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和谐、尚中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产生很早。据《书·舜典》记载，舜曾要求其乐官做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和谐不仅是乐律的本质，而且是自觉追求的最高境界。《国语·郑语》记载了西周末年史伯的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和谐产生万物，而雷同则不能使事物继续发展；把具有不同特点的事物联结在一起即“以他平他”，叫做“和谐”，而只把相同的事物叠加在一起，则新的事物不能产生，一切就完结了。比史伯晚200多年的齐相晏婴则用“相济”、“相成”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上述观点。《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在回答齐侯“和与同异乎”的问题时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形象地用厨师做羹要调配不同的味道、乐师演奏要协调不同的声音来比喻君主治理国家时，要倾听不同的意见，“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就可以达到“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的和谐状态。传世本《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孔子则更提出“和为贵”（《论语·学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的重要思想。《易传·系辞下》也强调重和去同，主张多样化的统一：“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孟子强调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易传》云：“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周易·乾·彖》认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太和”是和谐的最高境界，这样天下自然吉祥。贵和是与尚中分不开的。古代兵家关于上下和谐的思想更加丰富。《孙子兵法》提出“上下同欲者胜”，“善用兵者，携手若使一人”，《吴子》说：“昔之图国家者，必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司马法》说：“凡战，三军一人，胜。”《三略》说：“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中庸》对和谐的概括更为精湛：“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体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就都处于兴旺的状态。《论语·学而》云: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和”是道德的至高境界。以往把“中庸”归结成平均主义、模棱两可，或 “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实是误解！“中庸”所强调的“中和”，当然包括必要的“折衷”、“调和”，但更重要的是强调协调、和解中的度，即分寸；强调在协调、和解各方面关系中要尽量的考虑和兼顾各方面的利益、特点等等，要切忌“过犹不及”。
和谐是为了团结奋进，也是团结奋进的前提。如《国语·周语》说：“众志成城，众口铄金。”《传世本老子》说：“乘众人之智者，即无不任也；用众人之力者，即无不乘也。”而《管子》说：“以众人之力起事者，无不成也。”《战国策·东周策》也云：“积羽沉舟，群轻折轴，众中铄金。”《吕氏春秋·本生》关于“万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无不中”等思想，都强调了团结奋进的意义。
、重人轻神，以民为本
在科学未萌的远古时期，由于对自身及宇宙万物的无知，“神”的观念的产生是很自然的事。人们曾普遍相信“天命”，但伴随科学思想的萌生，“天命”观念渐渐动摇，如《尚书·君奭》就称：“天不可信。”于是“重人轻神”的观念渐渐显现，到西周，由迷信“天命”转为“敬德保民”。虽然“祖先崇拜”也是一种迷信，但由崇拜“天命”到崇拜“祖先”，毕竟标志着人对自己在世间的主体地位的认识，对自身价值的肯定。由对死去的祖先的崇拜到对现实的活人的尊重，标志着中国人文思想的重大突破。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重人轻神，以民为本”的思想受到普遍重视。《左传·昭公十八年》说：“天道远，人道迩”，就体现出这样的变化。而据《左传·桓公六年》和《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隋国的季梁和宋国的司马子鱼都说过“民，神之主也。”标志着“重人轻神”思想的确立。“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管子·霸言》）由此进一步认识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晏子春秋·内篇》）孔子所说的“天下万物，惟人为贵。”（《孔子家语》）因而“不语乱力怪神”（《论语·述而》），并强调“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智）矣。”（《论语·雍也》）“王者之道，厚爱其民也。”(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吴问》)都说明了以民为本思想之普及。《礼记·缁衣》载：“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吕氏春秋·务本》称：“宗庙之本在于民。”传世本《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庄子·天运》也说：“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到孟子便明确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孟子·离娄上》）富有综合创新精神的荀子也大声疾呼：“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荀子·哀公篇》记载：“孔子曰：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把君与民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舟与水的关系，是对民本思想的精确说明。后人多把这话误认为出于唐太宗之口，不仅大错，而且延后了千余年。
补充：中国文化很多很多 我们作为龙的传人应该坚守下去
“厚德载物”，宽厚包容
《周易·坤·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以仁厚之德容载万物，君子应当效法这种精神，厚德仁慈。恪守“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诗经·大雅》）宽厚包容，“盖之如天，容之如地。”（《左传·告子下》）“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虚怀若谷，如《传世本老子·六六》所言：“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熟谙“天道盈亏而益谦”（《周易·谦·彖》）、“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迩”（《尚书·太甲下》）的道理，“不以己所能者病人，不以人所不能者愧人。”（《礼记·表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论语·里仁》）“择其善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虚而往，实而归。”（《庄子·德充符》）“人能虚己以游世，其谁能害之？”（《庄子·山木》）人若是抱着虚心的态度与人交往，有谁还能损害他呢？
“天人合一”，因时应变
《尚书·洪范》说：“惟天阴骘下民。……天乃赐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天是保佑民众的，因而把九类大法赐给禹，人伦规范才得以安排就绪。《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载子产云：“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礼”是天经地义的法则，人人必须遵循，表达了天地与人事相通，按同样的法则运作的观念。《国语·越语下》认为：“人事必将与天地相参，然后乃可以成功。”《易传·文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传·系辞上》也说：“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说明了天地合其德，天人合其道的思想。《庄子·齐物论》载：“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把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更表述得淋漓尽致。《孟子·尽心上》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善恶之心生而惧有，人性、天性相通。既然天人合一，人在做事时就应因时应变。《周易·丰》说：“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就是让人们懂得物极必反的道理，要根据时势的变化消减、进退。“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来势迅猛者其消亡也快。（《传世本老子·二十三》）“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列子·天瑞》）“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庄子·秋水》）《荀子》对因时应变表述得更加清楚：“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与其盼等待天时,哪如适应天时而役使它呢?与其因循万物自然繁殖而企求它增多,哪如施展才能而使它按着人的需要发展变化呢?与其顺从天而颂扬它,哪如掌控自然变化规律而利用它呢?
中国文化博大精神，古人诠释得比较全面
这个就比较全面了，起始大概如此：
“经纶天下”，“天下为公”
《周易·屯》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指整理丝缕，引申为治理国家。“君子”指“官长”，即统治者、领导者和管理者。君子应当效法“云雷屯”所预示的云雨待发、孕养万物的征象，善于治理国家。而治理国家的关键则在于大家都讲至诚。《礼记·中庸》云：“惟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而治理国家的“大道”则是“天下为公”。 何谓“天下为公”？就是“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列子·杨朱》），就是“弃私”（《慎子·威德》），即抛弃私心，也就是“以正治邦”（《老子传世本·五十七》），“无偏无党”（《尚书·洪范》），也就是“大道之行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天下为公”是“大同”之世人们所共同遵循的行为准则：“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明而私事息。”（《荀子·君道》）“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正而天下听，公之谓也。”（《管子·内业》）“能去私曲而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韩非子·有度）“公则天下平”（《吕氏春秋·贵公》）。
为此，就要力行修、齐、治、平，如《礼记·大学》所云：“身修而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是我中华民族贯通古今、催人奋进的精神动力。
二、“自强不息”，建功立业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天的运行刚健有力，君子应当效法这种精神，自强不息、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在于有建功立业的崇高志向和勤勉精神，如《尚书·周官》所云：“功崇惟志，业广惟勤。”《传世本老子·三十三》也云：“强行者有志也。”《周易·大有·象传》载：“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君子按照大有卦的启示，遏止邪恶，宣扬善行，以顺从天命遵循规律。而这样的志向要从小养成，如《尸子》所载：“虎豹之驹，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气；鸿鹄之鷇，羽翼未全而有四海之心。”《管子·水地》也写道：“欲大则函于天地，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远大的志向体现在建功立业上，“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志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而远大志向的实现则离不开坚韧不拔的努力和上下求索的精神，如《荀子·劝学》所言：“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离骚》所云：“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而孟子则从反面告诫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
人类进步可分为两条线，一条是文明线，一条是人性线。两条线是递进前行的，为什么说是递进而不是并列，因为一定是先有人性才可能出现文明。
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文明已经大大超出了人性所能控制的范围，这是要出问题的。
可以不夸张的说，中华文明进步了5000年，但中华人性还停留在100年以内，人性的发展如龟爬一般。当然，西方人性发展的可能更慢，除非神真的出现会给他们带来质变。
中华文化的精神总结起来就几个字，为人民服务。本回答被网友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