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开宗明义称：“古之学者必有师”。他从总结历史的经验中得出一个结论，即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是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的。他认为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因此“孰能无惑”？如“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样的人是一辈子也不能聪明起来的。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老师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不尊重教师，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并指出“爱其子，择师而教之；其于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吾未见其明也”。还指出“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与”。
总之，他认为圣人与一般人之所以有智愚之别，其根本原因在于圣人肯于从师学习，耻于从师学习是一种愚昧的表现。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
其次，明确了教师的任务。
《师说》明确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仅十一个字，却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得很全面，至今看来仍是十分准确。一是传道，即传授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的经典；三是解惑，即是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
教师这三项职责，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并要发展学生的智力。三者的地位摆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答疑。三者中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佐之。他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的任务，才配称做教师。实践证明，在任何社会里，乃至今日，做为教师的根本任务，都不外乎这三方面。只不过是由于历史时代不同，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他把“道”做为择师的标准，这是对儒家“德无常师，主善为师”思想的发挥。他认为可以师者，不在于其年龄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师其“道”也。当时确有人以所谓“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从而不尊师，不从师。韩愈强调“师道”正是对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的批判，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
《师说》最后写道：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他以孔子为例，得出三条结论：一是“弟子不必不如师”。既然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当然学生就完全有可能，而且也应该超过老师。就是说，学生是暂时的或在某些方面不如老师，从长远来说，或在某方面一定能超过老师。因此，做学生的不能自卑，要立志发奋，敢于超过老师。这是对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继承和发挥。二是“师不必贤于弟子”。既然老师不一定处处事事都比学生高明，当然做学生的对老师就不能求全责备，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学其所长。同时，做教师的也不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更不要不懂装懂，以权威自居，也要向学生学习。在业务上要不断提高，精益求精，方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这是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思想的继承与发挥。三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既然人们闻“道”有早晚，在学业与技能上各有所长，当然闻道在先，学有专长，就可以为师。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的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些方面是学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向老师学习是必然的。同时，学生在老师的启发教导下，也在不断地提高，在某方面会有独到之处，甚至有所专长。因此，教师向学生学习也是必要的，是有益的。这就是说，师生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即师生之间可以相互为师。这是对荀子以来儒家所倡导的“师道尊严”，维护教师绝对权威的思想的一种否定，其中含有辩证法的因素与民主性。这一思想是很可贵的。
总括以上三点，韩愈既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解惑方面的主导作用，又强调了教师要尊重学生，要向学生学习；既要求学生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又鼓励学生要敢于超过老师；既提倡乐为人师，勇为人师，又宣传不耻下问，虚心拜人为师。总之，韩愈认为师生关系应是相互学习的关系。这种师生关系是值得后人提倡和发扬的。
参考资料：bai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