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组织游行示威活动而被清政府判处死刑的大才子金圣叹，曾经点评过水浒等古典名著。他老先生评价说，水浒是一部“怒书”。也就是说，这本书是作者因为对社会制度不满才产生创作冲动的文艺作品，暗藏了鼓动社会革命的意思在里面。其实，这也正是水浒与部分色情书刊一起，被明清统治者列为禁书的原因。
古人有则笔记很有意思，说施耐庵写完《水浒传》之后，洛阳纸贵，风行海内，不知怎么后来居然被已经当上明朝第一任国家主席的朱元璋看见了。朱主席凭借一个老流氓和前黑社会大哥的毒辣眼光，马上看出施耐庵的意识形态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此人很有组织才能和军事天才，是个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下令让地方官把施耐庵送到首都南京治罪。施耐庵的师兄，明朝中央档案馆馆长（享受正部级待遇）刘伯温知道后，偷偷给施耐庵捎了个口信。于是，在被押送南京的船上，施耐庵废寝忘食又写了一本荒诞不经的魔幻主义小说《封神演义》。到南京后，朱主席翻了翻《封神演义》说，哎呀，敢情这老家伙是个神经病啊，白让寡人担心了。就这么着，施耐庵保住了自己的小命。
其实，这则笔记明显胡说八道的没边了。因为《封神演义》根本不是施耐庵写的，而是许仲琳的作品。另外，朱元璋要是这么通情达理的话，也就不会仅仅因为疑神疑鬼就杀害那么多跟自己革命的老干部了，错杀个把文艺工作者又能算个啥？不过，笔者猜测，施耐庵这哥们也必定有点能耐，应该是那种人生阅历复杂，游历过大江南北，曾经志向不俗的人物。
不过，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这样一个不安分的人，怎么就放弃了天下大乱、揭竿而起的好机会，不在元末群雄逐鹿时乘机干点大事呢？笔者大胆推测一下，或许，施耐庵也曾经投身到当时的某支“革命”队伍里，可惜他跟错了大哥，投靠的人不是笑到最后的朱元璋，而是身败名裂的张世诚之流。所以，他老先生才不得不远离那些白衣如雪来去如风的江湖岁月，在杭州隐名埋姓，白天给罗贯中这帮流鼻涕的小孩子讲四书五经，晚上带点心理犯罪快感写《水浒传》。这倒也是个合理的解释。
唐朝的优秀文艺工作者、号称“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曾经为起兵讨伐武则天的许敬业写过一篇誓师宣言。据野史记载，武则天在看这篇恶毒侮辱自己人格的文章时，开始还恨得咬牙切齿，最后却感叹说：“有骆宾王这样的人才不用，是组织部长的失职啊。”历代聪明的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录用人才，一方面是让他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是不让他与我为敌。施耐庵在《水浒传》中给我们留下两个悖论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一个他认为非常重要的观点：作为社会精英，如果被迫游离于社会体制之外，只能在草野之间藏龙卧虎，那么最终很可能会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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