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末，以保罗·肯尼迪为代表的学者宣传“美国衰落论”。在“美国衰落论”的滥觞之下，这些学者建议美国应该削减居高不下的防务支出并且推卸不合时宜的国际义务，这样美国才能避免重蹈历史上各个强国的覆辙。然而，奈的看法却与“唱衰派”的观点截然不同，他认为观察家热议的美国衰落只是“二战效应”（World WarⅡeffect）的消失以及战后相互依赖的发展导致权力的性质发生重要变化的结果。在这个背景下，奈首次提出了“软实力”概念。奈认为与其它大国相比，美国依旧在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诸多观察家忽略的软实力上占据优势地位。进入新世纪，“美国衰落论”偃旗息鼓，但“美国必胜论”却甚嚣尘上，于是奈频频针对软实力着书立说。如今，“软实力”已成为各国学界与政界的常用术语。在奈看来，“软实力即吸引力”。具体来说，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大棒）或者利诱（胡萝卜）的方式让他人去做你意欲其所做的事情的能力。其与“硬实力”相辅相成，但并不依赖于硬实力。此外，在奈看来，软实力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即“文化（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政治价值观（当它在海内外都能真正实践这些价值时）以及外交政策（当政策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时）”。然而，中国语境下的软实力却与奈阐述的软实力有所不同。在美籍华人学者王红缨看来，“奈有关美国软实力的讨论强调‘当代’美国大众流行文化而中国学者有关中国软实力的讨论则聚焦于‘传统’中国文化。奈探讨美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吸引力而中国的分析家却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再者，有关政策的建议，中国的分析家赋予软实力的‘国内’基础以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从国内凝聚力和政策合法性等角度予以软实力宽泛的定义。与此相对，奈的关注点在于通过提升美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实质使美国更具吸引力”。那么，海外观察家如何看待这种“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纵观海外观察家有关论述，粗略而言，认可与批判的观点兼而有之，但后者明显多于前者。事实上，当海内外观察家使用软实力这一概念分析中国的软实力时，他们自然需要面对“美国中心论”这一价值判断标准。这种美国中心论，简言之就是“美国意识形态优越论”。纵观奈的软实力学说，其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美国意识形态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体现为奈对民主、自由、人权以及法治等普世价值观推崇备至。据此，论者对美国中心论的否定或肯定直接决定了他们对中国软实力前景的判断。与中国学者倾向于直接批判或否定奈在软实力学说中设定的这一价值判断标准不同，海外观察家对美国中心论的摇摆立场导致他们在对中国特色的软实力进行评价时显得模棱两可，但总体而言，海外观察家对中国特色软实力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一方面，诸多观察家认可或赞许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和实践，这是因为在这些观察家看来，美国式的软实力学说未必能够完全适用于当下的中国。对此，中国特色的软实力或许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尽管我们对当下的软实力外交成效进行评价还为时尚早，但有一点确切无疑的是，中国的软实力实践体现出“中国在自身传统文化遗产和正在演进的全球规范之融合当中遵循自身的发展模式和现代化路径”。诸如邓勇认为，“奈直言不讳指出他关注的是霸权国如何有效地利用文化传播、意识形态的影响、国际机制的主导权以及主流规范和原则的控制权来巩固自身的优势地位”。在这个意义上，邓勇认为“这种软实力路径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错置’”。那是因为一者，中美的国际地位迥然不同；二者，两者在资源、手段以及发展软实力的目标上存在差异。随后，通过对中国软实力的利弊得失进行分析之后，邓勇总结出中国语境下的软实力要素其实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改进中国国内治理的同时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因此，“‘中国特色的软实力’不应该被看成是获取短期利益的工具，而毋宁说它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的国内转型与国际转型之中”。另外，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国特色的软实力论述为前提剖析中国在东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魅力攻势。在他看来，“在中国的语境下，与奈相比，中国政府以及深受中国影响的许多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阐述一个更加宽泛的软实力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软实力意味着军事和安全领域之外的一切，其不仅包括流行文化以及公共外交，而且囊括更具强制性的经济和外交杠杆，诸如援助、对外投资以及参与多边组织——这些即奈所说的‘大棒和胡萝卜’”。再者，丁盛认为，“奈的软实力概念是为美国如何维护以及重振霸权‘量身定做’。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及冷战后世界格局中相对边缘化的一个‘玩家’，中国有一系列不同的顾虑而且中国必须发展不同的软实力资源。因此，中国对自身软实力的运用必须置于中国语境下而非奈的软实力概念下进行理解”。与此同时，丁盛在其研究专着中毫不隐晦地批评那些学者和媒体编辑言必称中国软实力但却没有认真思考能否将奈的软实力概念完全运用到中国的个案研究中。易言之，“对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没有提供足够的以及令人信服的经验论证”。随后，丁盛通过详细论证后指出，奈的软实力概念的确可以运用到中国的个案研究中，但在当代中国，“中国政治精英所说的‘软实力’不同于奈的‘软实力’，他们认为中国软实力有其中国特色而且‘软实力’理念已经嵌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中”。这种中国特色的软实力，在葛来仪（Bonnie S. Glaser）和梅丽莎·墨菲玛（Melissa E. Murphy）看来有以下两个主要特征：第一，中国特色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吸引力。虽然一些政治派认为软实力的核心在于政治权力，亦即强调政治对文化资源的实现功能，但中国领导人显然拥护文化派的观点即“文化软实力”。第二，中国学者普遍认为，奈主要将软实力看作为提升美国国际声誉的一种手段，而中国却在内政与外交有机结合的整体观下发展软实力。具体而言，绝大多数中国学者认为在国际层面上，中国需要通过对外文化传播、公共外交以及和平发展的路径发展软实力；而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同样需要提升中国文化、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对国民和国际受众的吸引力，以此推进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然而另一方面，一些观察家却质疑或批判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或实践。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许多观察家倾向于接受约奈软实力学说中的美国中心论预设。他们认为中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或价值观的吸引力和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并没有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自由民主国家的认可。归根结底，中国软实力的软肋在于中国的政治价值观、政治文化乃至政治经济制度与现行国际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有所区别。据此，有学者质疑“为什么中国以外有关中国软实力的论述必须采用中国政府认同的软实力概念或理念？”，在他看来，中国学者将经济利诱（胡萝卜）和外交强制（大棒）等同于中国软实力的阐述与奈的软实力论述截然不同。因此，他认为“如果按照奈的衡量标准，中国的软实力资源寥寥无几”。虽然诸多学者并没有对中国的软实力持如此悲观的论调，但他们也强调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前景的确不容乐观，那是因为中国软实力存在明显的缺陷与不足。例如，尽管科兰兹克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外交已经取得了某些成效，但中国的魅力攻势并非水到渠成。在他看来，美国的政治和社会模式乃至一系列价值观依旧是世界普罗大众眼中的榜样，而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价值观和以国家为主导的渐进经济发展模式虽然具有吸引力，但这仅限于某些特定群体。简言之，“中国依旧不能向普罗大众提供一个鼓舞人心的和令人向往的前景，即如何建立一个自由的并以权利为导向的政治经济体系”。再者，在论述中国软实力输出所面临的障碍时，科兰兹克指出，随着外界对中国有更深入的了解，中国的缺点也将越容易暴露在许多国家面前。“中国的劳工出口、环境以及治理问题促使亚洲、拉美以及非洲的许多普通大众疏远中国，而中国对诸如津巴布韦以及苏丹独裁者的支持激怒了公民社会的领导人及其反对派领袖。”科兰兹克甚至认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软实力崛起的最大危险在于中国通过支持威权体制的方式阻碍美国在这些地区推行民主。“尽管中国有畅通无阻的高速公路，富丽堂皇的购物商场以及无处不在的星巴克，但中国依旧是一个威权国家，如果不再是马克思式的体制，那就是列宁式的体制”。毋庸置疑，科兰兹克对中国软实力前景的判断是以美国中心论为唯一标尺。同样，尽管丁盛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中国特色的软实力理论和实践，但另一方面也对此有所保留。在丁盛看来，在西方文化和价值观仍将长期主宰这个世界的背景下，“北京在崛起的过程中发展与运用软实力的最大挑战在于其必须奉献出真正有吸引力的治理模式以及与自身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做斗争”。换言之，如果“不具备真正有吸引力的政治价值观和令人信服的治理成效，中国文化持续获得全球吸引力的日子将遥遥无期”。与此同时，“它的软实力外交政策将仅仅成为陈词滥调的宣传以至于被其他国家误解，最终酿成冲突”。诚然，这种富有吸引力的政治价值观应与当前主流的西方价值观相契合。在这里，丁盛也认同奈在软实力学说当中设定的美国中心论这一价值判断标准。此外，赵穗生指出，未来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受制于以下事实：首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实用政治价值观只是对大多数威权体制的精英来说具有吸引力。其次，“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观”或“绝对国家主权”的现实主义传统而衍生出的世界秩序观难以与不断演进的跨国规范相协调。尽管首战告捷，但中国当前的软实力实践缺乏一种当代的道德吸引力。因此，“与美国的软实力唤起人们建立一个自由繁荣世界的想象相比，中国难以在这场竞争中坚持到最后”。与此同时，他也认为，“如同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远远落后美国一样，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其政治价值观和道德吸引力，更难与美国相抗衡”。据此，“美国在改善自身形象上更胜一筹，因为改变一个国家的政策比改变自身的政治体制更容易”。显然，在论及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前景时，赵穗生同样以美国中心论为其判断标准。在这个论述的过程中，美国软实力自然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比较对象。不可否认，上述论述隐约表明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不单纯是中国外交需要努力的方向，更重要的是，它取决于中国内政的发展前景。换言之，在中国软实力这一倡议上，中国的内政与外交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据此，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应该在内政与外交有机结合的整体观下发展软实力。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说明了中国在内政和外交上的不佳表现将给中国软实力发展的前景投下阴影。其一，在内政层面，海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和政治体制是中国软实力发展的主要障碍。不可否认，中国经济已经顺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然而在政治上，许多国家仍对中国敬而远之。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与众不同的政治体制致使西方在看待中国时有所猜疑甚至忐忑不安”。在这个意义上，有学者认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挑战主要在国内政治层面”。对此，诸多学者有所论述。譬如戴维·兰普顿虽然承认中国软实力在领导层的素质、人力资源、渐进式创新和模组式创新、传统文化、民族主义、国家形象等层面具有某些优势，但与此同时，他直言中国的威权政治文化也是中国软实力的软肋之一。另外，黎安友和陆伯彬认为在国际层面上，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依旧很微弱。他们同样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能够制约它的外交政策”，而他们认为这可能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结构性缺陷。与此类似，雅克·戴杰（Jacques deLise）指出，构成中国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依旧很匮乏，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官方价值观在海外没有吸引力，而且其在社会公平、环境保护以及其它事务上的表现也乏善可陈。沈大伟的看法也并无二致，在他看来，中国对软实力外交兴致勃勃，其不遗余力地在亚洲地区推广文化，同时通过倡导诸如“新安全观”和“战略伙伴关系”等外交理念以及吸引海外学生来华留学的方式扩大中国软实力在亚洲的影响，然而中国的流行文化和意识形态在亚洲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在黄严忠看来，中国远大自信的外交政策和封闭僵化的政治体制之间存在的错位直接导致中国软实力三个核心资源之间的失衡。此外，高英丽（Ingrid d’Hooghe）指出中国公共外交与中国软实力之间存在密切联系。虽然中国过去十年的公共外交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改善了自身的国际形象，但中国仍在完美的国家形象诉求同缺乏开放的社会和无法放弃的政治控制之间进退两难。同样，高英丽在谈及中国软实力外交在欧洲面临的障碍时指出，“中国软实力在欧洲的最大负债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原则、价值观和人权现状”。具体来说，“欧洲民众强烈反对中国的威权体制以及将社会和经济权利置于政治和公民权利之上”。其二，在外交层面，由于中国与某些威权国家保持密切关系，所以其直接导致中国在自由民主国家的软实力外交事倍功半。例如，季北慈（Bates Gill）和黄严忠指出，“缺乏有意义的政治改革，加上北京与发展中国家一些名声不佳的政治领袖建立友好密切的关系致使北京外交政策的合法性岌岌可危”。由于软实力建立在对外政策的合法性之上，所以中国与这些专制国家的政治经济交易不可避免会影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价。因此，就算在美国软实力全面下降的时期，中国在这些国家的软实力外交也并没有取得成效。另外，李淑钟同样认为，“‘北京共识’的另外一个问题在于中国无条件援助这些威权国家，这导致西方民主国家疾首蹙额，因此其削弱了中国在这些民主国家的软实力”。“只要中国代表‘另外’一种群体身份，而且这种身份不能与它们的身份——诸如拥有自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多元社会等——相吻合，那么发达国家便倾向于漠视中国的软实力”。虽然中国的魅力攻势已经在亚非拉地区取得成效，但与此同时这也阻碍了中国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软实力外交。为此，为了让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接受中国的魅力攻势，有学者指出中国可能需要在“政治中立”原则和“无条件对外援助”之外做出新的表态。事实上，中国学者也意识到中国内政和外交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意味着中国软实力发展前景不明。李明江对此指出，“中国学界有关软实力的论述似乎缺乏一种信心和强力”，而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社会-政治体制与在全球政治语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开放和多元主义规范不相协调”。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官方文件和官方声明特别强调文化同时忽略政治价值观在软实力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综上所述，海外观察家对中国软实力的批判与赞同兼而有之。然而通过对相关论述的爬梳与分析之后，笔者发现海外观察家总体而言对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归根结底，这是因为中国的意识形态、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经济体制与现存国际社会主流的价值观或政治实践不相协调。显然，他者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价未必客观准确，但笔者认为，以他人眼光加深自知之明对中国的软实力建设应是有所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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