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晚清政府开始发展海军，到了19世纪八十年代，清朝已经有了四只海军：南洋水师、北洋水师、船政水师和广东水师。这里面既有从国外买来的撞击巡洋舰，也有国内建造的轻型巡洋舰和炮舰。当时晚清政府觉得已经“颇有成果”、“多舰船身坚固、行动敏捷”。
战争是军队战斗力的试金石。1884年，中法海军在马尾发生海战，半小时之内，船政水师11只军舰，19只运兵船全被击沉，多座岸上炮台被击毁，清军阵亡500多人，150人负伤，另有五十多人失踪，马尾船政也被严重破坏。随后法军登陆，又造成更多军民的死伤。 而法军几乎毫发无伤（清军资料显示法军阵亡5人，但是法军没有此记录）。这是一场战斗吗？这更像一场屠杀！为什么发展了二十几年的中国海军（当时船政水师号称中国第一海军）还是这么不堪一击？
晚清政府痛定思痛，决心开始大力发展海军。北洋水师随即接收了从德国和英国订造的“定远”、“镇远”、“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等主力舰，共花费800多万两白银。 加上其他军舰、辅助船、枪支弹药的费用，以及威海卫、天津、旅顺等基地的修建和招兵买马的费用。一共花费2000万两左右，北洋水师也一举成为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一只海军力量。
可是到了1888年，晚清政府觉得已经可以一劳永逸，不知道海军是一个要持续投入、持续发展的军种。在户部尚书，即光绪帝老师翁同龢的主张下，严禁北洋水师再添加新的“舰、炮、军火。”李鸿章只能通过在天津的兵工厂，给北洋水师生产炮弹。
经费的大幅度削减，令北洋水师举步维艰。首先是燃煤问题，北洋水师的用煤来自于开平煤矿。丁汝昌曾向开平煤矿的总办张翼写了一封信：“......煤屑散碎，烟重灰多，难状气力。” 但是张翼根本不予理会，一是北洋水师的报价太低，根本买不起优质煤；二是朝廷大员和张翼多有瓜葛，甚至连直隶衙门也有开平煤矿的股份，丁汝昌根本拿他没办法。
随之而来的是锅炉问题，北洋水师的军舰舰龄较久，在甲午战争前夕，大部分军舰的锅炉已经到了报废年限。1893年丁汝昌多次申请更换锅炉，但是局限于户部的政令，此事基本不具有可行性。“锅炉汽管本皆旧朽，经此震动，多有渗漏”则是对于“靖远”舰当时的描述。三是炮弹问题，北洋水师所使用的炮弹，多是天津机械局生产的实心弹，“穿而不炸”已经见怪不怪，而且多有尺寸不合格，无法使用的。确实难以想象，在两支舰队激战的时候，一方发出去的很多是这种“铁疙瘩”，根本无法爆炸。而日舰发射的炮弹含有烈性炸药，命中后爆炸产生更大伤害，同时飞溅的弹片可以杀伤舰上人员，并且可以燃起熊熊大火。
最后的影响则是战舰无法更新，原有战舰“......济远火炮尚未齐备，经远、来远尚缺尾部主炮，定、镇两巨舰，应添快炮六尊，威远前膛旧炮，不甚灵动......” 同时北洋水师也买不了新的战舰。而日军在甲午战争前“以国赌运”，购买了大量新式战舰，中日海军力量的对比也发生了逆转。 清朝后期，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言官和李鸿章为代表的北洋洋务派关系日益恶化。
作为翁同龢的门生，光绪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深以清流言官的意见为是。光绪皇帝认为李鸿章胆小怯懦，认为其在对日作战上过于谨慎。于是1894年7月16日，光绪皇帝下旨，申饬李鸿章，令其将北洋的全部军队送上前线，准备作战。 “将布置进兵一切事宜......若顾虑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贻误战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早在对日宣战前，时任翰林院编修的帝党重要成员张謇就向翁同龢建议，将李鸿章调往威海前线，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俾分淮系而制约之”。出于对李鸿章和淮军的疑忌，调湘军北来以分淮军之势，借以巩固京畿，而防内变，成为帝党一致的观点。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党的一贯主张。
帝党对淮军的攻击首先从质疑其战斗力开始。清流言官一直认为淮军畏缩惧敌并深恨痛之。1894年8月3日，丁立钧在条陈东事折中说“我军久顿牙山，不敢深入，以致敌人得手，肆虐藩畿”。8月16日，御史王鹏运在奏陈军务片中提到，“将牟未经战阵，遇敌胆怯，林泰曾、方伯谦其明验也”。
同时调湘军等非淮系军队北来的计划在中日开战后就在逐步实施中。1894年8月6日，陈湜奉令”募旧部勇丁数营，一俟成军，即行北上”。8月15日，翁同龢至友湖南巡抚吴大瀓自请带湘勇北上助战。8月21日，在籍布政使魏光焘奉令募刘锦棠旧部数营，即行北上。此外，清流中久负时望的疆吏李秉衡也由安徽巡抚调任山东巡抚，以参预北洋防务。此外清流派还多次请求调拨滇军、粤军等地方军队北来，以改变清廷倚重淮军之势。但问题在于，这些或临时招募或缺乏训练的部队，其战斗力与已经进入朝鲜的淮军，还有相当距离。
帝党打击淮系的主要手段还包括点对点打击淮系文武大员。举凡淮军将领和北洋人物，除聂士成等个别人外，几乎人人皆遭弹劾。淮军陆军将领有叶志超、卫汝贵、赵怀业、黄仕林、卫汝成、龚照屿、孙显寅、刘盛休等；海军将领及有关人员有丁汝昌、方伯谦、刘步蟾、林泰曾、罗丰禄等；李鸿章的幕僚及主办北洋后方勤务人员如盛宣怀、胡燏棻、马建中等；李鸿章的亲属子侄如李经方、李经迈、张士珩等。御史李念兹甚至有“淮将除聂士成外，无一善良”之语。这些举动是帝党打击李鸿章的一种策略。 北洋海军部分继承了晚清军队落后的制度和习气，水师后勤管理腐败，福建人把持着整个舰队日常职能，甚至在战斗中，管带还在岸上嫖妓。
北洋水师创建初期，后备人才不足，所以李鸿章借材于闽，大部分的高级海军将领均来自船政学堂，福建人为主。但是李鸿章不希望长期如此，1879年，李鸿章正式上奏，将丁汝昌留用北洋海防，充当兵船督操，后担任提督。 李鸿章又奏请开办天津学堂，想逐渐让新生人才代替来自船政的高级将领，到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天津学堂的毕业生已经开始担任二副、水手长等职位。
但是在这段期间内，北洋水师产生了内部矛盾。官职仅次于丁汝昌，留学英国，船政学堂毕业的刘步蟾，为人性格跋扈，对屈居于丁汝昌之下感到不满。刘步蟾利用乡情，联合闽籍军官，与丁汝昌明争暗斗，在水师中形成了闽党，还曾经逼走了水师教习英国人琅威里。 而丁汝昌也一直试图改变现状，例如广东水师的“广甲”留在了北洋水师，丁汝昌将淮军将领吴敬荣任命为管带，就是想摆脱闽党的控制。
北洋水师和北洋陆军的关系，也不是非常融洽。驻守在威海卫和各个炮台的守军，基本来自山东巩军和绥军，虽然在战斗中，他们表现出了远高于东北八旗军和练军的士气，但是没有配合好海军，最终被日军像把钉子一样，要塞和炮台被挨个拔掉。
甲午战争时，绥军和巩军由淮军将领戴宗骞统领，戴宗骞首先是不顾丁汝昌的反对，执意组成机动队，对数万登陆日军进行突击，结果却像飞蛾扑火，无济于事。其次是关于炮台的位置和守军人数的安排，戴宗骞和丁汝昌也意见不同，刘含芳对此评价二人关系：“彼此均有意见，遇事多不面商”。最后则是关于龙庙嘴炮台，日军连续猛攻，炮台岌岌可危，丁汝昌要求炸毁炮台，以避免日军占领炮台，攻击港湾的北洋水师，但是戴宗骞执意反对。结果在日军的猛攻下，守卫炮台的山东巩军全部战死，日军占领了炮台，随即用大炮猛轰北洋水师的军舰。
随着陆军最后的堡垒：南帮炮台和北帮炮台均被日军占领，守卫炮台的绥军全部战死。戴宗骞已成了无兵之将领，戴宗骞哀叹：“守台，吾职也。兵败地失，走将焉往？吾唯有一死以报效朝廷而！”这次丁汝昌没有和他争执，安排几个水兵将其架走，一同撤入刘公岛。当晚，戴宗骞自尽。 至此，协同北洋水师作战的陆军，全军覆没。 在整个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没有明确和日本联合舰队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战略，未制定出战略计划，日本海军则制定了明确的作战预案，是以夺取制海权为中心的海军制胜的方案。从而使联合舰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导致北洋水师战略上陷于被动。
而在海军军备，战前日本联合舰队从总吨位、火炮配置、水兵数量、航速等方面，已经全面超过了北洋水师。
如果说海军方面，当时有少数人认识到：日本联合舰队实力已在北洋水师之上，但是陆军方面，几乎所有人，包括在清朝海关工作的英国人赫德也认为：清军必将依靠人数优势，在陆地上击败日军。
但是那时候的战争，已经不是单单依靠人数来决定胜负。甲午战争前，清军正规军已经从入关时的30万发展成了70万，其中八旗25万，绿营44万；再加上勇营（包括湘军，淮军，安徽毅军，河南嵩武军，东北练军，湖南楚军，山东绥军和巩军），总数接近100万，可谓是“百万雄狮”。 但是不得不说，这其中占大部分的正规军，是不能投入战斗的无用之兵。八旗绿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被英军打得落花流水；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更是一败涂地；到了甲午战争前，这支正规军仍然保留着中古时期的战术：射箭，长矛，大刀。八旗绿营的这种腐朽和顽固的制度，已经不能胜任当时的战争。
淮军是前期投入战争的唯一清军力量，其主力兵力5万人，除去镇守炮台和要塞的，机动部队仅仅2万多人。而当时日军投入的是7个野战师团，兵力超过12万。 在威海保卫战中，登陆的日军超过3万人，而当时迎战的绥军和巩军却只有7000人，大都战死和殉国。所以那些整天坐在安乐椅上面的清流言官，用“贻误战机、昏庸无能”来指责当时的清军战场指挥官，应该说是非常不客观的。 在我们总结曾经的亚洲第一水师惨败原因的时候，援军始终不曾到达威海卫，是导致北洋水师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
陆军方面
惨烈的威海卫保卫战中，自始至终，一直是原有的驻军抵抗日本军队的猛烈攻击，那么清朝其他军队呢？他们为什么不来支援呢？
当清流言官李秉衡，这位原本应该担任安徽巡抚的朝廷大员，因为请流派的强烈要求，被调至山东作为巡抚，这对于抗敌防御来说，并不是什么好的信号。
李秉衡用了30多天的时间，巡查了胶东的海防，11月9日递交奏折给光绪帝，认为威海有北洋舰队的军舰和炮台防御，那么防御的关键在于烟台这座炮台较少而且尚无军舰支持的城市，所以从一开始，李秉衡把主要的军事力量部署在烟台及其以西地区。
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荣成湾登陆成功，威海的几位守将分别向烟台告急。李秉衡电告威海守将戴宗骞和张文宣，已经整队，准备”飞赴威营合力夹击“。21日，戴宗骞根据李秉衡的电报，随即做出安排，抽调一部分炮台驻军发往前线，阻击日军，然后等待援军填补炮台的位置。可是22日，李秉衡突然发出电告，为了防止日军攻击烟台西部海岸，不能发派援军了，此举直接导致威海多个炮台兵力空虚。
日军登陆荣成后，曾派出2个炮舰去烟台侦查。这个两只炮舰侦查完毕后，欺烟台没有军舰，所以大胆去炮台挑衅，却被炮台驻军击伤，狼狈逃窜，这本来是甲午战争中不多的一个小胜。却被李秉衡称为日军确有攻击烟台的迹象之一，”各路防军，严禁私自发往威海，违抗军令者，虽胜亦斩“。
在此情况下，李鸿章如坐针毡，他顾不得帮派不和，拉下面子直接致电李秉衡，请求孙万龄部，张金彪部火速从各地支援威海，从电报内容和口气来看，李鸿章已经在哀求李秉衡。
日军在攻击冬青顶炮台的时候，遇到了顽强抵抗，北洋水师的陆军和军舰形成了交叉火力，加上事先布置的地雷，日军伤亡惨重。日军知道碰到了硬茬，强攻攻下了炮台西侧的山头，发动了3次冲锋，每次都冲进了炮台，炮台驻军展开肉搏战，打退了日军的进攻。但是日军的兵力具有压倒性优势，最终炮台失守，驻军全部战死，营官周家恩自杀，日军占领了炮台。
然而这只是援军不到背景下的一个缩影，在日军的强烈攻击下，炮台逐一失守，守军伤亡极其惨重，这个寒冷的冬季，到处是被破坏的炮台和满地的尸体。在南北岸炮台失守后，陷入日军联合舰队和炮台配合攻击下的北洋水师，战舰不断损失。丁汝昌不断的哀求援军，但是每次电报都石沉大海。随着刘公岛被封锁，这一只孤军已经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了。2月11日，丁汝昌命令密使夏景春冒死突围送信：”......若援军17日不到，则船岛万难保全“。 而这时，李秉衡也没闲着，他甚至把清廷派遣的抗法名将丁槐的云贵援军，截在了黄县，命令该军队必须驻守黄县，至于威海事宜，命令丁槐就地招募20个营，发往威海。 可是在前线吃紧，需要争分夺秒的背景下，丁槐短时间招募上万军队，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既然李秉衡千方百计不发援军，那么清廷呢？他们在做什么呢？
在紫禁城，清流言官也在不留余地的攻击北洋军队。日军在发动甲午战争的同时，利用”攻心为上“的兵法，发布了大量关于包括北洋水师在内的淮军纪律散漫、贪污腐败，临阵脱逃的传言，这里面应该说相当一部分是言过其实的。但是这一招收到了奇效，清流言官紧紧抓住和利用了这些传言，充分发布了出去。一时间，来自官场和民间的，对于北洋军团的指责，一浪高过一浪。
紫禁城的光绪帝，无法忍受坏消息一个接一个的传来，命令撤掉丁汝昌，“提督不得其人”、“莫不齐声痛恨丁汝昌之无能。”另有60名御史言官联名上奏，称丁汝昌在威海卫保卫战中“依然安坐于蓬莱阁，妻妾满前，纵酒呼卢，而视如无事”，李秉衡也上奏光绪帝称丁汝昌“丧心误国，罪不容诛”！愤怒的光绪帝命令诛杀丁汝昌，但是此时刘公岛已经被重重包围，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这些诛杀令根本无法送达。
所以在这期间，清廷的主要精力在于如何惩罚北洋军官，至于如何安排各地陆军援救，何时援救，已经被放在了次要位置。
海军方面
既然陆军是由于洋务派和请流派的斗争，贻误战机，导致没有一只陆军成功的援助威海卫。那么海军方面呢？海军不是洋务运动而兴起的吗？除了北洋水师，还有其他三只水师，为什么没有一只水师去援救北洋水师呢？
洋务运动产生的四只水师，其实从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合理的联合作战机制。这四只水师，是基于各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为了争夺资源，明争暗斗。早期南洋大臣沈葆祯出于大局考虑，主动要求把一部分拨款优先分配给北洋水师，可是当他需要这笔钱的时候，李鸿章以已经花费在码头建设为由，不肯归还。
而船政水师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其下属的马尾船政，可以源源不断的完成战舰的输送工作。另外三只水师当然不肯袖手旁观，早在船政的第一只铁胁木壳船“威远”投入使用后，李鸿章上奏朝廷，建立天津水师学堂，清廷安排吴赞臣做首任学堂大臣，吴赞臣则上奏朝廷，获取了“威远”作为天津学堂的训练舰。
当第二只铁胁木壳船“超武”服役之前，南洋水师上奏后，抢先把这只千吨军舰纳入账下。三、四号船“康济”和“澄庆”则被招商局和南洋水师分别拿下，到了五号船的时候，李鸿章致电船政，希望将其纳入北洋账下，船政愤怒的拒绝了，留下自用，但是这只可怜的军舰，随后触礁沉没，令船政水师心痛不已。等六号船“广甲”下水之后，广东水师抢先了一步，获得了所有权，这次船政干脆连武器都省了，留给广东水师自行解决。此类的资源争夺，虽然可以通过发展各地海军的口号去洗白，但是各个水师之间的矛盾和误解，却在不断地加深。
马江海战中，船政水师被法国孤拔舰队一举歼灭，另外三只水师都在保卫各地底盘，没有一只军舰前往马尾助战（虽然当时这三只水师的舰队也相对较弱，而且协同作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宜），不过似乎已经向外界表面了，各自为战的态度了。
终于，战斗规模远远超过中法战争的甲午战争开始了。甲午战争爆发后，大清第一海军（北洋水师）首当其冲的被卷入战火。而号称大清第二海军的南洋水师，却给人的感觉是作壁上观。
其实，南洋水师原本有机会成为战争中的一员。早在战争爆发前，驻英公使龚照瑗就建议，“将南洋得力各兵轮酌调北听差，但是李鸿章却以南省兵轮不中用，岂能吓倭?为由拒绝了龚照瑗的提议。但是，李鸿章却将北上参加清廷第二次校阅水师的广东水师的三艘小型巡洋舰给留下了，虽然表面上看是程璧光上书请求留北洋备战，实则是因为北洋水师中除了八远舰之外，能勉强一战的也只有扬威、超勇两艘快碰船，兵力严重不足。能选中排水量千余吨的铁胁木壳船，却放弃了南洋水师5艘排水量超过2000吨的战舰。 其中的缘由，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关于北洋和南洋水师不合的传闻，估计也不是无中生有。
让李鸿章没想到的是，大东沟海战北洋水师一下子就损失了五艘舰船。由于清政府没有建造能力，又难以及时购买外国军舰，急需给北洋水师补充兵力的的李鸿章此时却想起了被他称为不中用的南洋水师，于是向朝廷奏调南洋水师主力舰来助战。可是，两江总督刘坤一以东南各省为财富重地，倭人刻刻注意和前敌与饷源均关大局为由，请求免派南洋水师的战舰北上。到了清廷再次商调南洋主力战舰北上之时，南洋大臣张之洞又奏称战舰北调只能徒供一击，再次给拒绝。李鸿章借调南洋水师的计划失败，只能哀叹用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
由此看来，不仅李鸿章和请流派如同水火，他和同为洋务派的沈宝祯、张之洞等人关系也不好。这里不禁哀叹，李鸿章的人缘在清廷系统中真是够差的！
在这种情形下，苦的是当时的中国的命运，以及前线还在奋勇杀敌的战士们。由于援军不来，北洋军团的损失不断加大。刘公岛的很多洋员和清朝文官，觉得这是一场不可能胜利的战争，他们开始向丁汝昌施压，希望丁汝昌可以考虑投降这个出路。丁汝昌毅然拒绝了，表示将奋战到底。可是这时候军心已经开始动摇了，北洋水师的鱼雷艇队来自于旅顺，属于旅顺鱼雷营管辖，只是由于丁汝昌的借调，他们才卷入了威海卫保卫战。大部分鱼雷艇的管带，已经不打算和其他人同舟共济了，在保护密使突围的过程中，他们趁机逃跑，却被日舰俘虏大半，连”镇远“触礁重伤这一重磅消息，他们也告知了日军，日军实在是喜出望外。
”定远“搁浅、”镇远“触礁，“来远”、“靖远”的战沉，加上鱼雷艇队的逃跑。严重打击了刘公岛驻军的士气，士兵们开始焦躁起来。部分士兵冲入提督衙门，愤怒的质问为何援军不来？为何刘公岛会变成一座孤岛？丁汝昌只能边安抚大家，边寄希望于援军抵达。这种希望很快就化为泡影，刘公岛已经弹尽粮绝，丁汝昌愤然自杀。
在”定远“管带刘步蟾、护军统领张文宣等人也自杀之后，”广丙“管带陈壁光带着盖有伪造提督印的”投降书“，乘坐”镇北“炮艇，向日军投降。陈壁光请求日军考虑到岛上抗日情绪依然很高，希望宽限几天。在确定受降日期后，日舰一举冲入刘公岛码头，威海卫保卫战宣告失败！（在投降之时，广东水师请人带话给日军，希望其归还广丙舰，理由是此事不关广东水师之事，笔者宁愿相信这是广东水师为了要回战舰不得已的下策，但是却被日军作为笑话传遍整个日本） 在黄海大东沟海战中，北洋海军缺乏带反后座装置的速射炮，是一个致命的技术缺陷。据统计：150毫米口径速射炮每分钟可5发至6发，而同口径之刚性炮架的后装炮每分钟才1发。而日本联合舰队却拥有大量速射炮，达150多门，日本舰队充分发挥了速射炮的威力。据统计，日本舰队的速射炮“所发炮弹相当于清舰队同一口径火炮3-6倍”。美籍洋员马吉芬说：“改良速射炮，以及能大量装填火药的榴弹效力显著”。
北洋海军另一个技术缺陷是缺乏与日本联合舰队抗衡的快速巡洋舰。航速太慢对北洋海军的影响，交战开始时表现为队形转向不利，难以协同作战。
由于战前两年清财政困难，停止进口枪炮舰船，北洋水师弹药储备严重不足。还有弹药不足、炮弹击中敌舰而不爆炸、所用炮弹“不合式”的情况。
定远舰枪炮大副沈寿堃说：大东沟之战，“非兵士不出力，乃将领勇怯之不同也。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来远舰帮带大副张哲濚指出：“海军经仗之后，无论胜败，其各船中奋勇者有之，退缩者有之，使能分别赏罚，庶足以鼓人心。我军仗后，从无查察。其畏葸避匿者，自幸未尝冒险，其冲锋救火奋勇放炮者，尚悔不学彼等之黠能。受伤虽住医院，而扶持之役，资派本船水手；阵亡者，衣衾棺椁出己之薪俸口粮。领恤赏之时，亦有幸与不幸。土卒一念及此，安得死敌之甘心?谁无父母妻子，使能给养其家，何有求生之念?” 水师教习英国教官琅威里是一名优秀的海军教习。在英国担任过海军中校的他，不仅对于海军有着丰富的了解，而且对他的这一份中国的职业（官拜副将之职）异常重视。在平日里面的教习和训练里面，琅威里对北洋水师的官兵要求极为严格，教习一丝不苟。据史书载，他“终日料理船事，刻不自暇自逸”，甚至在如厕时“犹命打旗语传令”。由于他严苛的治军态度，以至于在北洋水师当中，竟然流传有“不怕丁军门，就怕琅副将”的话语。而在他严格的治军与训练下，北洋水师在训练上刻苦付出的同时，也保有了真正强大的战斗力。
琅威里不仅在治军方面严谨过人，还主张中国应利用北洋水师的强大实力来提升国家威信。1885年，北洋水师的两大主力战舰——“定远”、“镇远”曾经与“济远”、“威远”两舰前往日本长崎，然而“镇远”舰上的水兵们在上岸后与日本浪人和巡捕爆发流血冲突，致使中国方面水兵多人受伤。这次冲突事件被称为“镇远事件”。而琅威里得知消息以后气愤不平，甚至要求丁汝昌使用军舰上的重炮对长崎给予炮击来警告日本，但是遭到丁汝昌的拒绝。在我们今天来看，琅威里的主张或许过于激烈，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身为一名外国人，却全心全意为了中国的海军建设而尽着全力。
然而，琅威里严格的治军态度最终为他的教习生涯划上了句号。在琅氏上任初期，北洋的士官生们还知道技不如人，尚能服从琅氏严格的管理。等这批人逐渐升上管带（舰长）后，就再也不能容忍一个洋人在他们面前指手划脚了。他们与琅威里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终于在舰队南下香港避冻时发生了“撤旗事件”，琅威里被迫离开了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在黄海北部大东沟一战中受到重创。之后李鸿章心疼自己的实力，命令北洋水师舰队龟缩在威海卫的基地中不能出海，把北洋水师的军舰当炮台用，把制海权拱手相让给日本。日军从容实施了对威海卫基地的海上包围。
1895年1月20日－25日，日军陆军第二军“山东作战军”（第二师团、第六师团、第十二混成旅团）约2.5万人在今天的荣城龙须岛实施登陆作战，由于山东巡抚李秉衡意在与李鸿章相掣肘，此前山东省仅仅派出不足2000名民夫防守荣成沿海，形同虚设，日军未遭遇大的抵抗即完成登陆。
此后，日军先后占领南岸炮台、北岸炮台及威海市，击败了驻军、阻击军队和山东总兵的援军。坐困威海港的北洋舰队遂陷于日军海陆包围之中。
从2月4日起，南岸炮台日军和联合舰队连日轰击北洋舰队各舰及日岛、刘公岛炮台；并在夜间以鱼雷艇小队连续突入港内实施袭击，装甲舰"定远"，巡洋舰"来远"、"靖远"，练习舰"威远"，布雷船"宝筏"等，先后被击沉、击毁。
北洋水师最终选择了投降。
威海卫之战的示意图
日军威海卫之战宣传画
被日军打捞的“来远”号残骸，被日军视为战利品，运回日本。
清军战俘上岸
被日军占领的清军杨峰岭炮台。
沉没的“威远号”
北洋水师的悲剧，与其说是军事原因，不如说政治原因。清政府落后的军事和政治体制，以及腐败的官僚们，应为其负全责。
比如对海军作战方式研究不足，放弃对制海权的争夺；上上下下都把北洋水师视为李鸿章的私产，户部不愿意拨款、山东巡抚衙门不愿意配合；李鸿章任用私人，不让外人插手北洋舰队的人事和指挥；海陆军的动员和指挥落后，陆军一触即溃导致海军孤立无援等等。
所以，只有现代化的国家才足以应付这种战争，中古时期的体制只有被淘汰的命运。
本回答被网友采纳一、内部原因：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失败往往首先从内部开始。
清政府的专制体制及其必然带来的政治和经济的腐败。
二、奸臣当道，嫉贤妒能：上行，下效，鼓励狗才的体制中必然包含着排斥英才的事实。
北洋水师1888年成军以后，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当时，北洋军舰上实行“责任承包制”，公费包干，管带负责，节余归己。
三、训练不足，理论战术远抵不过实际的战斗。面临真正的战斗手忙脚乱，被装备和数量落后的日军战败。
四、军队平日腐败，战时必然要付出高昂代价。力图隐瞒这一代价，就要借助谎报军情。这也是北洋海军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