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感"出自西晋陆机《文赋》。
陆机《文赋》：“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说明了灵感对文学创作的作用。灵感之获得非人力能左右，而应顺应自然。文思之通塞取决于灵感的有无。
以下为具体阐释：
一、应感说的内容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个真正地对创作中的灵感现象予以关注、并作了相当详细的描述的，是西晋文论家陆机。他在《文赋》中写到：“若夫应感之余，通塞之际，来不可遇，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也。”在这段文字中，陆机虽未使用灵感这个术语，但他意识到了“感会”的存在及其在艺术构思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对灵感来临及去后的心理状态做了精彩的客观经验性描绘。陆机明确地指出，灵感是艺术构思阶段非作者所能自觉把握的一种突然的“开塞”现象。它不同于艺术构思、艺术创作中的冥思苦想而是一种“来不可遇，去不可止”的精神状态。“陆机还明确地指出了灵感的另一本质特征是‘应感’。他把艺术构思中突然开塞同‘应感’联系在一起，用‘应感’来解释艺术构思阶段的突然开塞现象，较之西方的那种‘神赋天授’的理论解释，更具有科学性。”这里的“应感”就是一种心物交感，心物感应。陆机这里对灵感的阐述所指的心物感应活动，往往心有所感，但“口不能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艺术构思处于阻塞阶段，受某一外物的刺激开启，而使思路豁然开朗，从而迸发出灵感的火花。
《文赋》还十分强调“收视反听,耽思傍讯”这一构思运神规律。“收视反听”,注重其“神”,“耽思傍讯”谋求其“象”。此言构思之始,须聚精会神,静思慎虑,反复求索,依物寄情,达到突发性的灵感闪现。这与“精鹜八极,心游万切”的神明远驰,想象飞腾是相扣合的。可见,“耽思”是灵感萌动时的重要心理因素。“耽思”是写作者在构思时必须使精神处子“宁静专一”的状态。此时,由于神经过程负诱导规律的作用,使构思兴奋中心周围的神经活动受到抑制,迫使思路由宽变窄,这样通过负诱导规律,再使抑制状态的神经区域复苏兴奋,保证更多的相关记忆表象在无意中活动,为灵感提供原料。这就是《文赋》谈到的“罄澄心以凝思,吵众虑而为官”。写作者在构思之初,万象纷呈,思绪万千,必令神情如水之清澈,火之明朗,方可鉴照万物,调动起潜意识中的盲点错移,使自己与所描绘的客观物象相融会。
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对应感说的继承发展
陆机之后，灵感问题引起了广泛注意，许多作家、理论家都论及到了灵感，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灵感理论的总体框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齐梁之际的刘勰，他发展和完善了灵感理论。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细致具体地描写了作家在灵感状态下的创作活动：“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舒卷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夫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这段文字虽不是专门论述灵感问题，但也涉及到了灵感的内容。“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描述了思路通塞时不同的情状。“神思方运，万涂竞萌”说的是当灵感闪现时，作家的创作欲望极强烈，想象极为丰富，无数生动艺术形象纷至沓来，文思如泉涌。这些看法都从不同侧面论述了的特征及其运行的内在规律。
不难看出，由陆机而来的“应感”之说，是对灵感的本质特征的把握。由应感出发，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的灵感术语，如“兴会”。“兴”的本义是“起也”（《尔雅》），“会”是“会聚”，“兴会”就是情感兴起会聚一处抒发的意思，含有心物契合，心物相感的意思。宋代的杨万里在《答建康府大宰库监门徐达龙》一文中认为，“兴会”是“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光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神韵说的倡导者王士祯，特别注意灵感的生发，及其重视兴会。他在《渔洋诗话》中说：“古人诗祗取兴会超妙，不似后人章句但作记里鼓也。”[2]在《池北偶谈》中又说到：“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兴会状态下涌现出来的艺术形象、意境等等都是独一无二，精彩绝伦的。在殚精竭虑的创作构思中，如果单纯模仿古人经典，是不成功的，失去了创作的本质。
三、应感说与“天人感应”说的关系
陆机的“应感”之说与汉代的天人感应说有很大的关系。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来源于先秦哲学的“天人合一”观，先秦的“天人合一”观为董仲舒提供了理论依据。他不但继承了关于“上帝”、“天道”、“天命”等学说，且汲取了已有的阴阳五行说和诸子百家学说的有关内容，将其熔于一炉，建构了适应汉代政治需要的“天人感应”理论。董仲舒援引前人的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普遍有效的公理，并将之发展，用以解释宇宙构成、自然现象，阐明人事活动。董仲舒所谓的天人感应是自然的内部感应，即天通过与人的互动，以祥瑞或灾异的形式体现赏善罚恶性能，但此类警告对人而言并不表现出“天”的恶意，反而恰恰表示了“天”对人的仁爱之心。从中国古代传统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出发，将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还原到社会与思想历史发展过程之中，还原到西汉的时代背景之下去考察，可以发现，董仲舒“天人感应”理论在汉代封建社会，成为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并为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提供思想指导。并且，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是在融合先秦诸子思想基础上形成的，推动了儒家学说的丰富和完善，为中国古代儒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陆机已经探到，只有“伫中区以玄览”，“瞻万物而思纷”，方能“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的创作规律。也就是说，写作者大脑中已经存储着纷纭万状的材料。这些材料又受大千世界穷极变化所制约，因而可随时的、以意想不到的态势呈现出来，即所谓灵感的诱发。五彩缤纷的生活画面，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都是诱发灵感的“媒介”。“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人的创作情感、感受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因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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