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中国的个体是相对于整体的个体，统治者必需拿出整体的力量去压制个体，个体要绝对服从整体的支配。
就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儒家的文化来看。儒家在本质上也是整体主义的，它强调个体对整体的服从。整体的特点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是个体的生存价值得以实现的基本场域，是个体的生活及其生活理念得以实现的基本场域。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共性就是个体的群集，是个体的约扩。共同体一旦形成，它便取得相对稳定的结构，个体一旦形成，其自身也成了相对稳定的结构，并为确保自身的利益而形成种种制度与规范。
这种整体与个体的文化语境，在现实性上就形成了对个体行为方式的集约。在一定程度上，对个性的自然张扬进行了压制，从而决定了个体在共同体的存在方式。
因此个性压抑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这与欧洲的文化传统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文化是从个体出发的，因此欧洲人的个性是张扬的。
在这种不同的文化语境中，派生出了各种差异。比如，法律的制定和运用上，我们现在知道，法是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是为了人民而产生的，而律是治人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只有律，没有法。也就是说，封建统治者只讲用整体的力量去压制个体，而不是保护个体的利益，所以，那时的老百姓提到法就怕，与法没有亲近感。
古巴比伦王国制定的 《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人们所知的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这部法典的主旨是维护人们的基本利益。在欧洲，相继有《拿破仑法典》、《亚述法典》、《罗斯法典》等一系列法典制定并实施。这些法的核心都是从不同的方面保护个体的利益，因为有了法的保护，就形成了欧洲社会共同体的特点，即整体对个体的特性没有太多的压制，人的个性得到了张扬。
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因为没有法，只有律，统治者就用律压制人的个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的个性是消失的，社会共同体是抹煞人的个性的共同体，在这种文化语境中，中国人的个性是残缺的，个体是不存在的，没有个体的语境，人们相互之间就不能产生磁场，也就不能相互影响，社会共同体就没有流动性。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社会共同体是相对稳定的，个体是有差异的。一个好的社会共同体就是要保证个体的活泼性、流动性、差异性，不能是死水一潭，应该是差异的和谐，多元的统一。只有这样，社会共同体才能进步，才能让个体生活得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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