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先是“与民同之”的思想。“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从物质需求到精神追求，
孟子都强调百姓的意愿，君主可以从民众角度出发与民同之，这不同于
孔子所说的君民关系。孟子虽然不否认君主的政治主体的地位，但是他要求君主所行符合民众的意志，国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不能只贪图个人享受，国家应是与百姓共同拥有，与劳苦大众共同享有。（二）既然国家并不是君主的私有财产，那么君主在制定与实施国家政策之时就要征求百姓的想法，民意在决策中应占有重要地位。“国君
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6]选用贤才和罢免不才之人，君主需要谨慎处理，在左右侍臣、诸大夫、国人的意见中，不可听他们的一面之词，而国人曰可，然后考察确实如此，然后任用之。
民本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加深。（三）不管是君主“与民同之”还是在决策当中，民众意见的重要性，这二者都是君主为了巩固政权需要做到的，这是政权兴起的
必要条件，同时民心也可以决定政权的合法性。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7]王天下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霸道，一种是仁道。霸道固然可以取得一时的成功，可开疆扩土、征服万民，“以力假仁者”可以称霸一方，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大国，但是以力服人者未必是心服，并没有获得民心的支持，那么就会像桀纣一样失去天下，所以要“以德服人”，使天下心悦诚服，政权才可兴起而不衰。孟子的“民贵”思想也体现无疑。（四）孟子把民众的地位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那么君主的地位该如何看待呢？孟子谓
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8]如果一位国君无法治理好国家，就应该
易位。君主如果有大过而不知悔改，在极端情况下则可改立君主。在孟子看来，汤武革命是合法的，
夏桀、商纣纵私欲过度，罔顾天下百姓，是独夫、民贼。孟子对于国君可以“易位”的看法，一方面肯定了国家非国君一人的私有财产，并非刻意为所欲为，另一方面也从可以给当时的国君一个警醒，从反面可以起到督促国君的作用。来源：锦绣·下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