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受时代精神和哲学风尚的影响，呈现出自身的时代特色。儒家的“中庸”观、道家的“自然”观、佛家的“意境”说、玄学的“言意之辨”都对当时书家的书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正是这各种因素的影响，才使汉魏六朝的书法美学思想达到自觉和成熟的高度。 关键词：汉魏六朝；儒道佛玄；书法；美学思想 法国十九世纪的批评家丹纳认为：“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设想它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格概况。”[1]“要了解作品，这里比别的场合更需要研究制造作品的民族，启发作品的风俗习惯，产生作品的环境。”[2]在汉魏六朝以前，中国没有专门的系统的文艺理论和美学，只有一些零星片断的美学思想散见于先秦诸子著作，主要是儒道两家的哲学著作中，到汉魏六朝却出现了大量的专门的艺术理论著作，这固然与艺术和美学自身的发展有关，但细想开来，却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哲学风尚、文化审美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陆象山），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东汉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和兴盛，魏晋玄学之风的盛行，都对当时的艺术和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可以说，汉魏六朝的文学、音乐、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形式的审美风尚是建基于当时的这些时代背景和哲学风尚上的。正如宗白华先生在他那篇著名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论文中指出的：“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然而，汉魏六朝审美的兴盛与社会的动荡、人生的遭际、儒佛道玄等各种观念的影响却是互为因果的。正是这种密切的因果联系，形成了一系列衣被后世的美学范畴，如神思、虚静、隐秀、顿悟、气韵、风骨、意象等。对于书法美学而言，一系列书法美学范畴、书法美学思想也都与这一时期的儒佛道玄、人物品藻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书学上的“骨”论、“势”论、“古质今妍”说、“意在笔先”说、“天然功夫”说、“形神”观、自然观、中庸观等。可以说，脱离汉魏六朝的时代背景和哲学风尚，就很难对当时各种艺术和美学思想的全貌与底蕴做出正确的评价。汉魏六朝的士人将人生的遭际、各种哲学风尚影响下形成的宇宙观与自己的审美理想相结合，创造了浩博深邃的审美文化。其中书法作为当时异常引人注目的一种艺术形式，更能体现出这种影响。正如金开诚先生所说：“通过书法艺术，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种种精神和实质。”[4]然而，影响包括书法在内的美学思想逻辑发展的因素又不是独立的起作用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的。某一时期的书法美学思想，总是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渗透。 一“肥瘦相合，骨力相称”——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自上而下的灌输、渗透到社会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尽管魏晋六朝时期，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原因，儒家的独尊地位曾一度动摇，但儒家的艺术精神作为中国书法艺术创作和书法赏评的重要美学原则，其流变仍然对当时的艺术审美包括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影响。 历史的看来，儒家思想的社会地位及其影响随朝代的更替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儒学思想的沉浮、民族意识形态的变化，使书法的发展也呈现出相应的态势。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社会安定，国家繁荣昌盛，汉代艺术也沉雄气厚，反映了朝气蓬勃的大一统气象。书法风格上则是隶书对法度的强化和对沉厚飞动之势的追求，隶书在汉代达到鼎盛。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美学思想，力倡儒家“中庸”、“中和”之说，认为：“中者，天下之所始终也；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地之功也。举天地之道美于和”。[5]指出天地之美就在于阴阳二气的融合、和谐、协调。这种“中庸”思想作为儒学艺术精神的要义也成为书法审美的指导准则。作为“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论语•中庸》）的中庸思想渗透在书法审美中，就表现出不激不厉的创作个性，志气平和的创作心态和规矩从容的创作手段。书法美学思想的发展受儒学中庸思想的支配，强调政治功利性，讲究形式上的法度、气势和组织的和谐。汉代赵壹的《非草书》一文，就反映了儒学的中庸思想对书法的干预和渗透。在该文中，赵壹站在正统儒学的地位上，对“离经叛道”的草书大加抨击指责。认为书法是“王政之始，经典之本”，是圣人载道的工具，直接关乎王政礼乐的盛衰，而对草书的耽迷只能被弃正道，误入歧途。其《非草书》便旨在本着中庸之道使“士子就有道而正焉”，平息社会热衷草书的狂热情绪，从而倡导发扬一种不激不厉的创作个性。正如陈振濂所说：“赵壹《非草书》在书法批评史上的理论价值不在于他对书法合乎艺术规律的审美接受，而在于它站在儒学立场的反书法倾向，这个倾向从反面强调了书法的文化价值，并直接将书法纳入儒学的价值体系之中”。[6]赵壹站在儒学卫道者的立场，在东汉草书艺术浪潮对儒家审美理想构成冲击的情况下，力倡书法对儒学的尊崇，力倡儒学的中庸审美理想，开启了书法艺术与儒学融合的历史源流。从本质上说，书法美学思想，并不仅仅是书法审美主体、形式自律构成的，其中长久的儒家文化积淀也是一个重要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战乱频仍，社会动荡，佛教、道教兴起，儒学渐趋式微。许多书家修身养性得益于佛道诸家，但其中也融汇着儒家思想，正如黄庭坚在《山谷题跋》中所评羲之：“右军笔法如孟子言性，庄周探自然，纵说横说，无不如意，非复可以常理待之。”可以看出，书家的美学思想同其艺术风格一样，同样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也反映着儒学的博大精深。晋尚韵，其韵，崇尚风流蕴籍，体现了宽和、涵容与适度之美。与韵相映生辉者是度，即具体的技巧、法度。只有韵而乏度，则意境空洞，只有度而欠韵，则为下品。即所谓“有功无性，神采不生；有性无功，神采不实。”[7]而二王书法则韵度兼备，体现了儒家中庸理想，“在书法艺术的领域内最为完美的体现了魏晋风度，又末流于疏狂，合乎儒家所要求的‘文质彬彬’和‘中和’的审美理想。”[8]所以说“右军父子拔其萃耳”。[9]王羲之更是在其美学思想上强调中庸，他把创作心态概括为：“贵乎沉静，意在笔前”，认为在技法上应该“书字贵平正安稳”（《书论》），“分间布白，上下齐平，……大字促之贵小，小字宽之贵大。”（《笔势论》），只有讲求中庸适度，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南朝梁武帝萧衍更是极倡中庸，在其《答陶隐居论书》中，他认为“纯骨无媚，纯肉无力，少墨浮涩，多墨笨拙”，只有遵循中庸之道，使书法创作“扬波折节，中规和矩，分间下注，秾纤有方，肥瘦相和，骨力相称”，“适眼合心”，才“为甲科”。这些观点也影响到对书学风骨论的看法。由上可见儒家思想对汉魏六朝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 二“自然”、“妙意”、“书道”——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作为哲学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不及儒家，但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在文化艺术中的作用却比儒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老庄著作所向往的人生境界中蕴含的艺术精神，对于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从书法风格来看，西汉以来，隶书在“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保护下得到极好的发展并最终达到完全的成熟。隶书的规整、平正、开阔、雍容且整体风格统一，正代表着儒家理智、严谨、平实、中和的典型风貌。书法形象开始成为明确的“有意味的形式”，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逐渐形成自觉，但艺术主体自觉的过程，同时也是主体接受儒家约束的过程。艺术家逐渐陷入无法安顿丰富感情生命的过程。这里，我们看到道家思维对艺术发展的重要作用。西汉竹简笔法、结体上的放逸、夸张，可以说是道家自然适意思想支配下不自觉地流露，这种不自觉地流露所显示的艺术本性便不断的刺激着道家思维的自觉。于是“方不中规，圆不中矩”（崔瑗《草书势》）的草书逐渐受到青睐并迅速发展为今草，儒道两种思维的斗争渐趋明朗化，赵壹的《非草书》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包括书法在内的各门艺术奇迹般的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期取得巨大成功。魏晋书风及书法美学思想千百年来始终为我们所景仰。它在艺术精神的自觉、自由，特别是在表现主体生命体验上受到老庄道家式思维的影响极深，艺术思维中儒家的束缚相对减少，使此期已经完全成熟的书法艺术朝着表现主体真情实感方向迅速发展。于是钟繇书不事雕琢，自然天成；造像、墓碑、摩崖更是因时因地因事而自然变化，整个书法莫不以体现“道”的境界和主体生命意识为旨归。钟繇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从天地来讲书法艺术的创造，其中包含强调“天然”的意思。南朝庾肩吾的《书品》一卷，从功夫和天然两个方面来品评书法，且其功夫的最高境界是“善射之不注，妙斫轮之不传”，十分清楚地反映出这一时代老庄循序渐进以体“道”，来达到艺术自由解脱的典型思维方式。所以，魏晋南北朝书法是道家的书法，它在我国儒道互补的思维史上，是最完整体现书法艺术性的时期，也是书法最受人热爱，最能表现主体精神的时期。道家的艺术精神注入其中，使魏晋南北朝的书法美学思想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如卫夫人《笔阵图》就阐发了道与技的关系。她说：“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笔”，“凡学书字，先学执笔”，“下笔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身之力而送之”，强调了用笔的重要性、执笔的方法和运笔的力度，表明了对“技”的重视，同时，掌握了此“技”，方能达到妙境，穷尽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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