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执教《卖火柴的小女孩》一课，颇有不解，请教多人，未能解惑。不想梦见作者安徒生，趋前求教，于是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安徒生（以下简称“安”）：我从来不解答读者的问题。但对于你，我愿意破一次例——我是看在孩子们的面子上才做出这个决定的，我从不讳言我对孩子们有特殊的感情——你问吧，希望你的问题尽量简短些！
徐生坛（以下简称“徐”）：您为什么要让卖火柴的小女孩悲惨地死去呢？她那么小，人生旅途上的很多美好风景她都没来得及看一眼……
安：她为什么就不能死呢？难道生活会因为她年龄小就对她另眼相看，减少她所承担的痛苦吗？她没有看到人生旅途上的很多美好风景，是很遗憾，可是，面对生活，谁能没有遗憾呢？
徐：可是，我的孩子们……
安：孩子们从情感上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是吧？那是因为孩子们还不懂生活，这不能怪他们。但你应该明白：他们在不愿接受这个结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对生活的残酷性有所认识了，只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罢了。
徐：我觉得孩子们那么小，就让他们去认识生活的残酷性，是不是有点儿操之过急了？
安：你的这种想法很危险！世间万物，哪个不是一出生就得学会适应，学会面对，进而学会竞争，学会生存的呢？这样的道理你都不懂，你怎么做到教育“以人为本”？孩子们认识生活残酷性的过程，也正是他们对弱小者产生同情心的过程，难道同情心也要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再培养吗？
徐：这么说来，您写这篇童话故事的目的就是为了表现生活的残酷性，并借以唤起人们对弱小者的同情了？
安：这只是你的理解，实事求是地说，我写这篇童话时可没想那么多……那是1846年，有一个朋友寄给我一封信，信里附着三幅图，要求我写篇童话，以配其中一幅图。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画着手拿火柴的穷苦小女孩的那一幅，因为它让我想起了我母亲的苦难童年。我可怜的母亲，小时候是个讨饭的孩子。她曾告诉我，有一次，她没有办法从任何人那里讨到一点东西。当她在一座桥底下坐下来的时候，她感到饿极了，就把手伸到水里去，沾了几滴水滴到舌头上，因为她相信这多少可以止住饥饿。最后她终于睡过去了，一直睡到下午……
徐：对不起，我的提问引起了您痛苦的回忆……原来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原型是您的母亲。那么，您写这篇童话就是为了揭露您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的丑陋。我小时候，我的老师就这样对我说：《卖火柴的小女孩》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
安：我只是想在作品中尽可能充分地表现小女孩的不幸，当然这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社会环境的描写，而且是对我所熟悉并且一直生活在其中的那个社会环境的描写，但我却没想过那是一个什么社会。我不是政治家，我对政治并没有你和你的老师想象的那样精通。
徐：可是，您生活的那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您的作品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表现呀！
安：看来你比较适合给孩子们教政治。我真搞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把解读的重点放在对作品中“人”的观照上，而非要在属于政治学的什么“主义”上纠缠不清。你难道不觉得用政治的理论解读文学作品就像拿杀猪的刀子去钓鱼一样荒唐可笑吗？
徐：对不起，安徒生先生，您的这种说法我不能认同！我虽然是一个语文老师，但语文也要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安：你真是一个顽固不化的人。爱心、同情心、珍惜、感恩、坚强、自立以及对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这些难道不属于思想教育的范畴吗？你应该而且必须明白：让孩子们有爱心、同情心，懂得珍惜、感恩，学会坚强、自立，并且向往和追求美的事物，要比他们懂得“卖火柴的小女孩”生活在什么“主义”的社会里重要得多。
徐：您说得很对！可是，我把“卖火柴的小女孩”所生活的社会与我和我的孩子们生活的社会作比较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懂得珍惜和感恩呀！
安：你认为作品中所展现的那个19世纪的社会，跟你和你的孩子们现在生活的社会有可比性吗？
徐：哦……我明白了。我以后讲文学作品不再分析社会环境了。
安：你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分析作品中的人物怎么能脱离开人物所处的环境呢？我的意思是你不要给文学作品中的社会环境随意扣政治的帽子。文学是人学，也是情学，如果解读文学作品时不把重点放在对“人”和“情”的观照上，而大谈什么政治学中的“主义”的话，那不是误入歧途就是不务正业，是永远也无法接近文学的本质的。
追问谢谢
追答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