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颐(1840～1895)，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字伯年。清绍兴山阴人。父鹤声，善工丹青。幼年就得到其父指授。咸丰三年(1853)赴上海扇庄学徒，后得任熊、任薰教授，初显画名。十一年，太平军入浙东，攻克绍兴，则参加太平军，充旗手。太平军败后，移居宁波，隐于民间，重操画笔，结识画家任渭长。中年以后定居上海，以卖画为生。1884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为小刀会“点春堂”作“观刀图”，颇具影响。先后结交当时书画名家吴昌硕、蒲华、王秋年、蒋石鹤、吴友如等。画法师承陈洪绶、华岩，又受八大山人朱耷影响，擅画花鸟山水、人物。重写生，钩勒、点簇、泼墨交互施用，别具一格；赋色鲜活明丽，笔墨不多而形象生动活泼；精肖像画，喜用中锋，浅描淡染，寥寥数笔而神情逼真，执法独到，画风在江南一带影响极大，与任熊、任薰、任预并称画坛任门“四杰”。现存作品颇丰：《野塘两石》、《芭蕉绣球》、《紫藤鸳鸯》、《池塘睡鸭》、《黄花红叶》、《鸡》、《秋雨梧桐》、《落花飞燕》、《讥看天图》、《沙馥小像》、《五谷丰登》、《钟馗》、《倒骑驴图》、《牧牛图》等。其女任霞，子任堇，均工诗文、书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卒，年五十六。《中国人名大辞典》等有录。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原籍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定居会稽山阴。出身贵族，父王旷曾任淮南太守，伯王导，晋元帝时丞相。其幼时言语迟钝，及长始显才华。性坦率，不拘礼节，有“坦腹东床”佳话。初仕为秘书郎，累官至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当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朝廷赋役繁重，吴会更甚，每上疏争之，多被听纳。羲之淡泊名利，雅好养性，初渡浙江，便有终仕之志。朝廷爱其才，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后称病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善作文、工书法。原师事钟繇，但博采众家之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妍美流畅之风格。
羲之七子：献之、凝之、徽之均善书，尤以第七子献子成就最著。相传现存兰亭“鹅池”碑，“鹅”字为羲之所书，“池”字为献之所续，世称“父子碑”。著有《王羲之集》10卷，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右军集》传世。因其书法而得名之遗迹，尚存兰亭、笔飞弄、笔架桥、题扇桥、躲婆弄等。羲之舍宅为寺之戒珠寺，现辟为纪念馆。《晋书》有传。
汤绍恩字汝承，号笃斋，四川安岳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十四年由户部郎中迁德安知府，寻移绍兴知府，累官至山东右布政使。后致仕归，年九十七卒。汤为人宽厚俭朴，内服疏布，外以父所遗旧袍袭之。为政持大体，不事苛细，不以廉自炫。知绍兴后，新修学宫，广设社学，缓刑罚，恤贫弱，旌节孝，济灾荒，深得绍兴人民爱戴。
文种名会，字伯禽、子禽，春秋楚之邹人。公元前494年，句践败于夫椒，使文种议和，成。句践入质吴国，命种守越。种焦思竭力，恢复生产，治理国政。“外守疆土之界，内修耕战之备，无遗荒土，百姓亲附”。句践归国，问政于种，种曰“爱民而已”。“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无夺民所好，则利也。民不失其时，则成之。省刑去罚，则生之。薄其赋敛，则与之。”“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其子，如兄之爱其弟，闻有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越王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种又献伐吴“九术”(《史记》作“七术”)：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句践仅用三术而灭吴。
灭吴后，范蠡功成身退，曾致书种，劝其应识“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之大势，早日离越。种不忍而称病不朝。人诬其作乱，越王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伏剑自杀。赐葬卧龙山，故名种山。现府山公园越王殿中有刻石像，府山望海亭东侧有文种墓。《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均有载。
秋瑾(1875～1907)，女，原名闺瑾，字玉贞，小字玉姑，后易名瑾，字璇卿，号竞雄、鉴湖女侠，别号汉侠女儿，另署秋千。祖籍绍兴山阴漓渚(福全)人，出生于福建闽候县。自幼喜好诗文，尤慕剑侠，豪爽奔放。稍长，随四表兄习棍棒拳术、骑马击剑，性格倔强。
秋瑾目睹清廷腐败和民族危难，遂荫生“置生死于不顾”，献身救国之志。三十年，冲破家庭束缚自筹旅费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实践女学校学习，积极参加留日学生革命活动。七月再赴日本，经黄兴介绍，在日本会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因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年底回国。三十三年初，接任绍兴大通体育师范学堂督办。“大通”名义上是培养小学体育师资，实际上是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干校。l~6月间，一面与教员王金发、竺酌先等在和畅堂秋瑾制定秘密计划；一面派亲信去诸暨、嵊县、新昌、义乌、金华、丽水等地联络会党。多次往来于上海、杭州，在浙江新军和杭州武备学堂、弁目学堂中发展同盟会组织，吸收光复会员，曾亲拟《光复军军制稿》，在杭州白云庵召集浙江各地会党，正式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商定五月下旬浙、皖联合起义会攻南京。因叛徒告密，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义，失败。7月13日(六月初四)，清政府派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入狱。于初六日(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年仅33岁。次年，好友吴芝瑛、徐自华按照烈士生前愿望，几经周折，遂将其遗骨葬于杭州西冷桥畔。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亲笔为秋瑾题写“巾帼英雄”四个大字，并书楹联一副：“江沪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民国十九年(1930)在古轩亭口建“秋瑾烈士纪念碑”，府山之巅建“风雨亭”以志纪念。建国后，辟秋瑾故居为“秋瑾纪念馆”，定“秋瑾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秋瑾烈士纪念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 (188l～1936)，原名周树人，幼名樟寿，字豫才，鲁迅为其主要笔名。绍兴城区都昌坊人。祖父周介孚，清翰林院庶吉士；父周伯宜，秀才，屡试不中；母鲁瑞，绍兴县孙端镇安桥头村人。兄弟3人，鲁迅兄长，次作人，幼建人。
鲁迅7岁上本家私塾读《鉴略》，12岁进“三味书屋”，师寿镜吾读《四书》、《五经》。光绪十九年(1893)秋，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下狱，鲁迅先后到绍兴县皇甫庄和小皋埠舅家避难。二十年(1894)父病不起，常常出入当铺和药店，为医治父病而到处奔波，家道渐由小康坠入困顿而受人白眼。期间鲁迅和农民及农民子弟有较多接触，因而激起对“上流社会的堕落”之憎恨和对“下层社会的不幸”之同情。
光绪二十四年5月，鲁迅母尽家中所有为其凑足18元盘川，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铁路矿务学堂，二十七年毕业。二十八年2月以官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和普通科，课余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之革命活动。三十年9月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后因痛感学医并不能改变国民精神，于是弃医从文。三十二年至东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等国文学作品。三十四年加入光复会。宣统元年(1909)夏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职。二年7月，回绍兴，任绍兴府中学堂(今绍兴一中)监学兼博物教员。辛亥革命成功后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民国元年(1-912)2月，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教育部任部员，5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任教育部佥事。六年因张勋复辟辞职。七年1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同年4月，始以“鲁迅”笔名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九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积极组织和支持《语丝社》、《未名社》等进步社团，培养青年作家，促进新文化发展。在女师大“风潮”、“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等重大政治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写下许多如“匕首”、“投枪”之杂文。十五年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通缉。9月南下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十六年1月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文学系主任，后兼教务主任。4月，为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鲁迅触动很大，思想由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10月抵上海，与许广平同居，从此定居于上海。
鲁迅在上海10年，认真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十九年起先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团结左翼文艺工作者，并以杂文为武器，抨击国民党政府统治，写下《二心集》、《南腔北调》等10余本杂文集和《朝花夕拾》、《野草》等散文集。
夏禹《史记-夏本纪》载：禹为黄帝轩辕氏之玄孙，姓姒，名文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悳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禹治水有功，初被封为夏伯，故称“伯禹”。后受舜禅，禹制贡法，根据各地出产确定应纳贡品，名曰“定贡”。为志禹功，《尚书》以《禹贡》名篇。主张“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曾向帝舜献“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之谋，舜善其言，赞禹功为“地平天成，万世永赖”。其子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
竺可桢 (1890～1974)，又名绍荣、烈祖、兆熊，字藕舫，绍兴会稽东关(今属上虞市)人。光绪二十年(1894)入东关镇敬义小学。三十一年5月，进绍兴东湖通艺学堂，半年后考入上海澄衷学堂，三十三年转入复旦公学。宣统元年(1909)考入河北唐山路矿学校，二年毕业。后考取第二次“庚子赔款”赴美国留学公费生，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民国二年(1913)毕业，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学习气象。五年，在美国加入任鸿隽、杨杏佛等发起之“中国科学社”，任《科学月刊》编辑。七年秋，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应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九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地理系主任。十四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该馆编辑。十五年，到天津南开大学教地理学和气象学。十六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筹建气象研究所，次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建立南京气象台，开展气象研究，奠定我国现代气象事业基础。十九年起彻底结束中国领土和海域之天气预报由外国人发布之历史。二十二年4月，委任为中国出席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代表。二十五年4月起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解放。学校几度搬迁，在十分艰难条件下，始终依靠师生，坚持“求是”校训，并亲自撰写《求是精神和牺牲精神》一文，提倡追求真理，不怕牺牲之精神，聚集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使学校发展成为全国著名大学。抗日战争期间，率领浙江大学师生西迁，转辗赣、湘、两广到达遵义，被誉为“文军的长征”。三十五年，迁回杭州。在反内战、反饥饿斗争中，积极支持于子三等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公开揭露反动派杀害于子三真相。次年7月，当选为党团合并后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三十七年3月，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竺可桢
解放前夕，断然置国民党要其赴台湾之种种威胁利诱于不顾，奔赴上海。1949年7月，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气象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学部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竺可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致力于许多学科研究，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在气候变迁、物候、农业气候、自然区划和科学史等方面皆有卓越见解和杰出贡献，曾发表论文240余篇。从1936年1月1日起到1974年2月6日逝世前一天止，气象日记无一日间断，共计800万字。1955年至1960年间，虽年事已高，仍经常到西北黄土高原、新疆、内蒙古等地考察。主要论著有《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中国气流之运行》、《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的关系》、《论我国气候的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物候学》、《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的亚热带》、《东亚天气类型的初步研究》等，已辑有《竺可桢文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有录。
王冕 (1310—1359)，宇元章，浙江诸暨人。他是元末文坛有影响的诗人，又是画坛上以画墨梅开创写意新风的花鸟画家。他的诗常流露出对元朝统治的愤懑情绪，而他的墨梅也借物抒怀，自认喜写“野梅”，不作“官梅”，以蔑视当时那些“峨冠腐儒”。晚年他避居会稽九里山，自筑“梅花屋”，种粟养鱼，以清贫生活了其馀生。
范蠡字少伯，又称范伯，春秋末楚国宛三户(今河南南阳一带)人。出身贫寒，微时“佯狂、倜傥、负俗。”文种任宛令时，与之交。后同至越国出仕，俱为著名大夫。
公元前494年，句践伐吴，范蠡谏阻，不听，遂遭失败。退保会稽山后，献卑身厚赂，乞成于吴之计，订城下之盟。范蠡随句践质吴三年，夫差劝其弃越投吴，委以重任，范不为动。含垢忍辱，卑辞厚赂，终于使句践化险为夷，平安返越。及归国，与文种鼎力辅佐越王。句践奋发图强，筑城立廓，发展生产，以俟时机。蠡倡“道”、“气”，主“恒”、“常”，重“持盈”、“定倾”、“节事”，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才能取胜。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兴越灭吴，完成句践称霸大业，使越国成为强国。
灭吴后，范蠡功成身退，乘舟浮海，离越适齐，化名“鸱夷子皮”，经商治产，获利千万，受任齐相。后弃官散财，间行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逐什一之利，复赀累千万，自号陶朱公。范蠡著作甚丰，惜大多散佚，仅存《养鱼经》，为我国最早内塘养鱼专著。府山公园越王殿中有刻石像供世人瞻仰。《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有专记、《史记-货殖列传》有载，《越绝书》、《吴越春秋》述其详。
蔡元培 (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二十四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二十七年七月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二十八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三十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三十年赴德国留学。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五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宋庆龄、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共产党员。二十九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句践 (约前520～前465)，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句践元年(前496)，吴王阖闾兴师伐越。句践“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阵呼而自刭”，一举打败吴军，射伤吴王。吴王阖闾临终告诫儿子夫差：“必毋忘越”。夫差接位后，遵照遗训，日夜勤兵，矢以报越。句践得悉，主张“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告，勿听，被夫差“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今吴县椒山)。”句践率残兵五千，退守会稽山上。夫差追而围之。句践以“卑辞厚礼以遗”之计，派文种向吴求和。初，吴王夫差纳伍子胥之谏，勿许。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文种谏而献“以美女宝器厚赂吴太宰嚭”之策，终于使夫差同意赦越，罢兵而归。
句践五年(前492)五月，句践夫妇偕范蠡入质于吴，囚于石室。“服犊鼻、著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句践斫养马，夫人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无恨色。“问疾尝粪”，博得夫差欢心，得赦归国。
句践七年(前490)归越，卧薪尝胆，誓复吴仇。身自耕作，与百姓同其劳；自奉极微，出不敢奢，入不敢侈；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充实府库，垦其田畴；缓刑薄罚，省其赋敛；奖励生育，训练士兵。纳相国范蠡建议，选四达之地筑城立廓，以图霸王之业。先建小城，后建大城。于是人民殷富，社会安定，士民皆欲与报吴耻。
句践十五年(前482)，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太子留守，国内空虚。句践发兵四万，亲率君子(亲兵)六千伐吴。败吴师，获太子友，破吴都，焚姑胥台。夫差请和，句践自度未能灭吴，许之。句践十九年，再度伐吴，战于笠泽，三战三胜。二十一年再次伐吴，围攻三年，夫差求和不成自杀，终于句践二十四年(前473)灭吴雪耻。
葛云飞(1789～1841)，字鹏起，又字凌台，号雨田，清绍兴山阴天乐乡(今属萧山市)人。生于行伍之家，幼好读书，颖悟过人，后从父习武。读《宋史-岳飞传》至“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时，谓人曰：“此举其大者而言耳，非谓武将可以爱钱也。”读《明史-周遇吉传》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嘉庆二十四年(1819)武举人，道光三年(1823)武进士，七年署黄岩镇水师中营守备。巡洋遇盗艇，以灭灯诈为商船诱盗近舟，力擒剧盗陈兆龙等9人。二十一年(1841)正月，伊利布令定海镇总兵交涉归还定海，释安突得事。葛坚持先归地后释俘，迫使英军就范，撤离定海。八月，英将朴鼎查再犯定海，葛约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分守晓峰岭、竹山门，而自以主将据冲要挡敌。十二日英船29只闯入竹山门，葛在土城亲燃大炮击断其头桅，英军遁出。又令游击张绍廷迎头截击，英军退走，得旨嘉奖，赏提督衔。适夜英军复大至，虽力战，然敌军仍盛，飞书大营请援，弗许。云飞秘不发，加意抚慰士卒。天雨，霪潦中屡战挫败，激战6昼夜，仅啖饼数枚，战士亦然。最后敌攻破竹山门，薄土城，葛率部卒200余人持刀步战2里许，格杀无算。身受40余创，炮洞胸背，仍挥刀杀敌。终因多次中弹，依崖而殒，壮烈殉国。义勇徐保夜负葛尸，以小舟渡抵镇海。宣宗挥泪下诏，颁金治丧，以提督例恤，谥壮节，葬于今萧山所前乡三泉王村黄湾寺北。
葛云飞文武双全，著军事著作多种，有《名将录》、《制械要言》、《制药要言》、《水师缉捕管见》、《全浙沿海险要图说》及诗词若干卷存世。事母孝，母亦知大义，丧归，一恸而止，曰：“吾有子矣！”《清史稿》有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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