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爱是原点情感。母爱如山！如山的伟大，如山的崇高，如山的厚重……理解了母亲的爱，我们才能爱人爱己，才能让爱迸发出光辉，照亮我们未来的路！下面提供一组表现母爱的文章，以作为开展综合阅读活动资源。 母爱无言 张 顺 听说过两个有关母亲的故事。 一个发生在一位游子与母亲之间。游子探亲期满离开故乡，母亲送他去车站。在车站里，儿子旅行包的拎带突然被挤断。眼看就要到发车的时间，母亲急忙从身上解下裤腰带，把儿子的旅行包扎好。解裤腰带时，由于心急又用力，她把脸都涨红了。儿子问母亲怎么回家呢，母亲说，不要紧，慢慢走。 多少年来，儿子一直把母亲这根裤腰带珍藏在身边。多少年来，儿子一直在想，他母亲没有裤腰带是怎样走回几里地外的家的。 另一个故事则发生在一个犯人同母亲之间。探监的日子，二位来自贫困山区的老母亲来探望儿子。在探监人五光十色的物品中；老母亲给儿子掏出用白布包着的葵花子。葵花子已经炒熟，老母亲全嗑好了。没有皮，白花花的像密密麻麻的雀舌头。 服刑的儿子接过这堆葵花子仁，手开始抖。母亲亦无言无语，撩起衣襟拭眼。她千里迢迢探望儿子，卖掉了鸡蛋和小猪崽，还要节省多少开支才凑足路费。来前，在白天的劳碌后，晚上再在煤油灯下嗑瓜子。嗑好的瓜子仁放在一起，看它们像小山一点点增多，没有一粒舍得自己吃。十多斤瓜子嗑亮了许多夜晚。 服刑的儿子垂着头。作为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是奉养母亲的时候，他却不能。在所有探监的人当中，他母亲的衣着是最褴褛的。母亲一口一口嗑的瓜子，包含千言万语。儿子"扑通"给母亲跪下，他忏悔了。 一次，同龄的朋友对我抱怨起母亲，说她没文化思想不开通，说她什么也干不了还爱唠叨。于是，我就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他听。听毕，他泪眼朦胧，半晌无语。 母亲的心 叶倾城 朋友告诉我：她的外婆老年痴呆了。 外婆先是不认识外公，坚决不许这个"陌生男人"上她的床，同床共枕了50年的老伴只好睡到客厅去。然后外婆有一天出了门就不见踪迹，最后在派出所的帮助下家人才终于将她找回，原来外婆一心一意要找她童年时代的家，怎么也不肯承认现在的家跟她有任何关系。 哄着骗着，好不容易说服外婆留下来，外婆却又忘了她从小一手带大的外甥外甥女们，以为他们是一群野孩子，来抢她的食物，她用拐杖打他们，一手护住自己的饭碗："走开走开，不许吃我的饭。"弄得全家人都哭笑不得。 幸亏外婆还认得一个人--朋友的母亲，记得她是自己的女儿。每次看到她，脸上都会露出笑容，叫她："毛毛，毛毛。"黄昏的时候搬个凳子坐在楼下，唠叨着："毛毛怎么还不放学呢?"--连毛毛的女儿都大学毕业了。 家人吃准了外婆的这一点，以后她再要说回自己的家，就恫吓她："再闹，毛毛就不要你了。"外婆就会立刻安静下来。 有一年国庆节，来了远客，朋友的母亲亲自下厨烹制家宴，招待客人。饭桌上外婆又有了极为怪异的行动。每当一盘菜上桌，外婆都会警觉地向四面窥探，鬼鬼祟祟地，仿佛是一个准备偷糖的小孩。终于判断没有人注意她，外婆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挟上一大筷子菜，大大方方地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宾主皆大惊失色，却又彼此都装着没看见，只有外婆自己，仿佛认定自己干得非常巧妙隐秘，露出欢畅的笑容。那顿饭吃得……实在是有些艰难。 上完最后--道菜，一直忙得脚不沾地的朋友的母亲，才从厨房里出来，一边问客人"吃好了没有"，一边随手从盘子里拣些剩菜吃。这时，外婆一下子弹了起来，-把抓住女儿的手，用力拽她，女儿莫名其妙，只好跟着她起身。 外婆一路把女儿拉到门口，警惕地用身子挡住众人的视线，然后就在口袋里掏啊掏，笑嘻嘻地把刚才藏在里面的菜捧了出来，往女儿手里一塞："毛毛，我特意给你留的，你吃呀，你吃呀。" 女儿双手捧着那一堆各种各样、混成一团、被挤压得不成形的菜，好久，才愣愣地抬起头，看见母亲的笑脸，她突然哭了。 疾病切断了外婆与世界的所有联系，让她遗忘了生命中的-一切关联，一切亲爱的人，而唯一不能割断的，是母女的血缘，她的灵魂已经在疾病的侵蚀下慢慢地死去，然而永远不肯死去的，是那一颗母亲的心。 母亲的情怀 梁 毅 李国征 我叫康忠琦，是三冶电装公司电控厂的卷线工，今年47岁。1979年11月的一天，我的8岁的儿子褚晖在参加期末考试时，感觉左耳听力不好。我带他去找医生。由于医生极端的不负责任，给我儿子留下了终生痛苦，--一起医疗事故，导致孩子双耳全聋。 我背着年幼的孩子，跑遍了北京、上海的大小医院，找了许多专家教授，孩子的病却毫无好转。在上海，绝望之中，我曾经恳求医生把我的听觉神经移植到孩子身上。医生说："你爱孩子的心情我们理解，但如果手术出了故障，岂不误了你们娘俩?……" 年仅10岁的孩子，从此进入了无声的世界。 从上海治病回来，小褚晖的吐字就不太清晰了。俗话说，"十聋九哑"，听力的消失，使他的语言能力受到严重破坏。我接受别人的劝告，准备送他去聋哑学校。那天早上，当我带着他走到聋哑学校大门外时，他突然哭起来说："妈妈，我不进聋哑学校，我会把语言忘了的。将来耳朵好了，不会说话可怎么办呢?"孩子的乞求使我的心一阵颤抖，一阵酸楚，我一把拉起他的手，离开了那里。 回到原来的学校后，他耳聋听不到老师的声音，只能靠看课本。为了不使他丧失语言能力，我千方百计教他看我的口型，一句一句地教，他不懂的地方，就用笔写。可我只上过7年学，初一的课程还可以辅导，到了初二困难就多了。我只得一边学习，一边辅导他。我逐渐领悟到，人的一生，很可能遇到各种不幸的事。作为母亲，无论怎样悲伤，也一定要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我决心以一个母亲的耐力，点燃他心中希望的火花。然而，1984年，孩子终因疾病影响进入高中考试中落榜了。 这是我预料中的事，但孩子却非常痛苦。为了鼓起他的勇气，我找出一位医学教授送的《海伦·凯勒》这本书。我对孩子说："海伦双眼、双耳和嘴都不好使。你要比她强得多。海伦有安妮老师，妈妈就是你的老师。你相信妈妈，一定要把你培养成大学生。"孩子一头扑进我的怀里，眼泪打湿了我的衣襟。 从此，我选择了一条充满荆棘的崎岖的羊肠小道。 一天晚上，我的姑姑、姑父拿着一张报纸来到我家。一进门，姑父就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辽宁文学院中文系招函授生了。"我和孩子一商量，第二天就报了名。 1985年1月，文学院开学了。每星期日全天面授。可孩子听不见老师的声音，看不清老师的口型。怎么办?左思右想，苦无良策。蓦地，一个近于荒诞的念头涌上脑际：我去替他听课。 从此，我拿着儿子的听课证，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跨人了这所大学校门。 刚开始时，总有人间我："你这么大岁数，怎么还念书呢?"我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说是替儿子念书，更不愿意说我儿子是个聋子。一位母亲的想法，是很难用几句话讲清楚的。 当时，函授站设在鞍山商业中专，往返要走20多里的路。两年半来，不论炎热的夏天，还是冰天雪地的寒冬，我从来没有缺过一次课。听课时，我总是坐在第一排，认真听讲，就连老师讲个笑话补充课文，也要尽可能地记下来，回家讲给孩子听。我想尽办法，把孩子的思维带人课堂，我的文化功底差，刚接触高校教材感到难极了。尤其是古代汉语，听得我头昏脑胀，理不清头绪。 可我要是学不会，怎么教孩子呢? 每次下课，我总是跟着老师问这问那。中午，别的学生吃饭去了，课堂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一边啃干面包，一边补记老师讲的问题。我最心疼的不是钱，是时间。时间，对我这个奔50岁的人来说，是多么宝贵啊! 我所在的班组，实行计件工资制。每天的工作量很大。下班回家，还要做饭，洗衣服。晚饭过后，多想早点上床歇歇乏，看看电视。可是不行啊!每晚8点开始，是我们娘俩学习的时间，任何事情都不能侵占。家里的桌上、床上摆满了《辞海》、《说文解字》等工具书。有的书字太小，我只好借助放大镜和老花镜。每天娘俩要学到半夜。 1985年冬的一个星期天，下起鹅毛大雪，风卷着雪花扑打在窗上，发出一阵阵"沙沙"声。我患了重感冒，浑身又酸又疼，难受极了。然而，看见孩子为我准备好的书包和那期待的目光，我硬挺着爬起来，拖着沉重的身子向学校走去。晚上回来，孩子早就在路边等着我了。娘俩一见面，他抱着我直打转。刹那间，我浑身的酸痛消失得一干二净。其中的乐趣，别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还有一次，孩子他爸出差了。我去上课时，把钥匙忘在家里。晚上，我冒着大风雪，推着自行车一步步地从学校回来。怎么敲门也无济于事。我又冷、又饿、又累，坐在外面的石头上，望着楼上窗口的灯光，各种复杂的感情一齐涌上心头。直到孩子感觉不对，从窗户往下张望时，才发现了精疲力尽的妈妈。进了屋，他含着泪珠，为我焐手。此情此景，使我忘记了一切疲劳。也许，天底下只有做母亲的能从那难言的苦涩中品尝出无尽的甘甜来。 对我们娘俩来说，学习就象爬山，每走一步都是艰难的。有一次，我教他诗词格律，"平平仄仄"怎么也讲不清楚。用嘴讲，有的口型看不准；用笔写，有的意思又表达不明白。孩子不耐烦了，干脆把书推到一边说："这么难，我不学了。要是我耳朵不聋，何必费这么大的劲儿……"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过，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似地夺眶而出。孩子一见吓坏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妈妈，妈妈，我错了，我不惹你生气了，我一定好好学……"我擦去眼泪，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 1985年6月，文学院举行第一次考试。那天，我把孩子送进考场，对监考老师说："这个孩子听力不好，有什么事，麻烦您用笔写给他。"然后，我拉住孩子的手，鼓励说："祝我儿成功!"他点了点头说："妈妈放心!"考试结果，褚晖的古代汉语和文艺理论分别获得91分和94分，在同学中名列前茅，受到院长的表扬。 1986年年底，褚晖一下子参加了4科考试。12月8日，考试发榜了。我怀着紧张而又期待的心情，匆匆忙忙赶到学校看榜。当我看到孩子4科全部合格时，乐得差点蹦起来，骑上车子，拼命往家跑。刚一进屋，他就扑过来抱住我。我们娘俩高兴地转啊，转啊，直到累得倒在床上。那天，我和孩子都哭了。 1987年6月28日，孩子通过了最后一门功课，几年的艰辛和努力终于获得了回报。为了打好基础，他还参加了自学考试，已经获得了9科结业证书。并自学了书法、绘画、篆刻、盆景艺术等。我知道，对孩子一生来说，这还仅仅是开始。他要走的路还长。但无论怎样，我都要同他一起走下去，我要亲眼看着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即使我闭上了双眼，心里也是无愧的。 母亲的手 庄因 在异乡做梦，几乎梦梦是真。去秋匆匆返台，回来后，景物在梦中便依稀了，故交，新友、亲戚们也相继渐隐，独留下母亲一人，硬大盘固，伟为泰山，将梦境充沛了。 那夜，我梦见母亲。母亲立于原野。背了落日、古道、竹里人家、炊烟、远山和大江，仰望与原野同样辽阔的天极。碧海青空中，有一只风筝如鲸，载浮载沉。母亲手中紧握住那线绕于，线绕子缠绕的是她白发丝丝啊。顷刻，大风起兮，炊烟散逝，落日没地，古道隐迹，远山坠入苍茫，而江声也淹过了母亲的话语……母亲的形象渐退了；我的视线焦定在她那--双手，那一双巨手，竟盖住了我泪眼所能见的一切。那手，是我走入这世界之门；那十指，是不周之山顶处的烛火，使我的世界无需太阳的光与热。 母亲的手，在我有生第一次的强烈印象中，是对我施以惩罚的手。孩童挨大人骂挨大人揍是不免的，但我却怎么也想不起任何挨母亲打的片段来；连最通常的打手心打屁股都没有了虽如此，母亲的惩戒更甚于打，她有揪拧的独门绝招。我说绝招，是她揪拧同时进行--揪起而痛拧之。揪或拧，许是中国母亲对男孩子们惯用的戒法，除了后娘对"嫡出"的"小贱人"尚有"无可奉告"的狠毒家法外，大概一般慈母在望子成龙的心理压力驱使下，总会情急而出此的。 我的母亲也正如天底下数亿个母亲一样，对我是"爱之深，责之切"的。特别是小时候，国有难，民遭劫，背井离乡，使得母亲对她孩子们律之更严，爱之益切，责之越苛。母亲之对我，虽未若岳母之对武穆，但是，在大敌当前的大动乱时代，大勇大义之前，使母亲与任何一位大后方逃难的中国母亲一样，对子女们的情与爱，可向上彰鉴千秋日月。在贵州安顺，有一年，家中来了远客，母亲多备了数样菜，这对孩子们来说，可是千载难逢"打牙祭"的大好机会了。我因贪嘴，较往常多盛了半碗饭，可是，扒了两口，却说什么也吃不下了。隔了桌子，我瑟缩地睇着母亲。她的脸色平静而肃然，朝我说："吃完，不许剩下。"我摇头示意，母亲的脸色转成失望懊忿，但仍只淡淡地说："那么就下去吧，把筷子和碗摆好。"在大人终席前，我不时偷望着母亲，她的脸色一直不展。也不言笑。到了夜里，客人辞去，母亲控制不了久压的情绪，一把拽我过去，没头脸地按我在床上，反丁两臂，上下全身揪拧，而且不住说："为什么明明吃不下了还盛?有得饱吃多么不易，你知道街上还有要饭的孩子吗?"揪拧止后，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坐在床沿气结饮泣。从此以后，我的饭碗内没有再剩过饭。 当然，母亲的手，在我的感情上自也有其熨贴细腻的一面。那时，一家大小六口的衣衫裤袜都由母亲来洗。一个大木盆，倒进一壶热水后，再放人大约三洗脸盆的冷水，一块洗衣板，一把皂角或一块重碱黄皂，衣衫便在她熟巧之十指-F翻搓起来了。安顺当时尚无自来水，住家在院中有井的自可汲取来用，无井的便需买水。终日市上沿街都有担了两木桶水(水面覆以荷叶)的卖水的人。我们就属于要买水的异乡客。寒冻日子，母亲在檐下廊前洗衣，她总是涨红了脸，吃力而默默地一件件的洗。我常在有破洞的纸窗内窥望，每洗之前，母亲总将无名指上那枚结婚戒指小心取下。待把洗好的衣衫等穿上竹竿挂妥在廊下时，她的手指已泡冻得红肿了。待我们长大后，才知道母亲在婚后数年里，曾过着颇富裕的"少奶奶"生活的，大哥、我、三弟，每人都有奶娘带领。可是，母亲那双纤纤玉手，在七七炮火下接受了洗礼，历经风霜，竟脱胎换骨，变得厚实而刚强，足以应付任何苦难了。也同样是那双结满厚硬的茧手，在微弱昏黄的油盏灯下，毫不放松地，督导着我们兄弟的课业。粗糙易破的草纸书，一本本，一页页，在她指间如日历般翻过去。我在小学三年级那年，终因功课太差而留级了。我记得把成绩单交给母亲时，没有勇气看她的脸，低下头看见母亲拿着那张"历史实录"的手，颤抖得比我自己的更其厉害。可是，出乎意外地，那双手，却轻轻覆压在我头上，我听见母亲平和地说："没关系，明年多用点功就好了。"我记不得究竟站着多久，但我永远记得那双手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 冬夜，炉火渐尽，屋内的空气更其萧寒，待我们上床入睡后，母亲坐在火旁，借着昏灯，开始为我们衣袜缝补。有时她用锥子锥穿厚厚的布鞋底，再将麻绳穿过针孔，一针一针的勒紧，那痛苦的承受，大概就是待新鞋制好，穿在我们脚上时，所换得的欣快的透支罢! 然则，就在那样的岁月中，母亲仍不乏经常兴致高涨的时候。每到此际，她会主动地取出自北平带出来的那管玉屏萧和一枝笛子，吹奏一曲，母亲常吹的曲子有"刺虎"、"林冲夜奔"、"游园惊梦"和"春江花月夜"。那双手，如此轻盈跳跃在每个音阶上，却又是那般秀美而富才情的了。 去夏返台时，注意到母亲的手上添了更多斑纹，也微有颤抖，那枚结婚戒指竟显得稍许松大了。有一天上午，家中只留下母亲和我，我去厨房沏了茶，倒一杯奉给她。当我把杯子放在她手中时，第一次那样贴近看清了那双手，我却不敢轻易去触抚。霎时间那双手变得硕大无比，大得使我为将于三日后离台远航八千里路云月找到了恒定的力量。母亲的手，从未涂过蔻丹，也未加过任何化妆晶的润饰。唯其如此，那是一双至大完美的手。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1925年10月在北京。 （原载1925年11月22日《文学周报》第20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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