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朱由检出奔齐化门。结果成国公朱纯臣这位靖难名将朱能的后人闭门不纳，鸣钟召集百官而无一人至，绝望之下的崇祯皇帝只能念叨着“诸臣误朕”自缢煤山，身边只有宦官王朝恩一人相陪相从。
史上亡国之君多降者，崇祯皇帝朱由检身与国殉，堪称壮烈
朱由检的以死殉国既是无奈的，无疑也是悲壮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在客观上他的死亡给大明朝造成的负面效应无疑是巨大的——皇帝都死了，抵抗还有什么意义？于是一时间大明朝遍地降臣叛将，半个天下几乎是瞬间变色，李自成近乎兵不血刃的接收了北方的半壁江山。
试想若是崇祯皇帝在北京被围前南逃或是干脆美其名曰“迁都”，虽然面子上不好看甚至还会招来一身骂名，但显然这样一来的局面可能会大有不同。毕竟朱由检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是朱由崧、朱聿键、朱以海之辈能比的，就算仍不能阻止清军入关，至少也不会让南明死得那么难看。
有人因此鼓吹大明朝“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这显然后人杜撰或是替朱明皇帝代言，毕竟翻遍《皇明祖训》和《明实录》之类的史料都找不到相关的记载。而且“天子守国门”这种做法虽然看似壮烈其实却是鲁莽而且愚蠢的行为——毕竟在古代国都沦陷或是皇帝战死基本就意味着亡国，谁闲着没事成天拿家国天下的前途和命运开玩笑？
图中这段话纯属子虚乌有，系当代明粉替朱家皇帝“代言”
至于“君王死社稷”也不是大明朝的发明，而是传统礼制对于“肉食者”们的基本要求：
“国君去其国，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庙也！’ 士，曰：‘奈何去坟墓也！’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礼记·曲礼下·第二》）
无论如何，崇祯皇帝做到了这一点。不过相比南宋亡国时陆秀夫负少帝投水、十余万军民蹈海从之的壮烈一幕，大明朝的“大夫”和“士”们的表现可就丢了大脸喽。
以至于后来清朝的乾隆皇帝还得专修一本《贰臣传》，将这些曾经的大明“精英”统统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提问：仗义每多屠狗辈的下一句是什么？
从本质上讲，大明朝是朱家的“私产”，跟别人没有关系，这一点在古代任何王朝都没有区别。不过朱家皇帝不是千手观音，他还需要供养全国近10万名官员以维系统治。从这个角度讲他们都是大明朝的共同利益者，理应为其负上一份责任。
太平时日里的“衣冠禽兽”们，在国家有难时禽兽不如
可是除了史可法（大夫）和张煌言（士）等寥寥之人外，这些大明朝的士大夫们都干了些什么？
嘴上说的都是忠君爱国，肚皮里则都是自家的算计——算计谋权、算计夺利。于是在人前个个都是浓眉大眼的君子，在人后大抵全是心思龌龊的小人，为了一己私利可以祸国殃民、可以扳倒国之柱石、可以视君王为无物。在明亡之际国家财政接近破产，崇祯皇帝硬着头皮向大臣们借钱，结果他的老丈人周奎带头哭穷，“老臣安得多金？”最后勉强掏出万金，周皇后看不下去替她老爹又捐出5千金，结果还被周奎“匿宫中所畀二千金，仅输三千。”（以上皆引自《明季北略·卷二十·崇祯十七年甲申》清·计六奇）
皇帝女婿借钱是为了救国，也是替周奎保家，结果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那么等到大明朝完蛋了，周奎又是个什么下场：
“殉难实录云：周奎正在求死就缢之际，被贼（李自成部）擒去送伪刑官三夹，不死坐赃七十万，府第藏库什物田产俱没入，将军李牟据其宅，幽嘉定伯。”（引用同上）
女婿求捐，周奎献金1万3，结果国破家亡后仅现金就被抢走70万（据说被掳家产值300万）；崇祯皇帝磨破嘴皮、卖尽脸面才从大臣们手里借来了军费20万，而李自成只需打造5000副夹棍、“拷掠责赇赂，至灼肉折胫”（《明史·卷三百九·列传第一百九十七》），就得银近7千万。
国破之际，曹化淳说“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还真是有道理啊——面对这群烂人皇帝没条恶狗还真不行这是多么的讽刺。
即便已经国破家亡了，这帮文官士大夫依然不消停，嘴上天天喊着“讨贼”、“中兴”，实则还在争权夺利。南明弘光小朝廷可以说是当时“反清复明”事业最大的希望，可是以东林—复社党人为首的文官集团对于出兵北上复国和抵抗满清南下这两件迫在眉睫的大事几乎毫无兴趣。那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呢？
崇祯皇帝殉国之后，东林—复社党人试图拥立潞王朱翊镠之子朱常淓在南京继位为帝，不过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则属意福王朱由崧。双方争执不休，差点新君未立自己人先来上一场内战，看得还没来得及南下的满洲人目瞪口呆。
后来因为东林—复社党人枪杆子不够硬被迫屈服，福王朱由崧成功登基。不过他们显然并不服输，一则认为名不正则言不顺则事不成，朱由崧没资格领导收故土、报君仇的大任（当然朱由崧确实不是什么好鸟），更重要的是马、阮等人大权独揽，东林—复社党人忙活半天啥好处没捞着，岂能甘心？于是他们便一手炮制了“南渡三案”（关于此三案详见大明朝快亡了还不消停——说说“南渡三案”背后的东林党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