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是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开山祖，她的短篇小说开创了“问题小说”创作的先河；她的诗歌形成了“小诗流行的时代”；她的通讯影响广泛而深远；她的散文清新、优美，长期飘香于文坛。她的作品曾被译成日、英、德、法、意、捷、俄、黎、罗等文字出版。晚年的冰心，创作甚丰，且作品大都直面人生，触及社会问题，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峰期。作为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冰心，她呕心沥血，把自己全部的爱奉献给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她的作品和人品，成了真、善、美的象征，博得读者的由衷爱戴和崇敬
冰心是世纪的同龄人，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元老，是中国现当代成名最早、拥有最广大读者的女作家。其小说、诗歌、散文创作在新文学建设之初期即全面铺开，当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评论界的热切关注。70多年来，她始终关注社会人生，笔耕不辍。80年代，她的创作生命又再度焕发青春，小说创作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散文创作也体现了炉火纯青的本色。
评论界对冰心创作状况的热切关注始于1919年中国现代文学建设之初期。七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的变迁、发展、冰心研究也走过一段曲折的长路，“五四”时期，“为人生”的最初的现实主义批评初步肯定了冰心用“爱”来解答人生本质的创作动机，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兴起，茅盾的《冰心论》1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价值尺度，在肯定冰心关心社会现状、安慰人生的“好心肠”的同时，更着重指出“爱的哲学”在解释、改造社会黑暗现实方面的软弱、无力。这体现了茅盾对冰心思想研究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方面的独到贡献。但把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特殊标准拿来普遍地要求进步的民主主义作家，过分强调文学直接改造现实的功能，却又导致对冰心人道主义思想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的局限。而其他一些左翼批评者，则往往从庸俗社会学观点出发，极为不公正地将“爱的哲学”斥为与时代精神相悖的“旧思想”而加以全面否定，巴金等民主主义者立足于人道主义立场的批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对冰心人道主义思想积极意义认识不足的缺陷，肯定了其人性关怀的正面价值，遗憾的是这种肯定一直未成为冰心思想研究中的主旋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冰心思想的研究都存在着评价过低的缺憾。建国初的冰心研究，一方面对冰心创作作了更为深入、全面的具体研究；另一方面，更多的是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倡导时期所犯的“左”的错误，膨胀成对冰心早期创作思想的基本否定，乃至文革时期的完全抹杀。
新时期，冰心研究改变了较长一段时间冷寂、停滞的状况，逐渐克服了长期积存的“左”倾错误，在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式深入发展，获得新的发现和新的结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新时期出现的冰心研究论文总共有250多篇，“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乙种丛书”中还出了《冰心研究资料》2(范伯群编，收集的资料自1919年至1982年)，还先后出现了三本冰心传记著作。范伯群、曾华鹏的《冰心评传》3重评不重传、详细考察了冰心从1919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的文学创作道路，清晰地勾画出冰心思想发展的历程，探究了冰心创作风格的内在特质和发展变化。他们立足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将冰心创作与作家主体世界观变化，与时代环境变化结合起来考察，注重探索冰心创作的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肯定了冰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突出贡献。第二本传记是萧凤的《冰心传》4。该作的特色在于评、传结合，将作家从出生到80年代初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结合起来考察，努力“写出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第三本传记是卓如的《冰心传》5。卓如的传记重传不重评。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以深刻的理解为前提，充满敬意地进入到冰心的思想、情感世界、用诗意盎然的文笔勾画出这位冰清玉洁的东方才女生活中的重大转折和心灵中的细微颤动，具有美文的特点，卓如的传记从冰心出生写到1951年从海外归来。有关方面还成立了“冰心研究会”，创办了研究会会刊《爱心》杂志，组织了冰心作品研讨会，组织选编了《冰心研究资料》(1919至1993年)、《永远的冰心》(回忆录)等书，目前“冰心纪念馆”也在筹建中。作品出版方面，四川人民出版社、香港三联书店、海峡文艺出版社等出版了多卷本的冰心作品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6卷本的《冰心文集》，10卷本的《冰心全集》也将由海峡文艺出版社推出。
新时期的冰心研究较以往有本质的飞跃，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但就具体研究的各个侧面而言，又还存在着极不平衡的局面。目前的研究现状同这位“国之瑰宝”、文坛巨匠的崇高人格、创作成就和巨大影响还是很不相称的。现在已有一切可能把冰心研究引向丰富和深化。写作本文的目的，即在分析冰心研究的现状，确认成绩，指出偏颇，追索原因，为冰心研究的新拓展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本文以下分为创作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创作心理研究三个部分展开论述。
一、 创作思想研究
新时期最初的冰心思想研究，是从政治上的平反开始的。冰心一生前后思想有不断的发展、升华，但人道主义是其基本内核，她的“爱的哲学”在新时期之前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被定性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和时代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6，被置于受审判、受践踏的地位。新时期的研究首先即是以蹒跚的步履开始在政治上给“爱的哲学”平反。平反的前提是政治观念的变化。即根据历史事实，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重新列为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内的力量，这样，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也就不再完全被斥为反动的东西。在此前提下，评论者们陆续提出“爱的哲学”、“母爱文学”，虽“并不代表革命的主流”、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它作为“人道主义思潮在新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流不是相悖而是一致的”7。这种政治上的平反洗刷了泼在冰心创作上的极“左”的污水，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其价值体系仍然是文学附属于政治，用政治革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文学的价值，这就必然无法给冰心这种“爱的哲学”以更高的评价。因为冰心的“爱”毕竟还不属无产阶级独有的先锋的阶级意识。这样，有的论者为了在政治上给“爱的哲学”以更高的评价，就牵强地去论证在冰心早期“博爱思想的体系里，对祖国的爱是放在第一位的”8。这显然并不符合作品实际。冰心无疑是一个爱国者，但在她博爱的思想体系中，她是以自然之爱、儿童之爱、母爱来作为人生的解答和慰安的。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品格素质自然地常从她的文字中流溢出来，但在多数时候这并不是她特意去倡导、思考的。
当文学在狭窄的政治藩篱中兜转多年之后，必然要冲突出来去寻找更广阔的天地。80年代中后期，人们逐渐由过去对文学只做社会、政治的把握转向做审美的、心理的把握，转向用文化的广阔视野来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观念的开拓，也给冰心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转机。人们发现：
冰心关于爱和美的描写，在当时的文坛上与批判现实文学实际是起了一定的互补作用的；没有批判现实大潮的猛烈冲击，不足以摇醒昏睡中的人们，给现存社会以毁灭性的打击，没有爱与美的涓涓细流注入人们心田，也不足以慰藉、感化黑暗中的灵魂，提高人类自身的有序化程度。尽管说后者对现存社会的打击，远不及暴露文学来得直接、有力。但在文化的层次上，对现实作了深层的干预。因此，那种以与现实关系为由，否定或轻视这类表现主题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9
经过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冰心这位“爱”的歌者终于得到了应有的肯定。从文化的视角看冰心的创作，也使研究者更多地注意到冰心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以及这种继承在“五四”新文学建设中的意义。有的论者提出“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得来的老庄哲学精华”，“使冰心面对激烈的爱憎矛盾，始终保持超脱、达观的认识。”10有的文章则着力论证冰心早期作品中“爱父母、爱人”的思想与孔子“仁爱”思想、与孟子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11
30年代，郁达夫曾注意到冰心创作的女性特质。80年代中期，女性主义这股世界性的进步思潮涌进国内。它也引发了人们对冰心创作女性特质和冰心妇女观、家庭观较为集中的关注。刘思谦在《冰心：迷离的东方女性之真》一文中认为：
冰心的家庭问题小说里的家庭观念，深层的心理便是由这没有断裂的母爱的纽带为核心的健全的女性角色心理。其观念的显在的层次，……是传统的男性中心的，然而内在的、心理的层次则是自然的、女性的。12
女性作为一种性别，不仅是自然的，也是历史的和社会的。因而女性主义研究往往总和文化的研究交融在一起。许多论者都在冰心与现代其他女作家的比较研究中，考察女作家创作的共性和冰心创作的特性。对冰心创作女性特质，对冰心家庭观、妇女观的探索拓展了冰心思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我国的女性主义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借鉴西方理论还有个消化、吸收的过程，还要考虑到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同异点。有的论者就不免存在着将东方特点、女性特质混同于封建性、奴性的误会，将冰心笔下的女性形象归结为“喜欢把自己的灵魂依附于外物或他人的‘淑女型’女性”。这里显然对冰心的早期小说有所误解，没有看到冰心小说中的“五四”时代精神。事实恰恰相反，冰心小说中的女性正面形象都是自觉、主动地承担起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的现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如何处理好男女平等与男女有别的关系，如何塑造好现代女性形象的问题，冰心都作了先行的探索。这方面的研究显然还是不够的，正等待深入的拓展。
“爱的哲学”的概念是阿英在30年代初提出的。他从“母亲的爱”、“伟大的海”、“童年的回忆”三方面界定其内容。13此后“爱的哲学”的提法受到冰心本人和学术界的肯定。“爱的哲学”的具体内涵一般也被理解为“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研究的重心则一直落在对其思想价值的评价上，而较少去探究“爱的哲学”的内部组成，较少去仔细辨析“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的丰富内涵。这显然是一种舍本逐末的做法。放弃了对“爱的哲学”内涵的深入思辩，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模糊了对某些重要问题的认识，诸如，冰心“爱的哲学”的东方特色、五四特点，冰心人道主义思想与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的关系，冰心人道主义思想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人道主义思想中的位置等。新时期这方面仍无根本的改观。实际上，冰心的“母爱”、“自然之爱”、“儿童之爱”均有感性和哲理两个层面的意味。冰心在现实中起了烦闷，就躲进母亲的怀里寻求解脱。她的“母爱”首先是一种世俗的人间亲情，源于冰心自身情感的体验，她进而把这种情感体验升华到哲学层面，认为它构成世界和谐、友爱的本质，用它来对抗令人失望的现实。其“儿童之爱”亦有两个层面的意味。感性层面上从儿童的天真、儿童间的亲情中体会人性的美。哲理层面的意味则是它更主要的内涵，是用儿童无知无识的真纯状态与有知识即有挥之不去的烦闷的成人世界相对，赞美其“无”即大“有”的内涵。将它理解为哲学中的最高境界，与之相通的审美趣味、哲理思索是对“沉默”、“宁静”以及“死亡”的充满诗意的赞颂。冰心对自然的热爱则更多的是出自爱美的天性、出自对“宇宙”、“生命”的诗意感悟。人一方面既膜拜大自然的神秘美，另一方面又与自然和谐、感应、共同构成宇宙的大调和。这里，自然并不像母亲的怀抱、儿童的世界那样与现实社会直接对立，但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在自然怀抱中获得的安宁感间接地与人在现实中的失望感构成对比，给人以慰藉与安抚。冰心在她的创作中歌唱母爱、歌唱儿童、歌唱自然、歌唱宇宙的和谐，以此来抵御现实的虚无。她的“爱的哲学”显然不同于哲学家构筑的逻辑严密的哲学体系，刘思谦称之为“艺术的宗教”，她说：
她就不像有的哲学家那样把自己的体验敲碎纳入概念范畴的框架归结为抽象的本 质，而是始终固守自己这份鲜活的体验，通过逻辑驳论上升为关于人类宇宙的普遍信念，从而在普遍的哲学意义上维护了爱的价值。14
但总的来说，在新时期的研究中，人们注重的仍是对“爱的哲学”的是非正确与否的评价，而较为忽略对“爱的哲学”具体内涵的探究。这显然是舍本逐末的。
在新时期的冰心创作思想研究中，显然还存在着另一个被忽略的重要问题，即冰心新时期创作本身的思想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仍只是冰心早期的创作思想。新时期，冰心和许多富有良知的优秀知识分子一样，经历了“文革”的煎熬之后，不仅没有沉溺于个人的恩怨得失，没有陷于颓废、失望，反而更加强了对祖国、人民命运的忧患意识，她从深切的爱国之心出发，以清明的理性反思历史之后，一方面既乐观、通达地相信党的领导、相信国家会有美好的前途；另一方面，对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存在的许多丑恶现象也有了更清醒和真切的认识。这样，她对祖国、人民的爱，往往就以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深切痛恨、对国家命运的强烈忧患来表达。这特别体现在她对知识分子问题、教育问题的热忱关注上，体现在《我请求》、《无士则如何》、《我呜咽着看完国殇》等大声疾呼的杂文中。新时期冰心“爱的思想”较前几个时期有明显的发展，熔铸了更为现实的内容和力量，范伯群、曾华鹏称之为“烈火之后的凤凰再生”15。但就总体而言，对冰心新时期创作思想的研究却始终未形成深入讨论的局面。
二、 艺术成就研究
对冰心创作方法的研究是新时期出现的一个新课题。以前的评论虽没有正面论及冰心的创作方法，但学术界历来都是以现实主义文艺标准来衡量冰心的作品。把丰富多姿的文学创作纳入一种创作方法的框架中，就难免要削足适履，把冰心创作的浪漫主义特质视为短处。新时期的研究者，则注意从作品实际出发来分析冰心的创作方法，注意到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作家创作互相渗透的事实。刘岸汀的《论冰心前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16用浪漫主义艺术标准作对照，从歌颂自然的题材与主题、艺术表现的主观色彩、自然率真的美学风格三方面，论证了冰心前期创作的浪漫主义倾向，并且比较了冰心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现代作家的创作风格，指出冰心前期的创作方法属于“东方古典式的自我型浪漫主义”类型。
艺术风格研究方面，二三十年代的评论就已强调了冰心创作“温柔”、“典雅”的调子。60年代，范伯群、曾华鹏对之作了全面、详细的考察，以冰心诗中“满蕴着温柔，微带着忧愁，欲语又停留”的诗的女神形象来概括其建国前的创作风格特征，并指出其建国后趋于明朗的变化17。这种概括既包含了冰心创作情感上的特点，还包含了艺术上的追求，为后来的研究者所共认。新时期的研究在继承这些成果的同时，则体现出多角度深入的特点。有的文章着重强调“冰心早期的创作风格不是单一的”，认为“它既有婉约、含蓄和秀逸的一面，也有激昂悲愤的一面”，前者主要体现于《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中，后者主要体现于“问题小说”18。
“冰心体”概念的提出和发展，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冰心艺术成就研究方面的成果。阿英30年代初即提出“冰心体”的概念。从“诗似的散文的文字”和“从旧式的文字方面所引申出来的中国式的句法”两方面简要说明冰心创作的散文诗特质和句法特点，以此肯定冰心在中国现代文学文体建设上的独特贡献19。此后，“冰心体”这个名称一直被研究界沿用下来。80年代，方锡德将阿英提出的这两方面的内容推进了一步，从体裁、语汇、篇章结构三个角度作了详细、切实的探究，丰富了“冰心体”的内涵。他认为“冰心在小说的描写内容、结构方式、意蕴核心等方面，都已经改变了传统小说文体常规的叙事功能，为小说引进了大量的抒情写意功能，从而创造了“抒情小说”这一新体式。这主要是冰心“在强大抒情文学传统下勇于探索和实践的结果。”“主观情绪具象化的抒情方式，诗情与哲理的融合，对山水自然的远景审美观照和间色的运用”，使冰心散文“具备了散文诗的特点”。他断定“冰心是现代一位优秀的抒情文体家”20，方锡德显然是把阿英“冰心体”的粗略概括推进了一步。这种探究虽极为可贵，但也还没有完全揭示出“冰心体”风姿绰约的丰富内涵。“冰心体”中的“体”即文体，在这里是指作家的创作风格，即指作家在其一系列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中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冰心在七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创作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其创作风格既有固定不变的特质，又有不断发展的特点，在作品的主题、题材、体裁、结构、语言、表现手法等多方面均有自己独特的追求。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在论及“冰心体”时，既包含了冰心散文富有诗意美和画面美的特点，强调了语言上的贡献，还扩大并包含了“爱的哲学”的思想内容，但限于文学史篇幅，未能展开详细、深入的探讨21。与冰心创作的实际状况相比。目前的研究对“冰心体”内涵的揭示相对显得粗陋。“冰心体”作为一种独特的风格，在中国现代散文文体建设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所存在的局限、所应有的地位都是值得探究的课题。
与忽视冰心新时期创作思想研究相对应，目前，对冰心艺术成就、艺术风格方面的探索主要也还只限于新时期以前的创作。新时期，冰心随着思想的转变、升华，创作风格也有明显的转变。她的“爱”的思想常常由对社会丑恶现象的强烈痛恨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忧患来表达，她对人生境界也有更旷达、透彻的领会，这样，她歌唱爱和美的抒情文体也就必然要逐渐为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为特征的杂文所渗透或替代，她的笔墨也必然要由原来温柔的调子而渐趋向硬朗，由原来的反复吟唱而趋向简洁洗炼。这种艺术上的转变在老作家中富有普遍意义，巴金、孙犁、郭风的创作也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但新时期的研究对此却缺少应有的关注。
三、创作心理研究
对冰心创作心理的关注主要围绕着冰心的思维宜不宜于诗歌创作，如何解释冰心散文、小说诗化特点这两个相关的问题展开。20年代，梁实秋认为“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者、小说作者，不适宜于诗”。他分析其创作心理方面的原因是“表现力强而想象力弱”、“理智富而情感分子薄”22。这一时期的研究者就冰心情感特质是冷还是热展开了一场颇为热烈的讨论，虽未形成定评，但深化了认识，开启了思路。而后，冰心也说自己“没有喷溢的情感”23 60年代，范伯群、曾华鹏则将冰心的情感特征归为“涌溢的潜流”24 。至80年代，孙歌重提这个话题。她分析冰心小诗的基本情绪是“糅合着悲哀的静穆”，并就个人气质、与现实的关系两方面分析“静穆”与“悲哀”的具体特质。结合诗歌艺术规范，孙歌认为“冰心的弱点在于她缺乏诗的想象力与表现力，而不在于她缺少感情”。因为“静穆不等于冰冷”。“冰心缺少变形的能力”，“却能够驯服不可融合的情感”，“她的诗情过于和谐了，容不得任何极端的情感”，因而“冰心小诗无可替代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它们暗示了“五四”时期人本主义精神之外的另一个层次，即在批判封建制度的同时所表现的对于传统文化的眷恋。”“冰心虽有诗情，却不能得心应手地驾驭诗歌这个轻骑。”25
方锡德也将冰心创作冲动的心理情绪特征和她的诗歌观念结合起来，考察何以冰心散文的抒情方式是“主观情绪的具象化”。他认为“冰心散文创作的契机，往往就是诗情的触发”，冰心之所以坚持把这种诗的灵感融化进散文的艺术形式，主要由于她认为诗总是有格律的、“诗人的才情决定冰心的诗情只能洒脱自然地挥写，可是又时常担心流畅的诗情被格律所疑涩”，于是“就转向了能够更加自由挥写的散文创作”。“因此，冰心的散文就其本质来说，乃是诗情的散文化”26这些评论的主要特点是将冰心思维情感等心理特征与不同的艺术形式的规范结合起来考察，从而深化了这两方面的研究。
在冰心的文化心理、艺术气质研究方面，茅盾先生30年代即提出“‘极端派’的思想，她是不喜欢的”27，新时期，刘思谦进一步确认她的文化态度是“健全、稳重的”，她的艺术气质是“融合吸收了东方和西方的人文主义精神的古典主义。”28
冰心创作心理其他方面的研究却还有待开拓。冰心自己曾说她早期之所以偏重于歌唱“爱”与“美”，并非是没有察觉到社会的阴暗面，而是觉得社会给人的失望太多、打击太多，她要发掘生活中美好的事物，给人以鼓励、安慰。这种自觉的选择是出于济世的愿望，而无论是歌唱美好还是揭露黑暗，均于世有益，自觉选择对“爱”与“美”的歌唱，必然有作家自身的心理因素在起诱导作用。这或许可以作家童年的家庭生活经验以及后来的生活经历来解释。冰心曾说过：
我觉得我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开朗的，首先是健康的。该得到的爱，我都得到了，该爱的人，我也都爱了。29
结 语
新时期，以政治上拨乱反正为起点，冰心研究在创作思想研究、艺术成就研究、创作心理研究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思想研究由政治上的平反走向文化价值上的探讨，并且开拓了冰心创作的女性意识、冰心的妇女观、家庭观等研究新领域，从而出现了多维视野的立体研究格局；艺术成就研究方面注意到了冰心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多样性统一的特征，并且对“冰心体”的内涵作了具体化的深入探究。创作心理研究方面，沿着将冰心的思维、情感等心理特点与不同艺术形式规范结合考察的传统，作了进一步的仔细辨析，得出了新的结论。与此同时，在研究的各方面又都还存着许多被忽略的地方和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总体状况而言，冰心受到评论界充分关注的仍只是她的早期创作，即20年代的创作，以后的创作研究相对就显得冷寂得多。就具体的各个研究侧面而言，在创作思想研究方面，则存在着对“爱的哲学”内涵缺乏深入辨析、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牵强比附的缺点；在艺术成就研究方面、“冰心体”的丰富内涵、“冰心体”在中国现代散文发展中的地位等问题都亟待深入揭示；在创作心理研究方面，则存在着面太窄的问题，冰心偏重于歌唱“爱”与“美”的心理基础，冰心在创作各个时期的心理变化等都是尚待开拓的课题；冰心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活动、冰心创作在新文学中的影响在新时期也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