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从传播内容研究：结合结构主义、文本与话语分析方法、意识形态研究几个方面；传播效果研究：枪弹论、有限效果论、宏大效果论等阶段，并指出不同阶段中几个标志性的效果研究成果，比如两级传播、教养理论等；
受众研究：使用与满足理论、批判学派的受众观传播方法研究：可以参看袁方或风笑天的方法书。
论中国的当代传播学研究
论述中国的当代传播学研究，理应包括祖国大陆、香港、台湾和澳门。这不仅是因其具有同文、同种、同国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传播学研究上具有相同或相近的研究历程、研究范围、研究倾向和一些必须共同重视的问题。本文拟从纵向勾勒出传播学在引进——研究——创新方面的三个艰难历程，从横向描绘出它在研究范围上的特色、缺口及不平衡，并从历史过程和现存态势揭示其存在的依赖性、实证性和实用性三个研究倾向，进而提出一些可行性的对策和值得重视的问题。
“古老的传播论，年轻的传播学。”用这句话来形容中国悠久的传播现象研究和新兴的传播理论研究，可以说是十分贴切的。作为对人类传播现象的论述，中国的传播论大约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而作为对一门学科的研究，从拉斯韦尔等人在《宣传、传播和舆论》(1946)一书中首次提出“大众传播学”(The Science of Mass Communication)这一名词算起，美国传播学的历史只有50年，而中国传播学的历史更短。中国学术界引进西方传播学，若从“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一词的首次汉译算起，距今只有40年的历史；若从“大众传播学”一词的首次汉译起算，距今只有18年的历史。
在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新闻学译丛》，1956年总第三辑《拆穿自由、独立报纸的西洋镜》的译文中，译者刘同舜将英文“大众传播”译为“群众交通”，认为“群众交通机构是一种大企业，它们的老板就是大企业家。”郑北渭在同辑《美国报纸的职能》之译文中，又将其译为：“群众思想交通”。译文写道：“报纸是‘群众思想交通’(Mass Communication)工具之一。其它主要的‘群众思想交通’工具有：杂志、广播、电影等。”从196o年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先后内部编印了六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张隆栋在摘译威廉·爱琳的《大众传播研究》(1958)中的一篇文章时，又译为“公众通讯”。又据1993年丁淦林教授介绍，我国著名的新闻学家王中教授十分注意学习和运用新知识，他在讲课中引用的事例，大都是新鲜的。1957年初，他就引用了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知识。丁淦林教授的《中国的新闻学研究》(1991)一文又说：“但是，(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过了二十年之后才真正开始。”这是指l 978年7月，郑北渭教授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所发表的他编译的《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二文皆引起了新闻学界的兴趣。同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了介绍传播学的选修课；1983年9月，陈韵昭教授把赛弗林和坦卡特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一书的译稿，作为《西方传播学介绍》选修课的教材印发给学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辑出版的《国际新闻界》从1979年第2期开始。连续三期连载了张隆栋教授所译的希伯特的《公众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的著作，在北方进一步推波助澜。接着，《新闻大学》于1981年、《国际新闻界》于1982年、《新闻战线》于1983年开始。分别连载陈韵昭的《传播学讲座》、张隆栋的《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郑北谓的《传播学简介》等系列文章。1982年，《新闻学会通讯》连续发表在北京讲学的宣伟伯(施拉姆)的《传学与新闻及其它》、《传学的发展概况》两文和余也鲁的《在祖国进行传学研究的可能性》一文，引起轰动。《新闻学论集》、《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复旦学报》、《新闻研究》(陕西)等媒介亦不甘落后，都开始陆续发表传播方面的译作和论文。1981年6月，在中国大陆撰写首篇《美国传播理论研究》硕士论文的复旦大学新闻系研究生居延安通过论文答辩。198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并决定以后每二到三年召开一次。第二年，该所编辑出版了《传播学简介》一书，书中收集汇编了明安香、徐耀魁、张黎、范东生等人写的西方传播研究情况介绍和书籍评介、译文共10篇，这是风行一时的普及性读物。在此前后，人民大学新闻系翻译的《报刊的四种理论》(1980)、李启等人翻译的《传播学概论》(1984)、陈韵昭翻译的《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余也鲁译述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1985)等一批西方传播学著作相继在大陆出版发行，从而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由引进与介绍阶段很快地推向了评介与研究
在评介与研究阶段，中国大陆的传播学者依据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研究原则，围绕1986年6月在安徽黄山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的“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的目标，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传播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开展大规模的全国的或地方的大众传播效果调查和民意调查、受众调查(详见陈崇山、弭秀玲主编的《中国传播效果透视》一书)，以及一系列专题调查(见赵水福主编的《中国社会心理的轨迹：亚运会宣传效果调查报告集》，1991；张帆、柯惠新的《广播电视“海湾战争”报道效果调查》，1991)；另一方面，运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西方传播学理论进行汇集梳理、分析研究，弄清来龙去脉，辨明是非得失，而后写成著作出版。
在祖国大陆，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戴元光、邵培仁、龚伟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范东生、张雅宾的《传播学原理》(1990)l周晓明的《人类交流与传播》(1990)，张咏华的《大众传播学》(1992)，张隆栋主编的《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李彬的《传播学引论》(1993)，徐耀魁的《大众传播学》(1993)，等等。在台湾。其传播学进入评介与研究阶段明显早于祖国大陆，且实力雄厚，成果丰硕，主要著作有：徐佳士的《大众传播理论》(1966)．石永贵的《大众传播短简》(1971)，祝振华的《口头传播学》(1973)、祝基荧的《大众传播学》(1973)，王洪钧的《大众传播与现代社会》(1975)，郑贞铭的《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1978)，杨春荣的《传播社会学》(1979)，李金铨的《大众传播理论》(1982)，李瞻的《国际传播》(1984)，彭芸的《国际传播与科技》(1986)，李茂政的《大众传播新论》(1986)，等等。在香港，其引进和研究传播学可能早于祖国大陆而晚于台湾，研究力量和研究成果在整体上(个别学者除外)不及祖国大陆和台湾．而且有的学者用英文写作，然后在国外出版和刊载，而在西方学术的汪洋大海中要寻找并辨清香港学者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又谈何容易。在香港的传播学家中，余也鲁教授是最令人钦佩、最引人瞩目的。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期间，不仅积极履行主任职责，将当地传播学教学与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台阶，而且与宣伟伯教授在祖国大陆广为宣讲传播学知识，积极推动大陆的传播学研究，并且还帮助安排青年学者出国进修传播学，甚至退休后仍在为国内外高校间传播学教学与研究上的合作与交流牵线搭桥，为一些高校建立新闻传播系募集资金，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奔走呼号并身体力行。如果说宣伟伯(施拉姆)是美国传播学的完善者，那么，我们要说，余也鲁是中国传播学的播种者，而且是辛勤的播种者!余也鲁教授的著述丰硕，颇有特色。除译述的《传学概论》(1983)之外，还著有《门内门外——与现代青年谈现代传播》(1980)、《传播、教育、现代化》(1988，合著)、《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主编)等。其他香港学者的著作有：王京的《政治传播——理论与实务》(1984)、郑镜彬的《新闻传播学》(1988)等。这些著作与台湾学者的著作风格与特点大同小异。
值得指出的是，传播学在祖国大陆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波三折，充满艰辛的。不论是40年前还是16年前，传播学都曾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加以批判性介绍。好在一切都已过去，现今的情况正像陈韵昭教授1988年在《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一文的序言所描述的那样：“不仅开设传播学的大学日见增多，还有传播学专业、传播学研究所亦相继建立。”许多读者拿着书单四处寻购传播学书籍。“就连个别怀疑过这门学科，或更提出过责问的同志，现今亦已不满足于仅仅知晓一点传播学ABC，而发奋地钻研起传播学的xYZ来了。”在陈韵昭教授写下这段话后，中国传播学研究又走了8年的路程。张隆栋教授1993年5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指出：“现在可以说，我国正在从分析译介外国传播学理论的阶段，结合中国国情进行研究，向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体系的阶段迈进。”
观照、审视、评估中国传播学界在探索与创新及建立新体系阶段的学术成果，我们明显感到：低水平的重复劳动仍在进行，学术探索步履蹒珊、无援无助、十分艰难，而自主创新也犹如夸父追日，跟不上迅猛发展的传播实践；传播理论的滞后性固然让人忧心如焚，但商品经济的诸多诱惑更不可忽视。中国传播学研究缺乏那种争先恐后、万马奔腾的竞争态势，更缺乏一种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和执著的探讨求索精神。但是，我们并不想否定一些中青年传播学者的乐观看法，不想低估祖国大陆的《当代传播学丛书》、《跨世纪传播研究丛书》和台湾的《新闻与传播学丛书》、《大众传播学丛书》对面中国传播学研究的推进作用。的确，我们见到了一批有深度的传播学研究专著。其中在祖国大陆有沙莲香主编的《传播学》(1990)；戴元光主编的《现代宣传学概论》(1992)；张学洪主编的《舆论传播学》(1992)；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邵培仁主编的《经济传播学》(1990)、《政治传播学》(1991)、《艺术传播学》(1992)、《教育传播学》(1992)、《传播社会学》(1994)，及邵培仁和叶亚东的《新闻传播学》(1995)；在台湾有李茂政的《传播学：再见！宣伟伯》(1992)；彭芸的《新闻媒介与政治》(1992)和《政治广告与选举》(1992)；潘家庆的《新闻媒介·社会责任》(1984)。这些著作不是照搬西方传播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也不是“言必称希腊”，处处在西方学术中寻找理论依据，而是以中国文化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坐标，整合了许多学科的知识，采用了科学合理的研究方法，紧紧联系实际，努力服务于实践，从而展示了中国传播学者的开拓勇气和创新精神
在回顾了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引进——研究——创新的三个历程之后，我们再来分析它的研究范围、研究倾向以及必须注意的问题。
在中国传播学的研究范围上，若依据内容和主题来划分，其成果形态主要表现在如下20个方面：(1)传播学原理；(2)大众传播学；(3)组织传播学；(4)人际传播学；(5)跨国传播学。在这五个方面，传播学和大众传播学、人际传播学方面已积累了许多成果，出版了许多著作，甚至有点过多过滥和低水平重复，现在需要花大力气，争取在理论上至少上一个台阶。在组织传播学和跨国传播学研究方面，除了郑瑞城的《组织传播》(1983)和李瞻、彭芸的著作之外，尚无有新意的著作，整个国内国际形势要求传播学界加强这方面研究，拿出有学术价值的成果。此外是(6)政治传播学；(7)经济传播学(含广告传播学、公关传播学、行销传播学、经济信息学)；(8)艺术传播学(含文学传播学)；(9)教育传播学；(10)新闻传播学；(11)文化传播学；(12)舆论传播学。这几个方面的著作都有了，但除了《新闻传播学》和《教育传播学》有三部、《政治传播学》有两部之外，其余一般只有一部，如邵培仁主编的《经济传播学》(1990)、《艺术传播学》(1992)，汪琪的《文化与传播》(1984)，张学洪主编的《舆论传播学》(1992)。这告诉我们：不要都一齐去搞传播学的基础研究，也不要只搞分支研究，而要注意研究的均衡性，努力使传播学基础研究和各个分支学科研究齐头并进。再有(13)传播社会学；(14)传播心理学；(15)传播教育学；(16)传播语义学。这属于传播学的边缘交叉学科的研究，如杨孝荣的《传播社会学》(1979)，陈亚敏的《大众传播与社会变迁》(1989)，郑贞铭主编的《大众传播教育》(1984)，张慈涵的《大众传播心理学》(1975)，韩向前的《传播心理学》(1989)，彭家发的《传播语意学》(1989)。已有的学科研究尚需加强，而诸如传播经济学、传播科技学、传播法学、传播美学等边缘学科则需大力开发，尤其是祖国大陆传播学者更应奋起直追；最后是(17)传播与发展；(18)传播与现代化；(19)传播与儿童；(20)传播与妇女。前两个方面实际是发展传播学，最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政府的重视，其实用性也最强，投入研究经费也最多。在“八五”期间，我国政府针对《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的巨型课题投入大量经费，组织全国专家学者进行研究，其中包括了20多个子课题，部分成果已收入《新闻事业与中国现代化》(1992)一书。这方面成果还有潘家庆的《传播与国家发展》(1983)，末增补的论文集《传播与现代化》(19的)和朱立、陈蹈文编辑的两岸三地论文集《传播与社会发展》(1986)等。在中国，发展传播学的研究远不及印度学术界，而且缺乏传播与农村发展方面的专门研究，而这恰恰是更为重要的。在传播与儿童、妇女的研究方面，卜卫和杨瑞明曾作过系列调查和研究，发表过一些较有影响的论文，但长篇巨著尚未见面世。还有一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十分重视的传播学课题——传播与青年、跨文化沟通以及传播与生活等，似乎尚未进入中国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
在回顾与总结了中国传播学的研究历程、研究内容之后，笔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存在着三个研究倾向，即依赖的倾向、实证的倾向和实用的倾向。
中国传播学研究对美国传播学著作有很大的依赖性。其主要表现为：(1)移植或套用美国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模式，而很少有新的构想和思路。不论是台港还是祖国大陆，多少年来都少有突破由传播者、信息、媒介、受传者、效果等要素构成的“过程架构”或由内在感知、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跨国传播等主题组成的“层级框架”，甚至连传播学的课程设置和安排也是参照美国大学的课程。(2)跟踪或追随美国的研究步伐和研究方向，而很少有自己的超前研究和特色研究。(3)参考或引用美国的传播学著作和观点，而很少有人在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宝库中吸取营养和寻找理论依据。(4)罗列或堆砌美国的研究成果和实验数据，．而很少有人进行批判性分析和对国人的传播研究成果予以足够的重视。
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也正渐占上风。这就是逐渐抛弃初期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不再以逻辑推论由已知导出未知，而逐步采取的是一种主要以使用人的感觉器官(如视觉、听觉等)来获得研究证据，以通过理性分析从经验层次达到理论层次。运用实证方法，的确具有较高的科学性，能使人们产生一种信赖感。但是，如果滥用或不当使用，也可能事与愿违。卜卫(1994)曾对我国传播学实证研究的情况作过分析，认为除了台港两地，祖国大陆偏重于抽样调查方法，而观察和访问的方法尚未重视，文献研究和模型手段，也未合理开发，实验研究还无人问津，同时还不善于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而且即使抽样调查方法的使用也有些稚抽和不够成熟。所以，虽然实证方法逐年看好，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不会很快得到解决。
重实用而轻学术，这是近年中国传播学研究中的又一倾向，这在研究报告和论文中以及在台港两地表现得更为明显。传播学比较看重传播问题的探讨，要通过研究解决传播中遇到的或可能遇到的问题，这无可厚非。问题是，不要因此而轻视或放弃学术探讨和批判精神，不要据此决定是否对某一课题给予资助，不要依此评判某项研究成果是否具有价值。事实证明，这一担心并非无中生有和多余。其实，实证的倾向和实用的倾向，这并不是传播学者置身其中而看不见，或看到了却故意为之，而实在是因为社会需求的驱使和委托单位的左右，也就是说有时传播学者“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不是由研究者决定的，而是由出资者决定的，而出资者都是讲究“实惠”的。所以，在金钱的压力下，不要奢望实证的和实用的倾向会有大的改变。
当然，我们说当代传播学研究有依赖的、实证的和实用的倾向，只是就其研究中的一些苗头、动向和走势而言，并不是说整个的当代传播学研究呈现的就是这样的持征，而且这些倾向(如实用的倾向)也并非都要否定，只是指出来旨在提醒人们加以注意。无论如何，我们不应低估中国当代传播学在其短暂的历史进程中所作出的巨大业绩和贡献。笔者认为，只要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遵循“系统了解，博采众长。以我为主，超越创新”的原则，联系中国实际，适应中国国情，突出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我们就一定能跻身于世界传播学研究之林，成为世界传播学研究中的强者。
引自——《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 4/23/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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