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基于“文化纽带”的重要思想，根据“系统研究和推广中华文化标志”的倡议，由“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联合社会各界和海内外爱国同胞，共同创意发起的一项旨在抵制“台独”“去中国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工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建设新时期文化城市、文化主体功能区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
说它是“城”，是因为它确实具有“城”的形态，而且是以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以及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大型聚落遗址群，商奄故城、邾国故城、鲁故城、汉故城、宋故城、明故城、邹县故城等若干座历史故“城”为支撑。作为精神文化空间特征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其骨架和雏形已然存在，是历经数千年的历史积淀而成。
这一文化使命和概念内涵决定了，中华文化标志城不是也无需建设一座“新城”，而毋宁说是一座“心城”，或“精神之城”，或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为了这座“心城”，最重要的是要用“心”去建造它。
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精神，规划建设曲阜、邹城这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加大世界文化遗产及其它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进行环境整治、生态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内涵提升工作，本身就是在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中华文化标志城已经成为当地干部群众文化建设的一种实践。在这里，保护一处遗址，规划一处街区，美化一道山梁，整治一条河道，进行一项文化活动，都是“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的组成部分。人们的举手投足、一言一行，就是在为这座文化之城、精神之城、心灵之诚添砖加瓦。这样的常规性建设工作要做得更好，起点和要求更高。而这些工作，与花多少亿元建一座“新城”无关。
有些舆论认为是抛开旧城另建新城，花“300亿”去建一堆死气沉沉的、不能代表文化标志意义的一堆“假古董”。其实，这也正是我们所反对的，我们和舆论的主流意见没有什么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 即文化资源的保护、整合和提升。
中华文化的标志是系列的，是客观存在的，存在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存在于各个不同的领域。系统地研究、保护、梳理和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各地实际上已经进行着中华文化遗产或标志的系统保护和展示。这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要求是一致的。形成共同研究、保护、展示中华文化标志的格局，不仅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必然结果，也体现了中华文化包容开放的精神实质，必然引起海内外华人华侨的广泛认同。
在少昊之墟、商奄之都、邹鲁之地、孔孟之乡这个独特的精神文化空间里，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中华文化标志城项目有关意见的通知》的说法，“遍布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儒家文化底蕴最为密集的区域，许多古建筑、古遗址早已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的调研结论也指出，这里是中国少有的文化区位组合，其所构成的文化空间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文化标志意义，早已是中华民族认同并共有的精神家园。
因此，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对“早已是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具有重要文化标志意义的“文化区位组合”或“文化空间”，用“城”的概念系统而完整地加以保护提升，对高度关联、相拥而坐的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进行文脉梳理和资源整合，使它们进一步融为一体，发挥更大的文化作用。
用一座“虚拟城池”的概念，把这方净土上无比丰厚而珍贵的人类遗产，包括物质的与非物质的，可移动的与不可移动的，地下的与地上的，6000年前、5000年前、3000年前乃至近代的，全面地、无条件地保护起来，使它们不致受到快速发展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侵蚀，而是使二者能够有效地统一起来，是中华文化标志城最为核心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化标志城是区域性、整体性文物保护理念的一种创新，是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体化发展的更高要求，是保护整合展示密集分布、堆积叠加且历史文化价值巨大的重要文化遗产、建设新型文化城市的一种探索。
当然也需要创意，但这些“创意”首先应着眼于如何对这一区域的所有文化遗产进行整体性的保护，着眼于对各种文化资源的文脉梳理和有效整合。如果需要一些必要的新的文化设施，则要经过充分而广泛的论证，而且能够起到“画龙点睛”的提升作用。
中华文化标志城应该是一所温馨的精神家园，是一个独具特质、令人神往的文化胜地。按照先进的保护展示理念，通过创造性的文化实践，使全球华人不管谁到了这个地方，能够有根的感觉、家的情怀，可以思接千载，跨越时空与古人对话、与智者交流。人们来到这里，如果思想上能够得到升华，心灵上能够得到净化，情感上能够得到提升，能够体会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那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规划区域，可以概括为“两城、两轴、三区”。
“两城”就是曲阜和邹城，古称“邾鲁”或“邹鲁”，“击柝之声相闻”，为孔孟桑梓之地、国家文化名城，南北衔接，城区相距仅20公里，都有数千年历史。
“两轴”是指华夏文化轴和孔孟文化轴。华夏文化轴是以九龙山与寿丘、少昊陵南北一线，有中华人文始祖的纪念意义。九龙山具有龙文化的象征意义；少昊帝作为东夷部落的首领，其图腾是凤；龙凤呈祥，具有中华文化的符号象征意义。孔孟文化轴以“三孔”、“两孟”南北对称，象征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
“三区”是指曲阜历史文化保护区、邹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九龙山生态文化保护区。
“两城、两轴、三区”所统一起来的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或标志意义的精神文化空间，姑称之为“中华文化标志城”。
在这里，曲阜城区、邹城城区、九龙山区都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三位一体，是有机统一、不可分割的。离开曲阜城区、离开邹城城区、离开九龙山区，都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没有九龙山区就不能连为一体，就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精神文化空间；抛开两个历史文化保护区，仅仅把九龙山这个地方称之为中华文化标志城，更是不科学、不严谨、不全面的。规划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就是要把“三区”整合起来，进一步凸显其文脉、圣脉，进一步凸显其中华文化的象征意义，进一步凸现其文化的共有性和多元性，进一步凸显其教育、德化、纪念和展示功能，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精神文化空间。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城、心灵之城、精神之城。 按照“两城、三区、两轴”的空间布局，通过“三孔”及鲁故城大遗址保护、寿丘少昊陵大遗址保护、“两孟”及邹县故城大遗址保护、峄山及邾国故城大遗址保护、孔子诞生地尼山遗址保护、孟子诞生地九龙山生态及遗址保护等一系列重点工作，梳通理透曲阜、邹城的文脉、圣脉、水脉、绿脉、路脉、气脉，推动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文化资源的整合提升，勾勒文化胜地的整体框架，形成独具特质、令人神往的文化空间。
一是“孔孟文化轴”。以“三孔”、“两孟”南北对称的孔孟文化轴，象征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文化。重点是“两大组团，一条轴线”。北部曲阜城区突出鲁故城大遗址组团保护，包括孔林、孔庙、孔府，奄国故城、鲁国故城、汉故城、明故城，以及周公庙、灵光殿、望父台、襄仲台、两观台、孔子故里、孔子射羿处、洙泗书院、颜庙、颜府、鲁泮宫、古泮池、舞雩台等，形成曲阜的核心与灵魂。中间以孔孟大道相连，从北向南经过孔子研究院、论语碑苑、孔子博物馆、孟母林，孟子诞生地九龙山凫村等。南面邹城城区突出邹县故城大遗址组团保护，包括孟府、孟庙，邹县故城，子思书院、孟母三迁祠、孟母断机处，钢山、铁山摩崖石刻等，形成邹城的核心与灵魂。南北两大遗址组团沿孔孟大道南北一线展开，呈哑铃式分布，并以此作为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融合发展的轴线和文脉。
二是“华夏文化轴”。以九龙山与寿丘、少昊陵南北一线，北至大汶口遗址和泰山，南至野店遗址、邾国故城和峄山，有着中华人文始祖的纪念意义，是“中华文化标志城”之所以称为“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内涵所在，也是孔孟儒家文化发源发展的历史文化根脉。
“华夏文化轴”由北向南，依次包括泰山文化中轴线和大汶口遗址组团；寿丘、少昊陵大遗址组团；九龙山生态和文化遗址组团，包括汉鲁王墓、明鲁王墓，孟林、孟母林，以及一系列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址；峄山和野店遗址、邾国故城遗址组团。
其中，寿丘大遗址组团包括少昊陵、云阳山、景灵宫、太极观、宋仙源县城、县衙、县学、大汶口文化遗址、寿丘古地质地貌及古人类活动遗址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历史和美学价值。宋真宗“推本世系，遂祖轩辕”，县治从鲁城迁至黄帝诞生地寿丘。“建景灵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宫，祠其配，曰圣祖母”。元忽必烈入主中原，推崇黄帝，遂下令重修景灵宫。据元人周伯琦《重修景灵宫碑》记载，景灵宫“总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面积达1800亩，相当于今曲阜孔庙的3倍。现宫殿遗址完整地埋于地下。景灵宫遗址之北50米为黄帝之子少昊陵墓，占地2.5万平方米。宋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大修少昊陵，用2662块磨光料石叠砌成梯形石陵，世称“万石山”。因形似金字塔，后人称“东方金字塔”，经历代修复，保护完好。
寿丘大遗址具有重要的始祖文化地位。《帝王世纪》记载：少昊帝玄嚣“邑于穷桑，以登帝，都曲阜”。少昊创立凤图腾，在位84年，寿百岁，崩葬于寿丘云阳山，寿丘因称“少昊之墟”。《史记》记载“舜作什器于寿丘。”寿丘地下密集层叠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表明，司马迁等关于寿丘始祖文化的古文献记载，有着考古学证据的相互印证。少昊、虞舜等传说中古部落首领或人文始祖的活动时间，恰好大致处于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
寿丘大遗址具有重要的文脉象征意义。这里处于泰山、大汶口、九龙山、峄山的中轴线。从历史发展看，中华文明在这一线传承几千年，上接“沂源猿人”、“新泰智人”，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而绵延不绝，下连夏商周三代文化，并直贯秦汉，独立起源、历史久远、连续传承、相贯而生、谱系完整、从未中断，一环接一环、一浪高一浪地向着文明社会奔腾不息。一系列重要古遗址、古群落沿这一轴线密集排列、层层叠加，不少文化堆积达数米之厚，时间持续数千年之久，上下纵跨四五个文化代，其历史遗址之多、聚集群落之密、文化堆积之厚、延续时间之长，是少有的。
同时，寿丘大遗址又是自古所称“圣脉”的重要节点。所谓“圣脉”，是指从尼山经过防山到寿丘连绵不绝的一道高丘，自寿丘转为暗脉，一直到孔林。孔子的思想理念来自宗周和周公，但他作为殷商后裔，包括“仁”等一些重要概念却源自东夷，继承了自炎帝、黄帝、少昊，尧、舜、禹以来，黄河流域各部族集团乃至更广范围民族融合发展的文化基因。因此，寿丘大遗址保护和“华夏文化轴”的梳理，对于展示中华文化多元起源、一体汇聚的壮阔画面，确定孔子儒家学说的思想来源和历史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