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故事，我们与延中。
我们这一代人读中小学时，正值文革时期，大学不办了，没有高考，没有中考，学校取消了重点。学生全部就近划片入学。我家当时住在桥儿沟，被划到姚店中学上学。虽然不可能上大学，上什么学校都一样，但我父母仍然认为上学就得上延中。好在我父母都是搞教育的。我父亲赵森当过延安地委党校副校长。我母亲孟竹印在多所学校当过老师。他们四处找人，设法把我送进了延中。虽然上了延中，但从桥儿沟到市内没有公交车，往返二十多里地。我当时不会骑单车。我母亲便风雨无阻，骑自行车带着十六、七岁的我，每天送我到东关，然后把我放下来，我再走到延中。有时因为要上班，没时间送我，我母亲便央求过路的汽车、拖拉机，甚至牛车，捎我进城上学。有时什么车都找不到，我就步行进城上学。后来，我学会了骑单车，但我母亲不放心我。有一天晚上，我回家很晚，还与骑着单车来接我的母亲在东关相撞，把我和母亲俩人都撞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我弟弟当时也划片分在王家坪小学，但我父母同样设法将他送进了延中上学。在延安地区，每个学生都希望上延中，哪怕困难再多，也要想办法克服。
在这个故事中，我想说的是，延安中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延安人民心目中最好的中学。

第二个故事，延中与我们。
我们读延中的时候，正值教育革命，中学的六年学制被压缩为四年。我们是过渡期的第一届，便稀里糊涂多读了半年。那时的所谓上学，主要是学工、学农和学军，还要接受阶级斗争教育。但我们的运气好，赶上了1972年所谓的“右倾回潮”，延中老师趁势而为，全面抓教育质量。为弥补教材中“左”的内容，老师们自编语文教材。我们许多同学至今能全文背诵《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按当时的正式教材，是不可能学到这些内容的。当时的延中还搞数学竞赛，培养了我们对数学浓厚的兴趣。我们的老师都是最好的，如杜世荣、高世好、陈孝章、李天芳、刘毓芗、李正祖、姚甦、阮志锋、常润林、刘静玲、邹振基，等等，还有许多没有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全是文革前的老牌大学生，学养深厚，极度负责，尽其所能，让我们接受了那个年代最好的教育。我们也记得在延中王乐畔农场里度过的难记时光。1977年，我在安康铁路分局当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复习资料，居然也考上了大学，靠的就是延中打下的基础。这当然也是我的运气好。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家兄妹四人都是延中毕业的。我们兄弟三人是七八年同时上的大学。我弟弟赵渊当时高中还没毕业，以在校生的身份考大学，以高分考入今天的华中科技大学。我哥哥赵相珺是初六八级学生，初中只上了一年，但他七七年考到西北轻工业学院，后来又考上研究生。他考大学参考的复习资料，就是我高中的数理化课堂笔记。仅靠课堂笔记就考上了大学，足见当时延中的教育水平。我妹妹赵晓雯虽然比我们小很多岁，但她也考到一本录取的高校。我们兄妹四人考上大学的事情，在当时的延安也有小名气，延安报为此还专门发过一篇报道。
我站在这里发言，当然代表的不只是我们兄妹四人，而是代表我们那个年代的全体同学，也是因为同学们和母校抬举我。人生的道路有时取决于机会和运气。我们的许多同学虽然没上大学，但他们比我优秀得多。我们高七三届一班，有三位同学，高中还没毕业，就被直接选送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身边工作，当时轰动了整个延安城。我们许多同学插队期间就入党提干当兵，还有不少人担任党、团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等职务。走上工作岗位后，许多同学都为社会做出了卓越贡献。比如班理同学，一生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以“红凤”项目资助了5300多名贫困女大学生，还上过中央电视台。再比如张化民同学，是信息技术教育专家，但业余时间研究西北党史军史，出版了《谢子长传》一书，受到广泛好评。与同学们相比，我只是运气好点罢了。2004年，经王宽同学举荐，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找到海南，要为我做专访。我有自知之明，所以婉言谢绝了。
在这个故事里，我想说的是，无论我们后来做什么，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人生境遇，在这个社会中我们都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母校延安中学是最好的。
第三个故事，我们与延安。
离开延中后，我们走向四面八方，工农商学兵，做什么的都有。但是，延中和延安深深地影响了我们，改变了我们。在我们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有机会走进大学，大多数人从社会底层的底层开始，一辈子都在为改变中学的学历而奋斗，靠的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但都为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就说我们高七三级一班，张新春同学一生正规学历只是延中的毕业证，但他坚持不懈，自学成材，后来是郑州铁路局纪委副书记。张建设同学也是同样的学历，最后担任延安七里村油矿的副矿长。薛建强同学，高中没毕业，就留校为延中当门卫，真正把自已的一生献给了延中。我们都叫他延中的守夜人。还有高飞同学，和我在安康铁路分局时住过一个工棚，坚持写作，四处投稿，硬是从中学毕业生成为小有名气的作家。这样的同学太多了，可惜我长期在外省工作，对外班的同学的情况所知甚少。延安这块红色的土地养育了我们，延安中学的老师培养了我们。我们上小学时见过邓小平，读中学时见过周恩来。我们从小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生活和工作过的王家坪、枣园、杨家岭长大，耳濡目染，继承了红色基因，身上流淌着陕北人的血液。我们走到哪里都忘不了自己的延安人身份，每个人都是自觉不自觉的延安精神的传承者。
我任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时，学校正处在起步阶段，但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延安人的本色。在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下，海南大学最终进了“211”。当时正值高等教育大发展时期，基建项目多，采购任务重，但我始终提醒自己，自己是延安人，是陕北汉子。虽然我在好几个单位任过要职，而且当时的社会风气不正，但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收受过别人一分钱。我做学术研究，把延安精神和琼崖革命精神进行过比较，因为我没有办法忘记生我养我的延安。我的人生中也有过低谷时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尽管蒙受误解，但我心底坦荡，相信自己清白无私。我把当时的感受写入了自己的《中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比较研究》一书的后记：“我一生都感谢陕北。陕北养育了我，也教会了我如何直面人生。延安窑洞教给我的不只是马列主义，还有做人的境界和做事的风格。无论是在我踌躇满志的岁月，还是在我委曲求全的时光，只要埋头于学术研究，我就会忘掉一切，也会宽容一切的人和事。因为我的根在陕北的窑洞里。”
在这个故事里，我想说的是，因为我们是延安人，是延中人。没有延中，没有延安，就没有我们的现在。我们永远都是延安精神的传承者。
我讲这三个故事，就是想说明我理解的光明在前的道理。每个延中学子都知道，“光明在前”是毛主席给延中学生的题词，是延中的校训。但这个“前”究竟离我们有多远？上中学以前，我们的目标是上延中，以为光明就在延中。要上学，就要上延中！上了延中，我们才知道，延中只是给我们创造了追求光明的更好环境和条件。母校的老师和员工所做的一切，是要让我们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走入社会，我们才知道，光明在前的“前”就在我们的心中。只要我们心中有光明，我们看到的就会是一片光明。这正像朱自清在他的《光明》一诗中最后的两句：“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
现在，我们已经步入退休的年龄，一生已经度过大半。但是，我们无愧于人生，因为我们每个延中人都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刻在王乐畔农场窑面上的那句话：“光荣属于劳动者”！无论我们走多远，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骨子里都是延中人，都是陕北人，都是劳动者！
最后，我愿意借此机会，向辛勤培养我们的值得我们永远尊敬的母校延中的老师们和历届毕业的亲爱的同学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真诚的感谢！祝我们的母校延中繁华似锦，欣欣向荣，光明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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