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春,五月的鲜花开遍了整个珞珈校园。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国民军训处处长潘佑强来校检阅学生军训时,负责军训的熊教官因为紧张慌乱之中喊错了口令,致使队形散乱而遭到潘处长的严厉训斥,同学们一时情绪激动欲冲上台与其理论。面对这种场面,潘处长措手不及。
而负责接待的皮宗石教务长走到他身后,拍拍他的肩膀说:“潘处长,同学们年轻,难免容易激动,你不要介意,你也够辛苦了。好吧,随我到办公室去休息吧!”潘处长这才找到“台阶”,跟在教务长后面安全撤退。
这是武大校友回忆录中,有关皮宗石教务长的一段故事。 皮宗石,字皓白,别号海环,15岁时进省城长沙求学,次年考取湖南官费,以实业生名义于1903年到日本,先读中学,后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政治经济。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召开,皮宗石正式加入该组织。1912年底,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皮宗石与杨端六、周鲠生和张秉文等人共同筹办了汉口《民国日报》,投入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它不仅成为讨袁的舆论阵地,也是革命党人在汉口的联络地点。由于计划武装反击袁世凯的机密被泄露,报社很快被查封,杨端六、周鲠生等人因此被捕入狱,而皮宗石因为前往九江去领取武装革命党人需要的炸药,得以幸免。
后来,时年26岁的皮宗石和其他报人在黄兴的资助下从上海转道英国留学。在巴黎,他们也参加了阻挠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条约上签字的斗争,以高昂的爱国激情汇入到“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去。 革命活动将皮宗石与蔡元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28年8月,辞去教育部长职务的蔡元培携眷出京,定居上海。离开之际,他力邀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人一同前往湖北,共同筹建国立武汉大学。皮宗石最先来到武大,作为校务委员会委员的他,鞠躬尽瘁地为武大的建设发展出谋划策。他在武大的九年,除讲授财政学等课外,先后兼任社会科学院院长、法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并先后协助王世杰、王星拱两任校长把武大办成全国著名学府,与北大、清华、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浙江大学齐名。武大所取得的成就,是与皮宗石、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等一批教育家所作的贡献息息相关的。
1936年8月,皮宗石到日本休假,这期间省立湖南大学代理校长黄士衡辞职,校长一职空缺。综合各方因素,湖南各界认为皮宗石为最佳人选。同年7月,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皮宗石担任第一任校长,从此离开了武大。
1941年,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在皮宗石并不知情的情况下开会决定,让其与西北联合大学校长胡庶华对调,并催其早日上任。这显然是陈立夫有意排挤,而性格耿直的皮宗石不屈从恶势力,加上CC对校务的强加干涉,他深深感到已无教育可言,于是坚决辞职离开了教育界。尽管如此,皮宗石社会名望仍在,他随即参加了国民参政会,成为了一名参政员。 国立大学,直属国民政府教育部,校长由国民政府行政院任命,经费主要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拨给。因为经费有保障,学校的实验设备较齐全,图书资料较为充足,教职员工待遇较高,能聘请一批有真才实学、知名度较高的教授任教,教学质量有保证。毕业出来的学生,在社会上反映较好。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前,全国国立大学不足十所,都是名牌大学。
省立大学,由学校所在省领导,校长由省政府聘任,经费一般不充裕,校舍一般较陈旧,因受地域限制,发展受到一定影响,难得有一所有名气的省立大学。
私立大学,顾名思义为私人所办,校长为校董事会聘请,其中有一些教会办的大学,它的经费较充足,校舍也较好,也有一些办得较好的大学,如北京的燕京、辅仁、协和医学院;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陵;广州的岭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等等。不是教会办的,天津南开大学,也是办得很好的。
省立湖南大学,成立于一九二六年,地址在长沙岳麓山的岳麓书院旧址。岳麓书院是长沙岳麓山的一处重要史迹,它不仅反映了我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而且对湖南的教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自北宋创建岳麓书院千余年以来,多少天灾人祸,使书院屡遭破坏,仍不断重建,始终在此兴学不绝,这里一直是湖南高等教育的基地。湖南大学继承了这个优良传统,成为我国较早的、办得较好的省立大学之一。
但省立湖南大学,毕竟受地域限制,较为闭塞,经费不太充裕,教职员工待遇较低,发展前途受到一定的限制。湖南大学师生早就想改成国立大学,并成立了“湖南大学国立运动促进会”,到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请过愿,还敦请湘籍知名人士支持。但省立大学改国立大学不是很简单的。国家要考虑与地方的关系,省里愿不愿意放弃自己管的大学,有的省立大学基础较差,国家也不想接收。国家还要考虑财政预算等问题。所以在抗日战争前,省立改国立的大学几乎没有。 一九三六年冬,省立湖南大学校长黄士衡提出辞职,湖南省在研究继任人选中,提出由时任国立武汉大学教务长的皮宗石来继任。湖南各界公推当时的湖南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给皮宗石写信,劝其来接任湖南大学校长。陈长簇与皮宗石在清政府时,是同榜考取到日本留学的,在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私交很好。陈长族的信寄到武汉大学时,恰好皮宗石休假到日本去了。皮宗石的夫人拆看信后,因不赞成其夫到湖南工作,信被扣留下来。过了一段时期,陈长簇对老朋友不回信大为不满,再来信很不客气的质问,为何不回信。皮宗石夫人这时才连同前信,寄我国驻日本大使馆转皮宗石。
皮宗石原计划在日本休假一年,到达日本后,发现日本军国主义者,积极准备扩大侵华,局势较为紧张,加上湖南大学之事要回来面商,所以提前半年于一九三六年底回国了。皮宗石回国后先到南京见他的老朋友,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王世杰,关于湖南大学之事,征求王的意见。王世杰与皮宗石同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被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教授,共事多年。蔡元培离开北大到南京政府工作,王世杰与皮宗石又一同到南京。蔡元培要他们一同筹建国立武汉大学,王世杰任首任校长,皮宗石任法学院长又共事几年,成为挚友。
王世杰赞成皮宗石去湖南大学。皮宗石则提出,湖南大学如能改成国立大学就去,否则不去。王世杰说,这个问题,不是那方面说了算的,湖大师生虽然为国立事来南京请愿过,但湖南省政府是否愿意交出这所大学。还有人事问题,省立改国立,校长人选难得一致,省里同意的人,中央不一定同意,中央决定的人省里不一定接受。现在是湖南要你去,中央也会同意你任校长。人事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你到湖南去看看,我们再商量。
皮宗石从南京回到武汉稍作逗留,即到长沙了解情况。当时省主席是何键,皮宗石过去也认识。湖南省教育厅长朱经农,是老熟人。教育界许多有影响的人,大都是老朋友。经各方面了解商谈,为湖南大学今后的发展,都赞成改国立大学。湖南省政府也愿意将省立湖大交出来,只是过去没有与南京方面沟通。皮宗石得到这个承诺,立即再去南京与王世杰商谈,谈得很顺利。王世杰要皮宗石先接省立湖南大学校长,暑假期间改为国立大学。
皮宗石按照王世杰的意见,于一九三七年二月,接任省立湖南大学校长。在当时长沙犁头街,湖南大学市内办事处,由黄士衡办交接仪式,将湖大的关防交给皮宗石。
同年七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命令,省立湖南大学改为国立湖南大学。行政院简任皮宗石为国立湖南大学第一任校长。湖南大学是抗战前第一所由省立改为国立的大学。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后,特别是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相继沦陷后,国民政府决定从南京迁到重庆。中国的文化重心,迅速发生了南迁和西移的变化。作为抗战战略后方基地的湖南,也就一度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重心。北平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天津的南开大学都迁到长沙,合并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一时成为后方重要的城市。
但好景不长,国民党的节节败退,武汉失守,湖南由战略后方变为正面战场的前哨阵地。长沙也不是安稳的地方了,日寇飞机也经常轰炸长沙,长沙临时大学又西迁昆明,成立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大学也要考虑搬迁了。北方及沿海一带的大学,大都迁往川、黔、滇、陕等省,湖南大学是否也往这些地方迁?当时校领导经过研究,认为不需迁那么远,湖南西部地势险峻,日寇也许到不了那里。决定迁往湖南西部最远、与贵州省相邻的一个专区——芷江(当时没有怀化,怀化仅是一个小镇叫榆树湾,属芷江)。这里有一所新办的私立弘毅中学,校长姓刘,系北京大学毕业生,是湖大皮宗石校长在北大任教时的学生,是湖大当时文学院长李寿雍的北大同学。由李寿雍与这位刘校长协商好,湖南大学迁芷江,并依托在弘毅中学内。 由于战事的发展,湖南大学在一九三八年春季早就着手迁校的准备,图书、仪器能装箱打包的,都先行装箱打包。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日机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个躯壳。但图书损失并不惨重,因事先已将馆藏珍本、善本书籍装箱移置爱晚亭边的山坳里。
八月初,校长皮宗石的夫人及儿子皮公亮、文学院长李寿雍的家属等先行从长沙搬家到芷江。可是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国民党决定在芷江修建一个大型飞机场,作为空军基地,并已开始动工,芷江成了军事重地。日寇飞机也开始不断轰炸芷江。湖南大学不得不考虑另外选择地方。湖南大学图书、仪器等早已陆续从水路运往沅陵,所以另选迁校地址,首先考虑还是要在湘西。这时,当时校长皮宗石、教务长任凯南遇到了多年同在日本留学,一同参加同盟会,曾任私立汉口明德大学校长的向绍轩,向是辰溪人,他建议湖大迁辰溪县。辰溪在芷江与沅陵之间,属沅陵专区,是一个很小的县,连一所中学都没有。在这种紧急情况下,经过考察,选址在辰溪县城对河的陇头脑。陇头脑为一个小山包,什么房子也没有,教务长任凯南作为迁校负责人,采取了他们在日本留学时住过的木板房子的模式,利用辰溪木材多,石块多的优势,就地取材,以石块作房屋基脚,所有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等,都采取鱼磷板的形式,很快房子都在这小山包上盖好开学上课了。这个小山包下,就是沅水,水清见底,饮水也没有问题,夏天学生在河里游泳,作为战时大学的校址是很理想的。
一九三九年,薛岳继张治中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战时省会搬到耒阳。当时战区的划分,粤汉铁路以东属第九战区,辰溪的行政区划虽属湖南省,但不归第九战区,而归第六战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湖北省主席陈诚兼任。
薛岳上任不久,电邀皮宗石到长沙会面,皮宗石过去与薛岳不认识,而薛岳当时也可能不知道国立湖南大学不归湖南省领导。他们见面后,薛岳以第九战区没有一所大学为由,要湖南大学再迁往耒阳附近的酃县,皮宗石当即婉言拒绝了。皮宗石说,大学不像部队,军队接到命令,可立即开拔。大学有教职员工家属,有图书、仪器、设备等,搬一次家是很困难的;湖大是国立大学,重大问题还要请示重庆教育部。
最后皮宗石谈到他与陈诚的交情。抗日战争前,皮宗石在武汉大学工作期间,陈诚一度担任武汉行营主任。陈诚经常拜访包括皮宗石在内的武大一批国民党元老。陈诚夫人是谭延闿的二女儿谭祥,皮宗石与谭延闿又有旧交,为此,皮宗石夫人与陈诚夫人也有交往。皮宗石还委托薛岳有机会见到陈诚时,代为致意。薛岳曾是陈诚部下,听了皮宗石所谈此关系后,不再提起湖南大学搬家之事,只希望今后湖大的毕业生,多输送一些给湖南省政府和第九战区,皮宗石满口答应了。
一九四四年元月,日寇发动强烈攻势,打通粤汉铁路、湘桂铁路,湘南地区全部沦为敌手,耒阳、酃县当然也不例外。而湘西地区,是日寇一直没有占领的地方。国立湖南大学在辰溪平安的渡过了抗日战争的几年,保存了实力。如按薛岳意见,再迁到酃县,其后果不堪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