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中对游戏歌的理并举例说明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一 “糖衣”效应：教育型儿童文学的窘境
　　在人类的文化创生机制中，包括儿童文学在内的儿童文化，其诞生有不同于整体文化的亚文化轨迹。具体在于，和成人文化的自然发生不同，儿童文化的诞生受制于成人“童年的发现”与“儿童观”的建立。也就是说，先有“童年的发现”和“儿童观”的建构，后有儿童文化的创生。这就说明了儿童文化是一种“后起”的文化类型，其受儿童观的影响深刻而久远。而儿童观的类型，则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化的面貌。作为儿童文化的内部构件，儿童文学更是如此。
　　仅以世界儿童文学的策源地欧洲为例。如果我们把法国作家夏尔·贝洛于1697年出版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当作儿童文学正式源头的话，追溯至今，世界儿童文学也仅仅300多年的历史。这期间，成人在人生哲学层面上对“儿童”这一社会存在的认识变迁(儿童观)很大程度上制约或催生了儿童文学的发展。
　　实际上，在儿童文学开辟鸿蒙之前，无论欧洲，还是东方，成人出于“教化”目的为儿童提供的读物就是“儿童文化”(这里的“儿童文化”是一种虚拟、一种假设。因为在“童年”被发现之前，现实的“儿童文化”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的主体内容。然而，那些弥漫着浓厚“训教”意味的宗教读物(如清教徒詹姆斯·简威写的给儿童看的宗教普及读物《给孩子们的纪念品》)和道德、认知读物(如中国古代的《三字经》《百家姓》《童蒙训》等童蒙读物)还根本不能算文学作品。这些成人硬塞给孩子们的所谓“儿童读物”不但理念充斥、干巴枯燥，毫无趣味可言，而且还深含着基督教“原罪”“救赎”的宗教意识，以及封建伦理道德的陈腐观念。其折射出的完全是一种以成年为生命旨归，而视儿童为“罪孽源头”“缩小了的成人”，从而漠视其独立存在的落后的儿童观。当这种针对童年的人生哲学观念以“训教孩子”为童年文化的唯一价值取向时，其客观上必然造成了童年阅读层面上对儿童天性的压抑和束缚。
　　不仅如此，这种“训教主义”倾向因其教育立场的“合法性”，一经诞生，就显示了强大而持久的生命力，延展、笼罩、渗透了儿童文学的整个流程，成为制约、甚至框范世界儿童文学走向的一种重要力量。而氤氲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儿童文学原点和哲学依托的儿童观于近代文明的滚滚车轮声里，也由犹疑观瞻，而渐次前行，先后出现了主张尊重“童年独立价值”的卢梭主义儿童观、张扬情感和想象力的浪漫主义儿童观、蕴涵对成人文化批判精神的童心主义儿童观，以及站在儿童生命的根本立场上，解放和发展儿童的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与之相呼应，世界儿童文学流脉在此过程中，也波澜起伏，源流丛生，历经民间童话搜集、整理、改编与作家创作的不同阶段，由“教训主义”而浪漫主义、而童心主义、而本位主义，一路浩浩汤汤，成就了今天世界儿童文学洋洋大观的壮丽风貌。
　　从总体看，世界儿童文学诞生至今，从功能上，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教育性儿童文学”。其特点在于，以自我完善和增进知识为目的，格外关注教育价值。创作中，作家主要运用比较接近现实和理性的创作方法；另一类是“审美性儿童文学”。其特征为以游戏、娱乐和陶冶性情为目的，侧重于激发和满足儿童想象的天性，创作中，写作者多运用充满想象的创作方法。
　　而在文学的价值取向上，两者也有本质的区别。“教育性儿童文学”以“人格自我完善”“增进文化知识”“获得道德认同”为旨归，在教育的价值坐标轴上，延伸出丝丝缕缕审美、娱乐、游戏、抚慰等功能。“教育”是目的，是统摄，为了这个目标，上至情节、故事、结构、语言等文学要素，下至想象、幽默、趣味、游戏等文学手段都可以为我所驱、为我所用。手段尽可以五彩斑斓、花样翻新，目的却只有一个——教育。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教育”恰恰也就是此类儿童文学终生无法摆脱的价值宿命。
　　“审美性儿童文学”则致力于让儿童读者的情感、想象力得到激发、启迪与释放。“娱乐生活”、“游戏心境”、“陶冶性情”、“品味人生”是其作为文学的价值。“审美性儿童文学”惯于依托各种文学因素、艺术手段，创造一个异于现实世界的“第二世界”(心象世界)。和“教育性儿童文学”不同，想象、幽默、游戏、趣味在“审美性儿童文学”中都具有本体的价值，其不仅仅是实现和达成审美、游戏、娱乐、情感等功能的手段、工具，同时更是文学作为审美游戏的本源和目的，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审美性儿童文学”的游戏性和文学性是同构的。游戏性就是文学性，文学性也等同于游戏性。二者异体同构，水乳交融。从这个意义上说，审美是儿童文学实现游戏精神的基座。儿童文学在精神品格上能否葆有想象激荡、幽默昂扬、趣味洋溢、气韵不凡的独特风貌，其作为审美游戏的价值取向和内在审美机制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反过来讲，“教育”作为理性因素，则是游戏效应的“天敌”，其无所不在的身影，许多时候制约了以想象创造为核心的游戏精神在儿童文学中的勃兴，也让儿童文学的审美品格限于首鼠两端、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
　　世界儿童文学发展的诸多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最典型的，就是在欧洲儿童文学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家庭女教师”文学。在这里，笔者仅以其中两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鲍曼夫人和琼里斯夫人的创作为例。
　　鲍曼夫人是法国继夏尔·贝洛之后出现的又一位影响极大的童话作家。其创作以“教育”为核心，自诩为“贤明的女家庭教师”。从身世上看，鲍曼夫人的儿童文学创作观也属于“事出有因”。因为对婚姻感到幻灭，少女时代结束不久，她就只身渡过海峡到英国当家庭教师，同时立志全身心投入儿童教育。在这期间，她以惊人的毅力，先后撰写了七十卷童话作品，并于1757年出版了影响深远的《儿童杂志》。
　　然而，事实证明，无论是童话作品，还是《儿童杂志》，实际上都成为鲍曼夫人实施“教育”的工具。正如她在《儿童杂志》的刊头语中所说：儿童杂志，或许可以说是贤明的女教师和优等生的对话。透过这番对话，就可以教育少年们，充分依照自己的天赋、气质、爱好，去思考事物，去表达意志，去采取行动。同时也由于这番对话，显现出各该年龄的需要，了解应该运用怎样的手段去矫正……
　　出于这样的目的，鲍曼夫人在自己的童话创作和《儿童杂志》中调动各种文学手段力求将包括历史、寓言、地理等资料的作品写得生动有趣，“让孩子们能够在快乐中，亲近有教育价值的故事”。
　　鲍曼夫人之所以持此观念，和当时的社会氛围有关。在那个时代，成人们诉诸孩子们的主要愿望就是：好好读书、学知识，尽快成长为“小大人”，切不可浪费片刻的光阴。在此社会意识下，当时法国社会许多有名望的人物，都热衷于用游戏的乐趣来从事教育工作。鲍曼夫人仅仅是其中之一。
　　而基于这样的童年观念和教育意识，“在鲍曼夫人笔下，想象力和感性本身，已经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而只是教训的一种手段罢了”。[1]
　　这样的作品正如同包裹了“糖衣”的苦药，外表的甘醇、甜美遮掩不了内里的苦涩、辛辣，其趣味仅仅是幌子，是“孔雀尾羽”式的诱引，真正的审美快感和游戏趣味却几无存身之地。
　　无独有偶，在卢梭出版了著名的教育小说《爱弥尔》之后，接受他儿童观与教育思想的影响，欧洲又涌现了一批“家庭教师”类型的作家。他们没有吸收卢梭儿童观和教育思想中积极、前瞻的观念，而是皮相化地接受了卢梭“把想象力视为危险”的消极文学思想以及卢梭既崇尚“自然教育”，却又宣扬强制管束的教育思想的保守性、矛盾性，创作出了一大批否定想象力、游戏性，极力宣扬知识、美德、理性的教训主义儿童文学。他们当中的代表性人物是琼里斯夫人。
　　琼里斯夫人是卢梭的弟子，和同时代的许多儿童读物作家一样，她极力贬抑想象力的价值。她不仅禁止自己的孩子读民间童话和《一千零一夜》、《列那狐故事》等作品，还对仙女故事充满了仇视。因为在她看来，好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应该是充满教训的。真正有益的读书是获得知识和道德教育，而仙女故事只会引诱孩子寻求快乐，而忘却、忽视对他们最有帮助的的教训(假使其中有教训的话)。
　　不仅如此，她还固执地认为，阅读仙女故事的孩子会把虚幻的想象当成真实生活的存在，这样的幻想将给孩子们带来严重的错误观念，同时也会阻碍孩子们理性的发展，更糟糕的是会让孩子们厌恶阅读“真正有益的书”。
　　本着这样的观念，琼里斯夫人不但自己炮制出《城堡之夜的故事》《教育剧场》等一系列否定想象力的枯燥乏味的作品，而且还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将诸多富含想象力、游戏趣味的民间童话打入冷宫。
　　以上仅仅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个例。实际上，世界范围内，从十七世纪到二十世纪前半叶，教训主义思想对儿童文学的笼罩、渗透是以一贯之的。甚至，即使是安徒生这样的享誉世界的童话大师也未能幸免。据安徒生在其传记中披露，他的第一本《童话集》出版之后，曾遭受了来自教育主义的攻击和质疑：这些童话只会逗乐孩子们，但它们决不包含什么有教益的东西……[2]
　　前苏联儿童文学学者克鲁内依·丘克夫斯基在《两岁至五岁》一书中也讲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1929年，他在一个疗养院里，给一群孩子朗读《吹牛大王历险记》，孩子们听得如醉如痴、兴高采烈。可是，旁边的一位妇女和年轻男子却听得气急败坏，不但当场把书夺了下来，还训斥他：“你有什么权利给孩子们读这种荒唐无稽的东西？”而当他耐心向他们解释的时候，他们不仅不听，还振振有辞地训诫他说：“儿童图书不能有幻想和编造的故事，必须百分之百讲述现实生活中的事实。”
　　可见，教训主义在儿童文学、儿童阅读中的蔓延、渗透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具有跨越地域、时空的广泛性。其在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境域中的弥漫不仅极大地挫伤了各个民族儿童读者对文学作品的认同感和阅读接受热情，而且也给以情感和想象力为核心的“审美型儿童文学”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阻碍。与此同时，“教训主义”儿童文学对以幻想和想象为核心的审美游戏性的排斥，更是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型儿童文学”审美价值的游戏转化与艺术品位的审美提升。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因为“教训主义”的弥漫、渗透或变异，“教育型儿童文学”由于选择了“教育”立场而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走向了文学审美游戏精神的反面，成为了无趣味、阈于自身、故步自封的成人精神衍生品，其在“为儿童”的旗帜下，所演绎的一系列情节、故事、结构、语言，都成为“为教育”的幌子。这种表里不一、心猿意马的文学姿态在孩子那里，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其内在的和谐和平衡也很难维系。
　　因为，面对成人世界耳提面命的训教“馈赠”，孩子们从来不是束手无策的。许多时候，孩子们依靠机智和灵活，轻易就闪避了那些了无乐趣的阅读痛苦。他们有一种超越框范的自我塑造能力。他们从被成人束之高阁的诸如儿歌、民谣、民间故事、英雄传说、浪漫传奇和冒险故事中寻找阅读的快慰和乐趣，同时也凭着天生的敏感，把那些充满奇思异想，本来是为成人写的文学作品占为己有。这样的作品名目繁多。中国的有诸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七侠五义》《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等等；外国的则有《巨人传》《鲁宾逊漂流记》《天路历程》《格里佛游记》《罗宾汉的故事》《金银岛》《海底两万里》《福尔摩斯探案集》等等。儿童读者在这些本来不是写给自己的作品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梦想、渴望、快乐、抚慰。于是，他们把这些书紧紧抱在怀里，如痴如醉游走于那些神奇的世界。
　　与此同时，孩子们也对成人教育理念支配下处心积虑的文学馈赠、阅读安排开始阳奉阴违、密谋“背叛”。障眼法、路灯阅读、被窝阅读、课堂窥读等等，都成为他们抗拒“教训主义”文学预设、阅读强制的手法。
　　也就是说，“教育型儿童文学”实际上一直是在他们的服务对象“儿童读者”的阅读排斥中谋求发展的。“教育”“教训”越是裸露、凸显，孩子们的排斥、厌恶就越是强烈。而那些极端呆板的“说教型”作品最终也难逃被自己的“上帝”所抛弃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教训主义儿童文学”在世界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逐渐衰微乃至绝迹的事实就是明证。
　　这是“教育型儿童文学”走向“游戏效应”对立面的负面例子。而当“教育型儿童文学”回应孩子们的质疑情绪，“痛改前非”，让“教训”逐渐淡出水面乃至消隐山林，使游戏趣味渐渐高涨弥散时，孩子们倒是转而开始趋之若骛、奉之若酪了。然而，要让“教育”完全化影无形，为审美所遮蔽或融合，这也是“教训主义”儿童文学的“始作俑者”们心有不甘的。毕竟“教育”“教训”的迷失，就等于在文本实践中取消了“教育型儿童文学”的存在。这自然是儿童文学的“教育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儿童文学中，教育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教育却是万万不能的。有鉴于此，“教育型儿童文学”在来自现实儿童阅读的讦难、质讯时，常常会陷入既难以两全，又不肯两舍的窘境。
　　这种境况有台湾学者描述为：当文学向儿童分化、扩散，逐步形成“从文学走向儿童”的倾斜同时；另一方面，儿童在张望未来时自觉地酝酿、分化与成长，也崭露出“从儿童走向文学”的倾斜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就在“成人的儿童观”和“儿童自我塑造”着两组反向运作的力量相互渗透、回应的过程中，儿童文学的诸多面向日渐清楚。[3]应该说，这是一种切中肯綮的看法。
　　由是，儿童文学发展进程中就出现了一个奇异的情景：一明一暗、双线并置。当“教育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儿童阅读的游戏追求就以一股潜流的形式，悄悄流淌于民间孩子们的阅读生活里。而当“游戏精神”畅达无阻、热情高涨的时刻，“教育主义”则偃旗息鼓、惨淡经营着属于自己的黯淡田园。至此，“游戏性”或曰“游戏精神”在“教育主义”儿童文学的流域里始终是以一种“敌对”或“反面”的力量存在，制约着“教育”的恣意蔓延与无限扩张。最终，演化为来自儿童观、文学观以及儿童读者一种关乎儿童文学前途命运的强有力的纠错与呼唤。当然，这也决定了，对“教训主义”的冲破和对审美游戏性的不懈追求成为儿童文学游戏精神铺陈与建构的必由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世界儿童文学的进程，实际上是“教育主义”与“游戏精神”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过程，它们之间的相互缠夹、排斥、解构、融合正如同冰雪消融而汇聚的一股春潮，催动着世界儿童文学的艺术潮流滚滚向前……
　　二 审美转化：民间故事的浴火重生
　　但凡对儿童文学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儿童文学作为成人社会对于童年生命
　　的审美表达和精神观照形式，是存在多种面貌的。“家庭女教师”“糖衣苦药”式的“教训主义”作品作为儿童文学“始生之物”，在满足成人之于儿童的教育期望的同时，固然能局部补偿孩子对于文学阅读的心理诉求，但是，儿童心灵放飞、人格成长所需要的丰富而又驳杂的想象体验与精神诉求，却是狭隘、单一的“糖衣式”安慰所根本无法满足与回应的。非但如此，事实上，那些“糖衣苦药”式的儿童文学作品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遭受着来自儿童读者的质疑，勉为其难地扮演着吃力不讨好的角色。
　　这个事实无形中也是在提醒人们，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来就不是“单向”、“单一”的，而是“双向”、“复合”的。成人社会在本着关注童年、引领成长的目的，处心积虑、苦心孤诣为孩子们提供精神养料的同时，不能不顾及来自孩子们的眼光和态度。成人的“给予”和儿童的“选择”之间，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可能，而是存在着多种“向度”：或相异；或错位；或相交；或叠加；或包容；或暗合……不一而足。这既是作为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家与儿童读者的交流，更是一个社会的童年意识在机体内的激荡和回响。一般情况下，按照常理，当“交流”通畅、回响热烈时，双方自然皆大欢喜、额手称庆。或者，当“交流”受阻，回响微弱时，双方则相互质疑、各行其是。这似乎应该作为儿童文学审美阅读的常态效应。但是，正如历史的演进从来就不是直线式的上升或下降，而是偏爱螺旋式的轨迹一样，世界儿童文学发生、发展的潮流在传达“一江春水向东流”昂扬讯息的同时，也始终终纠结着各种社会、文化、教育因素，呈现出某种斑驳而繁复的面貌。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儿童文学是创作主体和接受主体错位的文学。是“成人”写，“儿童”读的文学。如此一来，成人社会、成人作家对儿童生命理解、认识、体验的广度、深度、纯度，就直接决定了儿童文学的具体类型和面貌。人类文明曾诞生过多少种儿童观，就会有多少种儿童文学的样态。有多少种看待儿童的眼光，就有多少种儿童文学的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型”儿童文学仅仅是儿童文学“冰山”之一角，仅仅是成人“教育眼光”“教育意识”在儿童文学这一社会存在上的反映与折射，而更多的社会需求、成长关怀则是经由别样的儿童文学形态来体现的。
　　关于这一点，当代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在其广受好评的理论专著《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中曾将之总结为：“三种眼光”对应“三大母题”——“成人对于儿童的眼光”对应“爱的母题”；“儿童自己的眼光”对应“顽童母题”；“人类共同的目光”对应“自然的母题”。应该说，这是非常有创意的理论发现。但是，笔者认为，这样的宏观把握固然高屋建瓴，但毕竟还是有些失之笼统了。
　　实际上，单就“成人对于儿童的眼光”而言，细分起来，就有多种不同的内涵和意味，也并非单一的“母爱”“父爱”所能容纳。比如师生之间出于责任的引领、关切、呵护；长幼之间毫无亲缘的理解、怜悯、尊重；亲情背后的狭隘、自私、放任……等等。这样的生命现象、心灵状态一旦进入文学审美，都将是具体而微的。“爱的母题”纵然能够统摄，但是，完全忽略其不同侧面的辐射、延伸、变异来整体观照、命意，也未必很准确。
　　但是，尽管如此，无可否认的是，作为一种文化行为，当这些“成人对于儿童的眼光”进入儿童文学视野，成为成人社会之于儿童的精神馈赠时，其外在的形态、内在的意味已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点，在民间故事的传承、发展中有深刻体现。
　　从世界范围看，民间故事往往被当作儿童文学的源头。在通常的社会意识里，民间故事的编创者大都是和孩子最亲近的妈妈们。理由是，一方面因为从中世纪到近代，世界大多数地区的家庭结构中，妈妈是主要的儿童抚养者、监护人，她们有着更多的闲暇和热情陪伴孩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母亲大多细腻、敏感、聪慧，天性与孩子心灵相通。她们最懂得孩子的精神渴望和心灵需求，也最能成为孩子心灵成长的按摩师、引路人。当然，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还有一个依据，那就在于妈妈们讲故事的对象是——孩子。
　　在他们看来，“妈妈们”无论怎样富有故事的创造力，但也毕竟只是单方面的主观因素。没有客观的个体、群体需要，没有特定的环境氛围激发，故事断不会自行产生。也就是说，在“民间故事”的发生学里，最本质的源头还在于孩子。正是孩子们对于故事的天然喜好，才在无数个“围炉夜话”的傍晚，数不清的“绕膝而坐”的午后，催生了“妈妈们”的故事灵感。于是，“妈妈们”的故事一出襁褓，自然深深镀上了母性的釉彩，打上了母爱的烙印……
　　类似的观点，在人们关于“民间故事”的认识里，流传久远。因为，在人们看来，民间故事自呱呱坠地之日起，其故事样态就固定了，剩下的就是怎样被收录、整理、编纂、修润，一代一代在民间流传。其实，这样的观点其实是有很大遮蔽性的。
　　实际上，民间故事的传承是一个不断分化、拆解、融合、组接、修正、改造的过程。其儿童观念、社会意识的整合性非常明显。民间故事从远古走向现代，从口传走向书面，从“民间”走向“儿童”，是一种概念的重塑和文学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对现实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的“儿童文学化”。这一文本形态改造，一般来讲，是由两个人群来完成的。一个是给孩子们讲述或转述“民间故事”的“妈妈们”；另一个则是对民间故事的传承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学者、作家们，如夏尔·贝洛、格林兄弟、安德鲁·朗格、安徒生、卡尔维诺等等。
　　首先，“妈妈们”功不可没。因为“妈妈们”的故事大多是为了“娱乐”孩子，或满足孩子的好奇，或抚慰孩子的情绪，或逗引孩子开心。这样的故事出发点自是与“家庭女教师”们不同。出于这样的目的，“妈妈们”讲起故事来，自然也就少了诸多教育、教训理念的渗透，多了一些爱心的沉浸；少了一些刻意的人生启迪、引导，多了一些趣味的延伸；少了一些题外因素的强力介入，多了一些源自故事本身的吸引。于是乎，那些被“家庭女教师”们束之高阁、逐出门外的仙女、海盗、巫婆、矮人纷纷盛装亮相、闪亮登场；那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青蛙、驴子、山羊、狐狸个个开口说话、招摇过市……
　　除此之外，“妈妈们”还靠着天性的温柔、善良、敏感、机智让故事更加切近儿童的心灵。为此，她们会改造或剔除掉一些不适合给孩子看的构思、情节、细节。而所有这些，则构成了民间故事既浑然天成，又趣味、温馨的总体特征。
　　当然，“妈妈们”对故事的改造还仅仅是自发的、下意识的，难以构成民间故事“儿童化”、“文学化”的主体，难以促成民间故事“儿童文学化”的主脉。实际上，真正让民间故事具有了完备的文学形态与生动、细腻的语言、情节结构的，还是一些高瞻远瞩的专家、学者们。《格林童话》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世界范围内妇孺皆知的儿童文学经典，就是格林兄弟在对流传于德国民间的各种传说、故事进行长期搜寻、整理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改造、改编、改写，才形成今天的文本面貌的。实际上，正如当代儿童文学作家、学者彭懿在其博士论文《走进魔法世界——格林童话研究》中所指出的：今天印行在世的《格林童话》实际上是格林兄弟反复改造、修订、润饰后的第8个版本(1857年版)，而非以往国内德语翻译界所谓的第1版。[4]足见，“民间故事”在传承、发展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已经完全“儿童化”“文学化”了。而这其中，已经深深融合、渗透、寄寓了成人社会对于“儿童”的生命观照和精神守望。
　　这里，笔者试以为全世界读者所耳熟能详的民间童话故事《小红帽》为例，做一些分析。
　　比如，同样是《小红帽》，1697年出版的夏尔·贝洛《鹅妈妈的故事——或昔日寓含道德教训的故事》中，结尾是这样的：
　　……
　　“奶奶，你的嘴巴怎么这么大啊？”
　　“这样，才可以吃你呀！”
　　凶狠的狼说了这句话，就向小红帽扑去，一口把她吃掉了。
　　这样惨烈的结局肯定是给孩子讲故事的“妈妈们”不满意的，也是后世致力于民间故事搜集、整理的有识之士所难以认同的。因此，我们看到了格林兄弟1812-1822年发表的三卷本德国童话(就是后来《格林童话》的最初底本)中的《小红帽》结尾：
　　……
　　“奶奶，你怎么有这样的大嘴巴？”
　　“这样，我吃起你来才比较方便！”
　　狼刚讲完这句话，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吞下了可怜的小红帽。
　　狼满足了自己的食欲之后，又重新躺到床上，睡着了，鼾声大作。这时，猎人正好从屋前经过，就觉得纳闷：“屋里的老太太打呼噜怎么这么响啊，是不是生病了，我要进去看看。”
　　猎人推开门，走进房间，发现狼躺在床上，肚皮鼓得像小山一样。
　　“哈哈，我总算找到你了。你这个作恶多端的坏家伙”。
　　猎人说完，刚要举枪瞄准，突然想到，狼肚皮这么鼓，一定是把老太太吃了。不能开枪，要先救出老太太。这么想着，他拿把剪刀，把沉睡着的狼的肚皮剖开。才剪了几下，就看到了小红帽闪着亮光，再剪几刀，小姑娘从狼肚子里跳出来了，嘴里还喊着：“啊，我多么害怕，狼肚子里有多黑暗啊！”
　　接着，老奶奶也被救出来了，她在狼肚子里呆的时间比较长，都快憋断了气。
　　小红帽很快捡来了一些大石头，填进狼的肚子里。狼从梦中醒来，想立刻逃走，可是肚子里的石块很重，拖着它摇摇晃晃只走了几步，就倒在地上死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