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个回答 2010-09-22
是中国航天科技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表，被誉为“中国航天之父”和“火箭之王”。在美学习研究期间，与他人合作完成的《远程火箭的评论与初步分析》，奠定了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的理论基础；与他人一起提出的高超音速流动理论，为空气动力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56年初，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同年，国务院、中央军委根据他的建议，成立了导弹、航空科学研究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并被任命为委员。1956年，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他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参与了近程导弹、中近程导弹和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直接领导了用中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近程导弹运载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参与制定了中国第一个星际航空的发展规划，发展建立了工程控制论和系统学等。在空气动力学、航空工程、喷气推进、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技术科学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是中国近代力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研究的奠基人和倡导人。
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韦尔奖章”、“世界级科技与工程名人”奖和国际理工研究所名誉成员称号。1991年10月获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的“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6年10月获“中国航天事业50最高荣誉奖” 。
第2个回答 2019-10-31
钱学森是中国科学家，3岁时随父来到北京，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5年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1938年获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留在美国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1950年开始争取回归祖国，受到美国政府迫害，失去自由，历经5年于1955年才回到祖国，他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4个回答 2010-09-22
1955年初冬，刚刚冲破美国当局阻挠回到祖国的钱学森，来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院长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能不能搞导弹？”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就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生涯。40多年过去了，如今钱学森已90高龄。他以其对中国火箭导弹技术、航天技术乃至整个国防高科技事业的奠基性贡献，为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写下了精彩绚丽的篇章。
(一)
1956年2月17日，钱学森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关于《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就我国火箭、导弹事业的组织方案、发展计划和具体措施发表了精辟的见解。《意见书》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不久，钱学森受命负责组建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0月8日———这正是钱学森回国一周年的日子，国防部五院宣布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院长。新中国的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征程。新事业起步，千头万绪。钱学森首先给刚刚分配来的156名大学生讲授《导弹概论》，让这些从未见过导弹的技术人员了解最基本的专业知识。他拟定了空气动力学、发动机等有关专业的学习计划，并指导建立了导弹总体、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弹体结构等研究室。
酒泉发射场。钱学森和普通科技人员一样，睡帐篷、吃粗粮，组织导弹试验的测试、计算、分析、研究。在前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的困难条件下，他带领着中国科学家们攻克了一道道难关，于1960年11月5日，成功进行了我国第一枚导弹飞行试验。在现场的聂荣臻高兴地说：“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966年10月27日，钱学森又参与组织了我国第一枚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飞行爆炸试验，即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试验。核弹头在预定地点上空成功实现了核爆炸，此举震惊了世界。我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又一次实现了历史性跨越。
作为一代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的目光总是具有前瞻性。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后不久，钱学森就组织有关专家就我国地地导弹的发展道路展开讨论，形成《我国地地导弹发展途径的意见》，提出了我国中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随后，地空导弹、海防导弹，以及固体发动机、固体导弹、反导系统和运载火箭等项目，也在他组织和协调下陆续上马。1965年1月，他又向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任务。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由此被定为“651工程”，钱学森担负“星———箭———地面系统”总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遨游太空，向世界宣告新中国迎来了航天时代的黎明。
(二)
钱学森是中国军事高科技的奠基人之一。他不仅为“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对我国军事科学研究提出了高层次的重要思想和观点，并直接倡导了军事系统工程和军事运筹学学科的建立与发展。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钱学森就深刻地阐述了“战争是一门科学”的思想。他指出：“我们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来研究战争的规律，研究战争这一门科学，这就形成了现代军事科学。”
经过潜心研究，钱学森在1998年的一次书面发言中，对军事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论述。他指出：“在军事科学，基础理论层次是军事学，技术理论层次是军事运筹学，应用技术层次是军事系统工程。”他将军事系统工程的作用和功能定位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更好地去解决贯彻执行军事路线、军事战略中的实际问题”，并将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归纳为：作战模拟；武器装备系统的设计方案论证、战术技术指标的确定与效能评估；后勤系统的组织管理；作战指挥体系的设计；战略问题的定量分析和战争模拟。
1978年5月，在钱学森等人的建议下，我军开始了军事运筹学和系统工程的研究试点工作，军事科学院成立了第一个军事运筹研究分析机构。如今，军事运筹学和军事系统工程已经在我军战略战术、部队编制体制和兵力结构研究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运用，取得累累硕果。
关于我国的国防战略，钱学森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和可行性的重要建议。他在20世纪80年代就指出，局部地区的“小仗”可能是我们到21世纪初主要的战争样式，要搞一些平时必须保留的、精锐的、可以马上打仗的部队，应认真从军队编制、装备上解决这一问题。这些建议受到军队领率机关高度重视，如今已在实践中得到体现。对我国国防战略和军事工业改革发展，他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建议。他还提出军工企业要实行“军民结合”，而民用企业要实行“民军结合”的观点，以及用“柔性自动化生产系统”改革军工企业的观点，为我国军工企业的改革和民用企业的战时动员准备提供了重要思路。
钱学森在晚年还特别强调了军事科学要开展跨学科研究的问题。1999年，他对前去看望他的总装和军事科学院领导同志指出，科学的发展离不开各学科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借鉴。国防建设是个大系统，在实践中遇到的都是大问题，而专家们往往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看问题，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应提倡各学科间的互相交流和讨论。
(三)
谋求中国军事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长远发展，是钱学森毕生的夙愿。因此，他以科学家的超前目光，对国防和军队科技人才培养提出了高屋建瓴的见解。自1985年以来，钱学森曾多次谈起关于“科技帅才”的话题。钱学森说：“现在要求培养一批科技帅才，即是一批工程师加科学家加思想家的人才”；“当帅才的，在领导实现一个明确的目标时，应该从基础应用到工程实践，都能够考虑到”。钱学森支持新学科，扶植边缘学科，每一种创新的观点和设想都能得到鼓励。他说：“要提倡创新思维，正确与否交给实践去检验。”
早在1986年，钱学森就认为，高技术革命必将带来军事技术的迅速发展，军队将成为知识密集的部门。未来战争将广泛使用各种先进武器系统，战场情况错综复杂，从而对指挥人员的科技文化和军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他在分析外军与我军军官的文化水平后敏锐地指出，为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军队干部应逐步达到大学以上文化水平，师职干部应是硕士，军职干部应是博士，战士的文化水平也要相应提高。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中央军委、总部的高度重视。
今年已90高龄的钱学森，仍时刻关心着国防高科技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他对前来看望他的军委领导同志说，要抓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记者在钱老家中看到，在他卧榻正对面书架上最显眼的地方，摆放着一尊“神舟号”航天飞船的模型。透过飞天的神舟，他那智慧的目光将永远注视着祖国腾飞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