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面前，昭王已闻有“秦危累卵”之言，心个早已是悬旌不定，所以开始时便“庭迎范雎，敬执宾主之礼”、“屏左右”、“跪而请”，欲得一言而后快。面对殷殷跽请的昭王，范雄却仍保持清醒的头脑，深知此次游说的难处，“皆匡君臣之事，处人骨肉之间”，所以便欲言不言，只是“唯唯”。 说客游说人主实非易事，弄不好会有生命之虞。范雎以一籍布衣的身份游说秦昭王，正如他所说“交疏言深”，这时，他对秦王的心理状况与性格特征还不十分清楚，秦王喜欢听什么，想要干什么，他还没有准确的把握。因此，他必须先加试探，察言观色。他要贡献于秦王的谋略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废逐把持朝政的以宣太后、穰侯为首的“四贵”。而秦王与他们有骨肉之亲，并且是在他们的拥立下才得以即位的。范雎明白，若稍有不慎，就会“今日言之于前，而明日伏诛于后”，落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所言甚深而交情甚浅，范雎能不顾虑吗？所以他吞吞吐吐，疑虑重重，回环往复，拖拖沓沓，而同时却又引古论今，援他况己，旁敲侧击，铺张扬厉。一方面对秦王反复进行试探，看他是否真心信任自己，是否能听从建议摆脱骨肉之亲的羁绊而自强自力；另一方面又反复申述自己对秦昭王的无限忠诚。在“何患乎”“何忧乎”、“何耻乎”的层层叙述中，对秦昭王展示自己的忠心，甚至表示“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好像他早已置生死于度外。
待昭王说出“先生不幸教寡人乎”一语，已见其恳，范雎方才开始进言。他先引周文王与吕尚一例，得出“交疏言深”一语，因“交流”而难以“言深”，是王三问而不答的原因。范雎道出这一语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他先以“死不足患、亡不足忧、为厉为狂不为耻”总起论说之纲，紧接着便以排山倒海之势，一路耸动和要挟，步步深入和逼进，论说开来。他列出五帝、三王、五霸、乌获、奔、育之例，表明自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借伍子胥一例，表白自己为使游说能行“加之以幽囚，终身不复见”也无患，若能“补所贤之主”，“同行于箕子、接舆”也是“臣之大荣”！其肺脏之言，感动了昭王。范雎认为时机已到，才真心吐露自己此行之目的：“足下上畏太后、下惑奸臣、不离保傅，终身暗惑”以至“宗庙覆灭，身以孤危”才是吾所畏、吾所忧、吾所恐耳！“臣死而秦治，贤于生也”作结，可谓卒章显志，愈显其一片赤诚和忠心。范雎雄辩之才，展露无遗。全文婉转而下，一路紧逼，言辞恳切，真挚动人。正如刘扔所评述“烦情入机，动言中务，虽批逆鳞，而功成计合，此上书之善说也。（《文心雕龙·论说》）
本文在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语言的雄辩性，文辞优美，生动而警辟。委婉说理时，真切生动，如涓涓细流，表白忠心时，铿锵高亢，一气呵成，又势如破竹。就在这滔滔的论说中，成功地勾勒了一位处事严谨，卓尔不凡，具有雄奇胆略和高超的论辩艺术的高士范雎形象，给读者的印象深刻，是《战国策》人物画廊中一个不可多得的艺术形象。 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卷四：“最是宽衍之调，选之者，欲后贤学其晓畅，学其萧疏耳。晓畅、萧疏，乃初发笔时之至宝也！”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五：“先作欲言不言之态，继以死亡僇辱，旁引曲喻，凡数百言。自顾交疏言深，捉摸不定，故不禁痛切淋漓至此，非假妆文饰以为感动也。细玩本传，方见其妙。”
清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卷四：“范雎自魏至秦，欲去穰侯而夺之位。穰侯以太后弟，又有大功于秦，去之岂是容易。始言交疏言深，再言尽忠不避死亡，翻来复去，只是不敢言。必欲吾之说，千稳万稳，秦王之心，千肯万肯，而后一，便入，吾畏其人。”
清朝过珙《古文评注全集》卷三：“当时大后用事，穰侯弄权，雎意非排击骨肉，必不能相容于秦。然又恐交疏言深，一时拿捉不拄，倘不见信，祸不旋踵，故先作欲言不言之态，以餂昭王之情，不知不觉，王已为雎所卖，可谓破天关手。摹写曲至，直令奸雄心事，千载如见。予谓雎杯才未用，西窜于秦，自顾交浅言深，恐不见听，故不能不有待而发，固也。然其为秦画远交近攻之策，切中利害。向秦弗得此人，安能灭六国，以成帝业哉？
清储欣《古文菁华录》卷七：“此篇扮演如剧，迎、让、跽、拜，笔笔欲活。秦用一策而并六国，远交近攻是也。亲中国，逼之使内附也。借韩、魏内附之声势，以定远国之交。远交定则二国孤．而并吞惟我。卒之韩、魏既灭，诸国亦亡。李斯曰‘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谓此也。”
清余诚《古文释义新编》：“此文用笔，如生龙活虎，天矫跳脱，不可端倪。顿挫跌落结构处，都是一片奇气往来。”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为欲进深言之言，特先演无说之说，此时描情绘态难，而踌躇缓颊，又要扩拓长谈更难，是一个棘手空寂题，看他投机开摆，都在援古为况处。”
清朝唐德宜《古文翼》卷三：“口口不惜己死，却步步欲中人于死，此游说倾危险秘处。文曲折道出，声情如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