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7月8日，王会悟出生在鱼米之乡浙江省桐乡县，其父亲王彦辰是晚清秀才，开着一家私塾，母亲贤惠能干，刺绣技术远近闻名。王会悟从六七岁起就开始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她从小就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思想进步，在她的同学中，还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亲戚，就是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茅盾(沈雁冰)。他们之间不仅是同学关系，还是亲属关系，而论辈分，王会悟是沈雁冰的表姑。
王会悟13岁时，其父病故，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她不得不从嘉兴师范学校退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业继续教书。没多久，由于学生人数逐渐增多，她借了一个殿堂，独自办起了桐乡县第一所女子小学，乡亲们都说：“小王先生教的也不比老王先生差啊。 ”为此，为了表示对这所女子小学的支持和鼓励，当地的教育部门还给教员每月5元钱的津贴费。在教学期间，王会悟边教书，边向学生们宣传新思想，倡导新风俗、鼓励女孩子剪辫子、放脚等。有一次，她发现一个小姑娘双脚裹得紧紧的，便动员她把脚放开。小姑娘为难地说：“那样将来会没人要的。”王会悟听完噗呲一笑：“社会在进步，你裹成了小脚后，才没人要呢。 ”
过了一段时间，镇上的一位秀才听说有5元津贴，四处造谣说：“王会悟小小女子，没受过正规教育，没资格当老师。 ”便向县里提出由他替代，他不要5元，只要3元，没想到县里还真同意了，1918年，王会悟不堪受人藐视，愤而离校，去湖州的胡郡女塾攻读英语，这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起初，她半工半读。在里面边念书、边给学校打扫卫生，后来，老师发现她中文功底不错，就将她推荐给校长，经考察，校长决定让王会悟给学校牧师的夫人们当老师，这样她成为了一名“教师”。
在校期间，她经常阅读《新青年》杂志，并用白话文大胆地给陈独秀、李达、恽代英等她所敬佩的社会名流写信，表示赞成提倡白话文，拥护他们所宣传的新思想和新文化运动。令她意外的是，陈独秀还给她回信说：“没想到我们的新思想都影响到教会学堂了。”并夸奖王会悟“有胆识”，勉励她“多读书”。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王会悟前往上海，寻求妇女独立解放途径。经介绍，被安排到上海中华女界联合会做文秘工作。其间，李达作为留日学生总会的代表回国办事，与“女联”有些来往，这样，王会悟和李达便在工作中相识了。李达经常向她讲述推翻封建制度，争取妇女解放、以及组织共产党的道理。1920年，这对志同道合的情侣，在上海陈独秀家的客厅里，举行了一个革命化的婚礼。
1921年7月，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召开，王会悟参加了大会的筹备工作。李达和李汉俊负责通知各地代表来京沪参加会议，而食宿、开会地点等后勤事务则由王会悟负责。
开会的地点，王会悟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太理想。后来她想到了李汉俊的家，而那个房子的真正主人却是李汉俊的兄弟李书城。李书城是国民党的一位军事部长，恰好当时不在家，李汉俊也寄居在法租界的一所洋房里。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李汉俊家召开了。代表开会时，王会悟就在楼下后门门口望风。突然，有个年轻人手里托着湿衣服直奔楼上跑去。王会悟觉得事情有点蹊跷，她也赶忙跑上楼，将情况汇报给了坐在门口附近的翻译杨明斋，杨明斋马上翻译给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听，马林当即宣布休会，匆匆收拾文件撤离。散会不久，法租界巡捕房就开来警车，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房子，其中几个巡捕冲进李汉俊家，追问他们上午聚会干什么？李汉俊用流利的法语答复说：“上午来了几个教授讨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问题。”巡捕没有抓到把柄，只好悻悻的走了。事后，李达对王会悟竖起了大拇指：“你立了大功！ ”幸好王会悟报警及时，才让代表得以及时疏散，这样，在开会期间，由于密探的突然闯入，会议必须另选地点。
会议停了两天，代表们提了好几个开会地点的方案，有提议去上海，有提议去西湖的，但代表们经过分析都认为这些地方虽好，但又害怕太惹人注目而被否决。这时，王会悟想到了自己的家乡，便建议到嘉兴南湖去继续开会。她说：“离我们桐乡不远的嘉兴有个南湖，那个地方不像杭州那样惹人注目，且风景秀丽，我们可以租一只画舫，扮作逛西湖途经嘉兴的游客。 ”与会者采纳了她的建议，而王会悟就作为具体安排事务的工作人员，成为南湖游船上中共“一大”会议召开时唯一一位非代表成员。
为了确保会议安全进行，王会悟作了周到细致的安排。她让船主把船撑到离烟雨楼东南方向200米左右比较僻静的水域用篙插住，让代表们在中舱的客堂间里围坐在八仙桌前安心开会。她自己坐在船头望风放哨，充当会议的 “哨兵”，一旦有别的游船靠近，就哼起嘉兴小调，手指敲着舱门打节拍，提醒代表们注意。为掩人耳目，她还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牌，放在代表们开会的桌上。就连作为午餐预定的酒菜，她也是让船主用拖梢小船送至大船的。当天下午会议正在进行之中，湖上突然传来汽艇的马达声，代表们以为是警察的巡逻艇，当即暂时停会打起麻将。王会悟马上乘拖梢船上湖心岛打听，得知是一户富人家的私人游艇游湖兜风，会议又照常进行。
就这样，在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代表完成了“一大”最后议程，到下午6点多钟，会议结束，这一刻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一大”会议结束后，王会悟创办了我党最早的一本妇女刊物 《妇女声》，该刊物是1921年12月10日创刊的，王会悟则是该刊物的主要负责人，她除了负责组稿、审稿外，还经常亲自撰写稿件，先后在该刊物上发表了 《中国妇女运动新动向》、《湖南女工之觉悟》等文章，《妇女声》虽因种种原因只出了10期，但作为第一本妇女刊物，它对传播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最新消息，介绍妇女运动的先进经验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2年，王会悟参与创办了上海平民女子学校，王会悟担任该校工作部主任，这是在中共领导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学校，之所以称为新型，是因为该校不仅是一所半工半读学校，在当时也成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1922年底，李达应毛泽东同志之邀到长沙湖南自修大学主持教务，王会悟随同前往，并在该校附属中学教英语。大革命失败后，她化名王啸鸥，组建笔耕堂书店，参与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
1937年5月，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出版。在这本书里，无论是抄写、出版，还是发行，都凝聚了王会悟的不少心血。她还想办法将书送往延安，毛泽东十分高兴地阅读了该书，并作了详细的眉批，称这本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部马列主义哲学教科书，还在写给李达的回信中，热情地称赞他们夫妇：“你们是真正的人。 ”
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因当时王会悟正好在重庆参加进步活动，也参加了隆重的欢迎大会，会后，还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接见。
新中国成立后，王会悟在政务院从事法制工作，后因多年劳顿，离职休养，1993年10月20日，王会悟在北京病逝，终年96岁。
王会悟的一生未身居要职，只是默默地协助丈夫宣传马克思主义，从事革命活动。她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见证人，也是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她为党为妇女解放所作的贡献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从7月30日当夜被冲散会议后，有人建议前往外地开会，立即有人提议去嘉兴南湖，周佛海在回忆中将这个提议的事算在自己头上，当然也有其他站出来说是自己提议。
7月31日，惊魂未定的“一大”代表们乘坐早车匆匆离开了上海到达嘉兴。根据王会悟的回忆，到达后发生了这样一些事：
……第二天早上，共有代表十余人分两批去嘉兴……到嘉兴市已8点多钟，先到城市张家弄鸳鸯湖旅馆落脚，开了两个房间休息……雇了一条中号船，船费4元5角，中午饭一桌3元，连小费共花8只洋……（《亲历者忆--建党风云》，中央文献出版社）
王会悟这段回忆让人感觉有些奇怪，作为大会的总后勤，她竟在建国后还能记起雇船和吃饭的花费，精确到了几角钱，而一个记忆力如此惊人的人，偏偏记不起7月31日当天究竟有多少人去了嘉兴，只说十余人，按说，这些人去嘉兴的车票即便不是她负责买的，到了嘉兴后也应该是她这个当地人帮助接站安置的，为何她忘记了如此重要的一个数据？另外的，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王会悟似乎也将从8月1日开始的那场风灾遗忘了。
如果非要给事情一个解释的话，似乎有一个模模糊糊的答案：在嘉兴南湖那场一直开到深夜的会议上，除去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外，“一大”的代表也没有全员出席，陈公博是公认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而根据张国焘的回忆，在“一大”会议上，他认为何叔衡对马克思理论完全不懂，就将其中途撵走，这样一来，能够参加会议的“一大”代表，至多也就是十一人。
而王会悟这样选择性失忆，又或许在为某个重要人物掩盖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