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加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基本国策，社会各界的环保意识普遍提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组织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并综合运用法律、经济等手段全面加强环境保护，取得了积极进展。中国的能源政策也把减少和有效治理能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引起的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作为其主要内容。过去的大部分时期，采取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战略。毫无疑问，这一战略在带来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的破坏。因此，中国政府对新时期环境保护工作思路做了重大调整，提出要实现环保工作的“三个历史性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中国政府注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和专项规划，将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
2008年年初，中国环保总局公开表示要建立一套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环境政策，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运用价格、税收、财政、信贷、收费、保险等经济手段，调节或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政策手段。它以内化环境行为的外部性为原则，对各类市场主体进行基于环境资源利益的调整，从而建立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资源环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与传统行政手段的“外部约束”相比，环境经济政策是一种“内在约束”力量，具有促进环保技术创新、增强市场竞争力、降低环境治理成本与行政监控成本等优点。
据了解，中国准备构建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包括环境税、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绿色保险等7个方面内容。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潘岳说，这7项政策，在国内外学术界、各相关部门都已经反复探讨过，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在我国政策实践中却迟迟没有推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涉及各个部门、各个行业和各个地区之间的权能和利益调整。他表示，现在是我们超越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和行业利益的时候了，任何一个宏观经济部门和拥有环保权能的专业部门愿意来主导推行环境经济政策，环保总局都会大力配合，甘做配角。
潘岳认为，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对我国来说，是一种制度创新，为了保障这一创新能够落实，需要相关措施扎实跟进。在征收环境税方面，将涉及专项环境税、与环境相关的资源能源税和税收优惠，以及消除不利于环保的补贴政策和收费政策。环保总局已向财政部门提供了第一批“两高一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化工产品的黑名单。
环保总局正研究独立型的环境税方案。目前已建议税务部门对生产重污染的产品征收环境污染税，未来将进一步研究开征污染排放税与一般环境税，条件成熟时还可设计不同的纳税政策。
国家环保总局还将联合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进行环保核查，评价其环境绩效;联合保监会，在环境事故高发的企业和区域推行环境污染责任险试点;联合商务部，加强对出口企业环境管理，限制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产品出口。
国家环保总局最近几年来掀起几轮“环保风暴”，采用区域限批、流域限批等方式来干预对环境的破坏，收到较好的效果。然而，这些全是行政手段，是现有法规制度框架内的最大创新，虽然在短时间内立竿见影，但长期效果却十分有限。
面对严峻的环境形势，除了环境指标的考核问责制度未到位外，从经济上讲，还缺乏一套激励各级政府和企业长期有效配置环境资源的机制。
潘岳说，我国目前环境经济手段很少，更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独立的政策体系。原因之一是没算好两笔账。一笔是照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模式发展下去，也就是不实行环境经济新政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空间还有多大，还将付出多少环境资源代价？第二笔是实行了环境经济新政策后，我们的GDP增长速度要下降多少？政策实施和增长模式转型成本到底有多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承受得起？“算不清这两笔账，决策起来就少了些科学依据。双赢的道路变成了两难的选择。”潘岳说，形势不允许在“万事俱备”下再去实施那些理想的环境经济政策，只能边算账、边研究、边试点、边总结，联合各方力量推动建立环境经济政策体系框架。
“环境经济政策”即将全面进入中国的政策体系之中。中国的环境保护，正从“秋后算账”向“全程监控”转变。潘岳认为，环境经济政策一旦推行，对中国环保事业将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