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化疗一次3万美元是国内6倍 ,他们为啥赴美抗癌?

如题所述

之所以选择美国化疗, 主要是因为美国可供选择的疗法更多,中国患者到海外就医,最满意的是能够跟专家有深入的沟通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国内医生配比不足, 只能流水线作业,往往顾得上病却管不了人。

国内抗癌药物更新太慢,以肺癌为例,目前国内基本还在使用第一代靶向药,但美国已经出现 第三代,甚至第四代也已经在临床试验中。北京市朝阳区私企老板郑先生为确诊肿瘤吃尽苦头。去年6月体检,郑先生发现了双侧颈部淋巴肿大。随 后他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复查,医生觉得淋巴结肿大可能和他口腔内上颚的结节有关。虽然这个结节已伴随郑先生30年,但是医生建议,为了防止癌 变,最好把上颚结节切除。郑先生听从了医生建议,结节切除后,病理提示是玻璃样变纤维瘤(良性)可能性大。

郑先生刚松了一口气,可 半个月后,颈部淋巴结的活检发现了癌转移,而原发灶却一直无法确认。一家医院一家医院地跑,一个医生一个医生地找,不同科室轮番挂号,诊断 结果往往不同,真不知该听谁的。他将那个肿块的病理切片送去北京4家大医院做病理分析,一遍又一遍地检查,但就是没找到原发灶。

病情 不等人。医生只能按照原发灶不明腺癌来制定治疗方案,郑先生接受了手术、放疗和化疗。而治疗结束后仅仅4个月,他开始出现胸骨的疼痛,扫描发 现胸骨、肋骨出现了多发骨转移。他决心到美国寻找病因,他说:“当时就是不服气,就算死了也得知道原发灶在哪里。”

郑先生出国前三天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病理会诊结果出来了:淋巴结转移性腺癌,结合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及临床情况提示涎腺导管癌。这个结果与美国医院后来 的诊断结果相近。美国病理科医生从郑先生带去的上颚结节切片中找到了根,诊断结论为:恶性唾液腺混合性肿瘤伴骨转移。

今年11月15日结 束在美国最后一个周期化疗后,郑先生开始接受靶向药治疗。他说,第一次在美国做影像扫描时,片子上的强光点让他头皮发麻,骨转移位置之多让他 害怕。但是两次化疗后复查CT,扫描显示光点大大减少和变小,恐慌了1年多的郑先生第一次有了笑容。

中国患者到海外就医,最满意的是能够 跟专家有深入的沟通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国内医生配比不足,只能流水线作业,往往顾得上病却管不了人

林女士9岁的儿子患上脑瘤 后,多方求治无效,她决定去美国看病,经盛诺一家联系好了哈佛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她说,第一次见到美国专家,最意外的是专家一直通过翻译 问她:“还有什么问题吗?”直到她把所有问题问完,那次门诊足足用了50分钟。

在麻省总医院给儿子做质子放疗时,儿子最初并不想做,但 每次护士都会送他一个小熊,10次后就能换大熊。于是,他每次都催问妈妈什么时候去治疗。一家人忙着抗癌,忘记了给孩子过生日。让林女士意外的 是医院工作人员送来生日蛋糕,还拿着乐器为孩子庆祝生日。

看病,疗效当然是核心诉求,但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中外医疗的差距,主要体现 在服务上。国内医院一般注重医疗,不注重服务。蔡强认为,满足多样化的医疗需求,不只是提高医疗水平,还要为患者提供满意的服务。中国患者到 海外就医,最满意的是能够跟专家有深入的沟通交流,充分表达自己的诉求。

在克利夫兰诊所,经认证的治疗犬会出现在护理病区,探望患者 和家属,为患者和家属带来笑声和欢乐,减少焦虑。在波士顿儿童医院,还有多种关怀活动,如小丑关怀队在孩子的病床前表演,包括杂耍、喜剧、魔 术和音乐,让孩子忘却疾病的痛苦。

不到10岁的兜兜得了尤文氏肉瘤,被上海的几家三甲医院判了死刑。筹到100万元费用后,哥哥小孟带着 他来到安德森癌症中心看病。两期化疗,耗资巨大,但兜兜的原发肿瘤反而增大了,医生迅速调整化疗方案。小孟对医生的方案提出疑问时,医生拿出 来的是几十份研究文献,每一种治疗都建立在大量研究和数据的基础上。最关键的一点是,小孟相信他们跟药厂没有利益瓜葛,不至于为了吃回扣而过 度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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