年的成才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影响。
　　第三，古代的家学家风现在基本上不存在了，现代成才的关键因素，是学校教育和个人努力。正如我们前边所说，古代一些大家族世代人才辈出，绵延不绝。原因是：一、古代社会教育远不如现在这样发达，家庭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二、某些大家族拥有雄厚的教育文化资源，可以为子女提供良好的受教育条件；三、在儒学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大家族注重自己的门风，讲究“世传儒业”，讲究“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家庭内部形成了崇尚读书的风气。他们的子女也以光耀门庭为己任，把“耕读传家、诗书继世”当作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这三个原因使得古代家族人才现象非常突出。现在不同了，一、学校教育空前发达，学校已成为培养人才的根本基地；二、现在大多是小家庭，不再拥有教育资源，也形不成世代相传的门风；三、家庭教育在多数家庭不但非常薄弱，而且由于对独生子女的溺爱，家庭教育对人才培养甚至可能起到某些负面作用。

　　四、现在的学习内容门类很多，多数家庭不具备教育能力，即使在某个专业有教育能力的家庭，也未必符合子女发展的愿望，因此，现在要想成才，主要依靠两条：第一是接受学校的系统教育，因为现在只有学校才是传承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场所；只有学校才是提升民族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舞台。不论是哪个专业，也不论是哪个学科，只有在学校通过系统的学习才能掌握；第二是自己的不懈努力。其实，依靠自己的努力，不但现在需要如此，就是在古代也需要如此，我们只要打开“二十四史”去看看古代人才的传记，就可以知道他们并不单单依靠门风，个人的努力也是令人钦佩的。所以，努力奋斗，古今一理，没有个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任何良好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条件都是枉然的。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努力奋斗，不辜负家庭的期望，国家和民族的期待。

Answer 2

宰相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长官的通称。“宰”的意思是主宰，商朝时为管理家务和奴隶之官；周朝有执掌国政的太宰，也有掌贵族家务的家宰、掌管一邑的邑宰，实已为官的通称。相，本为相礼之人，字义有辅佐之意。宰相联称，始见于《韩非子·显学》，但只有辽代以为正式官名，其它各代所指官名与职权广狭则不同，而且名目繁多。通常和丞相是一个概念。宰相的正式官名随着朝代的更替，先后出现过：相国、丞相、大司徒、司徒、中书令、尚书令、同平章事、内阁大学士、军机大臣等多达几十种官名。

唐朝以前，经济重心在北方，北方出的宰相相对多些，比如姚崇--陕州峡石(今三门峡东南)人、宋璟--河北邢台人、狄仁杰--山西太原人、裴度--山西闻喜人、李德裕--河北省赞皇县人。。。。。。经过唐末农民起义和五代十国的战乱，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南宋开始，经济重心已经在南方了，这以后南方的宰相出的多，比如文天祥--江西吉安人，明代最为明显，虽然名称没有宰相，但内阁大学士就行使实际的宰相权力，知名人物有商辂（连中三元者）--严州淳安人、杨廷和--四川新都人、严嵩--江西分宜人\徐阶--上海松江人、张居正--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申时行--中国长洲（今吴县）人、叶向高--福建福清人。。。。。。

Answer 3

中原的比较多,那里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区域.应该算是北方

Answer 4

古代氛围不同时期
原因:
古代经济北方经济相对发达
在魏晋南北朝之后
经济中心南移
苏杭等江南地带人才辈出
状元进士层出不穷
所以在朝中为官的相对较多

Answer 5

北方和南方,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