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凌晨天还没有放亮，忽然听见高扬同学在我的宿舍门口高声喊叫：“小胡！快！快起来，出事了！”。我急忙跳下床，跑了出来。学校院内黑洞洞的，看不到人，但能听到急促的皮靴声和枪托的叩击声。看来他们正忙于搜捕。
上房住的一位老汉（约摸六十多岁）披衣起床，走了出来。我一见老汉出来，便上前请求：“老大爷，我是东大学生，警察抓人，救命吧！”他一了解这个情况，便把我引进上房，并让我藏进他女儿（约十七、八岁）的被窝里去。然后他自己出去开门。不一会儿，几个宪兵闯进来了。他们一进门就审问老汉：“犯人到哪儿去了？”老汉非常镇定地回答说：“不知道。”宪兵气急败坏，大声威吓道：“如果搜出来，同罪啊！”老汉毫不含糊地表示说：“同罪就同罪！”宪兵又转过脸来问躺在床上的姑娘：“你这儿藏着什么人？”姑娘也很坚强，平静地回答说：“没藏什么人。”宪兵大概已经看出了问题，有意威胁她说：“如果搜出来，你也与他同罪啊！”姑娘也跟她父亲一样地表示：“同罪就同罪！”
这时我看藏不住了，不能牵连老百姓，便立即从被窝里翻身下床，并对宪兵们说：“是我自已藏进去的，与他们无关。”接着，我就被宪兵押着走了。 过了一个多月，我们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后，我买了一包糕点，去看望那位令人钦佩的老人。
2，
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
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
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
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30多人被捕，百余人受伤。游行队伍被打散。这就是一二~九运动。
3，
1935年12月9日凌晨，广大爱国学生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
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校学生举着大旗和标语，分别朝着新华门进发。
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千名爱国学生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两校学生就在西直门一带召开群众大会，向附近居民和守城军警进行抗日宣传。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十多所学校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学生示威游行队伍从新华门出发，新华门紧闭着，门前排列着警车和架着机关枪的摩托车，军警宪兵手持刀枪杀气腾腾。请愿学生高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推选董毓华、宋黎和于刚等12人为代表，要求面见
何应钦，并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立即释放被捕学生等6项要求。上午11时，何应钦的秘书侯成出来与学生会面，对学生提出的要求一味敷衍搪塞，为
国民党对日妥协对内反共政策百般狡辩。同学们对其答复极为愤慨，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宋黎被推举为游行队伍的总指挥。
当游行队伍行至西单牌楼平津卫戍司令部附近时，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同学们不畏强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继续前进，队伍也越来越壮大。北京大学的
许德珩、中国大学的吴承仕等教授和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
斯诺夫妇也参加了游行示威。国内外许多报社的记者随行采访。队伍经西四、护国寺、地安门、沙滩抵达王府井大街时，已扩大到四五千人。王府井大街南口布满了军警，挥舞皮鞭、木棍，凶狠地抽打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同学们与军警展开了搏斗，当场有数十人被捕。在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下，游行示威队伍被冲散了。
“一二·九”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很快传遍了国内外。中共北平市临时工委、北平市学联及时总结，
黄敬同志扶着电车向群众讲话，下为宋黎同志对下一步行动进行部署。12月11日，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罢课。国民党当局对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极为恐慌，下令严禁学生的爱国行为，还派军警封锁一些重点学校。但爱国学生的抗日烈火是扑不灭的。中共北平临时工委获知国民党当局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仍然决定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12月16日清晨，北平爱国学生1万余人陆续走上街头，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大示威爆发了。示威游行队伍共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率领从不同方向前进，途中冲破军警的封锁阻拦，最后在天桥会合。上午11时许，北平爱国学生和广大工人、农民、市民3万余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场旗帜飘扬，“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天空。市民大会结束后，1万多名爱国学生整队向前门方向行进。学生们手挽着手，不断高呼抗日救国口号，向街道两旁的市民和行人散发传单。市民们热情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有的送来开水和食物，有的自动加入了游行队伍。
游行队伍抵达前门时，遇到大批军警和保安队的阻截，爱国学生就在前门火车站广场举行第二次市民大会。大会决定继续进内城示威游行，并派代表与军警交涉，要求打开城门。当局为了分割示威游行队伍，答应让一部分学生从前门进城，但大部分学生须从和平门和宣武门入城。下午4时，黄敬率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部分同学由前门入城后，城门马上关闭了。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等校同学沿着西河沿赴和平门和宣武门。但城门都已紧闭，同学们多次试图撞开城门，均未成功。后来几经交涉，军警答应以清华、燕京大学的队伍先撤走为条件，可以打开城门让其他学校的学生入城。此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当两校队伍离开后，城外四周的路灯全部熄灭，大批军警挥刀舞棍从四面八方向学生扑过来，许多人遭到毒打。由前门入城的学生想去宣武门接应，当走到西单绒线胡同西口时，遭到大批军警扑打，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在“一二·一六”大示威中，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再一次暴露了反动当局的凶残面目。
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的卖国行径，得到了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响应，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12月18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大学的校长，联名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同日，
中华全国总工会向全国工人紧急呼吁援助学生救国运动，各地工人纷纷举行罢工，支持学生斗争。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深入到工农群众中扩大抗日救国运动。各地社团组织纷纷发表通电和宣言，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
宋庆龄、鲁迅、
马相伯、沈钧儒、王造时、
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李公朴、史良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表示支持。宋庆龄从上海寄给北平学联100多元钱，作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的费用。鲁迅于12月18日至19日夜，撰文热情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斗争精神，并寄以“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殷切希望。12月26日，陕甘苏区各界民众举行集会，声援北平和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全国各地学生群起响应。一时间，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到处响彻抗日救亡的号角。
两次游行示威之后，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联成立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工厂农村，发动各地工农士兵群众开展反日反蒋斗争，也使爱国学生们得到了锻炼和教育。1936年，南下扩大宣传团在北平召开团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民族解放先锋队（后改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这是党领导成立的先进青年组织。它的诞生和发展，大大推动了
“一二·九”运动的深入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由北平爱国学生首倡，迅速席卷全国的“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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