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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个孩子的“妈妈”
2009-08-31 00:30:34

——记西岗区北京街道居民刘玉晶

家住西岗区北京街道的刘玉晶原是一名普通工人,爱人在工厂做厂警,夫妻俩人都是靠工薪吃饭的。婆婆常年患病,住了九年医院,九年间,每天都是刘玉晶到医院为老人送饭,婆婆近年去世,公公也已80多岁了。唯一的儿子大学刚刚毕业,生活实在不富裕。十几年来,她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没用过一瓶高档化妆品,她却拿出三万多元钱,捐助了十九个孩子上学,帮助了多个困难家庭渡过了生活难关。步入她家,你不仅看不到豪华的装饰,连洗衣机都没有,打开柜子,都是旧衣服,很多都打上了补丁,但柜子里精心保管的厚厚的牛皮纸袋里,记载了刘玉晶十几年来坚实的脚印和充实的人生。

刘玉晶是一个富有爱心的母亲,她也非常注重学习,她特别喜欢保尔的那段名言,一直用以勉励自己,真正触动她的是一个小故事:海滩上。落潮了,一些小鱼儿搁浅了,一个小男孩儿一条又一条地拣起鱼扔进海水中,累得满头大汗,一位老者对他说:孩子,你累得这样能救多少鱼?孩子仍旧一边拣鱼一边说:我能救多少救多少。这个故事激发了她的爱心和热情,从此,她就抱定一个信念:要做一名善良的人,一位慈祥的母亲,就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尽自己的能力,能做多少做多少。

1988年,刚刚30岁的刘玉晶便开始帮助特困生屠振寰,并一直资助了8年。从此,刘玉晶走上了一条奉献之路。

1990年《知音》杂志上报道了湖南随州器子河乡九道小学的一对教师留守山里献身教育的事迹,他们为了方圆几十里的孩子们不荒废学业,他们废寝忘食,奋斗了十几年,使这所几乎废弃的小学校人才辈出,升学率和巩固率均达到了百分之百,而他们六岁的儿子王浩体重只有十三公斤,当时刘玉晶的儿子也是六岁,但体重却在五十斤,作为母亲,刘玉晶当即给王浩寄去了一百元钱,并给王浩父母寄去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及衣物,从此,刘玉晶多了一个儿子,多了一份寄挂。

山东的李红因生女孩而被婆家赶出家门,李红哭天天不应,娇滴滴不灵,绝望中想到了死……刘玉晶不仅寄去钱和信,而且为这个女孩起了一个震耳的名字李赛男,从此她又多一个女儿。

1995年,刘玉晶通过陕西省佳县团委申请资助了十个失学儿童,因工作人员疏忽,误将十个孩子,写成十一个孩子,刘玉晶为这十一个即将失学的孩子寄去了每人每学期一百二十元的学费,有一天,一个叫张波波的男孩来信求刘玉晶也“管管他”,信中说:“刘阿姨,我看到您给我同村的小朋友有学费使他重返学校,您能管管我吗?我叫您妈妈好吗?祝妈妈万寿无疆!”她仿佛看到在荒凉的陕北高原上,一个瘦小单薄的小男孩,伸着小手,缓缓地向她跑来,呼喊着:妈妈,我要读书。于是,她又默默地认下了这个儿子。从此,佳县又有了她十二个儿女,刘玉晶每年不仅要寄去2800元的学费,逢年过节都要给儿女每人20元的压岁钱和礼物。原先只打算资助他们读完小学,现在依然每年2月、8月给他们寄去学费,她要让孩子们多学点文化。

同年5月 ,她从《辽宁法制报》上看到了武汉勇救落水儿童而高位截瘫的方俊明,在病床上呻吟了10年,父亲去世,妻子离弃,留下仅1岁的女儿和白发苍苍的老母亲,他对生活丧失了勇。刘玉晶以大姐的善良心,给方俊明寄去了身上仅有的100元钱,随后又寄去一封长信,支持鼓励他。十年来,她给方俊明及其女儿寄去的不仅是钱和物,而且是最宝贵的精神力量,给方俊明增添了活下去的勇气。每到“六一”国际儿童节、春节等节日都给其女儿玲玲送去母亲的慈爱,玲玲也把这位远在千里之外的刘玉晶视为她唯一的妈妈。

1998年,四川的潘林、潘月两兄弟,为了偿还拖欠的学费继续上学,两个涉世未深的孩子,绑架了村里的小男孩,她马上与报社联系,并及时给孩子们寄去了学费和衣物。

孩子们有时写信写到:刘妈妈,听爸爸说您那里有大海,刘妈妈您的心胸像大海一样宽阔,长大了,我一定要用自己挣来的钱去看望您!

现在,刘玉晶的付出,已有回报。屠振寰大学毕业,在法国发展;大山里的教师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王浩已经大学毕业了,王浩的妹妹王二毛也上高三了;张波波也在西安电力大学读书;方丽玲也读大学了;潘林、潘月职高毕业后也已经工作了;李红和女儿也很快乐地生活着;她资助的孩子们,有的面临高考,有的在上高中或外出打工。因为她的资助,这些人和孩子们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命运。

刘玉晶读完了大专的全部课程,多次被评为单位先进工作者,她的事迹被各新闻媒体报道、传播。她也先后被评为“辽宁省学雷锋积极分子”、“辽宁省百户特色家庭”、“省、市双文明标兵”“省、市十佳好母亲”“市‘三八’红旗手标兵”。

1998年,她利用假日来到武汉看望方俊明,她推着方俊明走遍了武汉的每一个角落,脚上都磨起了泡,自从方俊明瘫痪后,从来不出门,这一次在刘姐的帮助下,到了原来工作的单位看看,到各景点玩玩,又回到了火热的生活中,兴奋得像个孩子,有说有笑。临走时,她又为方家购买了米、面、油等生活用品,而自己除车票外,身上仅剩余5元钱。临别时,方俊明拉着她的手久久不愿松开。方俊明视刘玉晶为自己的亲姐姐,是自己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每当遇到困难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经常给刘玉晶来电话,接过电话,刘玉晶一听是方俊明,为给方俊明节省电话费,立即让他放下电话,自己打过去,而自己一挂就是一、两个小时。

陕北的孩子们家境贫穷,但每年都会给她寄来一包包的大枣,表达他们对刘妈妈的敬意和感激。她把大枣分给邻里及亲朋好友,让他们一起分离这种快乐。刘玉晶的家人和孩子也非常支持她的做法,儿子从小就懂得不浪费一分钱,同龄孩子吃的小食品,他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但他从来没有埋怨妈妈,因为懂事的他知道,还有比她困难的弟弟妹妹在等待妈妈的帮助。

2002年刘玉晶的母亲重病住院了,孝顺的她为了更好地伺候母亲内退了,可刚照顾了母亲13天,母亲就去世了,这个打击对她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也太难以承受了。她内退后每月收入仅有600多元,丈夫此时也失业了,每月255元失业金,一共也就900多元钱,儿子考上大学还需要2万元学费。为了这些孩子们,她擦干了眼泪,打起了精神,毅然走出家门,来到大连市三利消毒有限公司工作,以补贴资助费用的不足。单位里除了她都是男同志,大多数比她年轻,面对新的环境,虽然自己在下乡时腰和腿受过重伤,但她没有退缩,和大家一起爬上爬下,处处走在前头,深得大家的爱戴。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作,她到辽师大生物系进修两年半,取得了卫生检疫专业证书,拿到了工程师的职称。单位的总经理林福顺也非常支持她从事的公益活动,这更坚定了她坚持下去的决心。

当年,签订资助协议时,每人每年60元学费,直到小学毕业,可刘玉晶给每个孩子的却是120元钱,除学费外,她多给孩子60元钱用于生活费,协议规定资助到小学,刘玉晶难以割舍对孩子们的爱,一路坚持下来,这是她自己当初都没有想到的。1995年,当方俊明的事迹报道后,东三省也有很多人与方俊明通信鼓励他,但时至今日,也只有刘玉晶一人坚持到今天。现在,她还资助着6个孩子上学,对其他的孩子,她一如母亲一样牵挂着,给他们邮去各种吃的、用的东西,而自己依旧过着俭朴的生活。在她家,有一封2006年4月9日张波波的来信,信中写道:妈妈,你好!你邮来的糖块和火腿肠我收到了,同学们都问我,你妈妈是做糖块儿的吗?你妈妈是开超市的吗?我把我们之间11年的故事说给大家听,大家对我羡慕极了。他们都说我太幸福了,我也想对着川流不息的街道大喊:我太幸福了!这是一个孩子真心的呼喊,这是一个孩子对妈妈的爱的表达方式,每每看到这些,谈到这些,刘玉晶都异常的满足,她的脸上和眼中就有一种异样的光彩,让人为之感染,她觉得自己的付出是有意义的。

毛泽东主席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刘玉晶以一个普通人的高尚情怀,十几年如一日,始终把这件看似平凡却极不平凡的事情坚持做下来,其中的甘苦只有自己知道。她从没有把自己内退,丈夫失业的事儿告诉孩子们,让他们以为自己还在单位上班,过得还好,不愿他们知道真相,影响孩子们的学习。

虽然经历了许多,可是天性乐观的刘玉晶已经学会忘记困苦,对于过去自己做过的很多事情,她无怨无悔,对于未来,她还有很多需要考虑的事情。她说:“我下乡时腿被砸断过,我在水库干活时差点被淹死,我得过败血症、尿毒症,但我坚持了过来,可以说我捡回了三条命,人只有一次生命,我却得到了三次生命,我要把这三次生命回报给社会,做一名善良的人,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能做多少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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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12-06-22
1957年,阿尼帕与阿比包成婚。1960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孩子出生不久,阿尼帕的母亲被查出是胃癌晚期,不久便撒手人寰。母亲去世的第6天,父亲心脏病突发,连一句嘱托也没留下,便随母亲而去。他们留下7个孩子,最大的20岁,最小的只有1岁半。弟弟妹妹还小,全部的生活重担落在了年轻的阿尼帕肩上。

  一家9口人啊,要吃,要穿,要上学,唯一的经济来源只有丈夫那每月45元的工资。眼看着妻子操劳过度,身体每况愈下,阿比包辞去了公职,和妻子共同支撑这个家。他在县修造厂找了一份打铁的苦差事,每月的工资是45.88元。

  1962年,修造厂倒闭了,工作和工资没有了,全家人又面临着新的生存危机。县供销社招聘一名放牧员,阿比包闻讯后捷足先登。当了供销社的放牧员,除了每月能挣一份固定工资外,他还兼了一份工作———宰羊。宰一只羊的报酬是一副羊下水,价值5毛钱。

  为了挣钱补贴家用,阿尼帕也在供销社找了一份临时工———清洗羊下水,清洗一副的报酬是两毛钱。每天站在冰冷的河水里,一站就是大半天。为了那两毛钱,阿尼帕生下第二个孩子第6天就去下河,她从此落下了风湿病,一辈子要承受病痛之苦。

  在七兄妹中,只有阿尼帕没有上过学。阿尼帕虽然没有文化,可她不愿意看到弟弟妹妹们失学。因此,尽管学习条件如此艰苦,上学的四兄妹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这让阿尼帕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年又一年,阿尼帕的家庭成员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抚养6兄妹之后,阿尼帕接连生了8个孩子,又领养了10个孤儿。在阿尼帕家人口最多的时候,27口人在一口锅里吃饭、一个大通铺上睡觉。

  有我们吃的,就不会让他们饿死

  1963年春天,在哈萨克族邻居家,圈里的牛羊没人去放养,小院里传来阵阵哭声。这里正在举行葬礼。一年之内父母双亡,巨大的不幸留给了3个未成年的孩子。

  共同的遭遇产生情感的共鸣。阿尼帕想把3个孤苦伶仃的孩子接到家里来住。这是件大事,必须征求丈夫阿比包的意见。

  阿比包当年也是孤儿,能理解吐尔达洪兄弟的处境。可自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家庭负担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极限,再多3张嘴可怎么糊口?一向做事果断的丈夫没有表态。

  但阿尼帕态度坚定,“有我们吃的,就不会让他们饿死”。三个孩子是阿尼帕夫妇收养的第一批孤儿,吐尔达洪和他的两个弟弟。

  家里人口多了,铺的盖的又成了问题。当时家里13口人,只有两床被子,两个枕头和一条褥子,这些家当,还是当年他们结婚时置办的。

  那年,阿比包在供销社宰羊,后来他发现,那些残次的羊皮公家不要了,他一块一块捡回家。积攒多了,大块的用来做被褥,小块的给孩子们做皮袜子、皮手套。阿尼帕亲手缝制的那床羊皮大被子,少说也有十几公斤重,超长,超厚,超暖。一床大被子全家13口人盖,阿比包和妻子睡中间,男女有别,孩子们分睡左右。

  如今,盖过那床羊皮大被子的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可每每想起当年,想起那条大被子,对父母的感激之情就会油然而生。

  让这头黑发见证母爱的伟大

  在阿尼帕老人的户口簿上,登记着她收养的孤儿名单。所有进入这个家庭的孩子,阿尼帕都给他们取一个好听的意味深长的名字。

  如今,很多孩子成家了,把户口迁走了,可唯有哈比扎(王淑珍)还没有迁。已结婚多年的她说,这里永远是她的家。

  王淑珍是第二批走进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之一。第一次走进这个家时,她还不到十岁,是一个失去父母流浪街头的孤儿。说起当年,王淑珍总是泪流满面。

  王淑珍的头疮是阿尼帕最大的一块心病。一个女孩子家,没有头发,一头脓疮,将来怎么办?经多方打听,王淑珍的头疮并不是什么顽症,而是一种普通的皮肤病。

  阿尼帕带着王淑珍到了县医院,医生说,这里没有皮肤科医生,推荐她们到兽医站,说兽医站有医生能治疗牛癣。有病乱投医,她们去了兽医站,经过再三恳求,一位兽医答应用一种治疗黄牛癣的药膏抹抹看。医生还交代说,治这种病,除了药物治疗外,还要保持头部清洁,天天要洗头,天天涂药膏。

  就这样每天坚持洗头,每天涂药,一个月后,奇迹真的出现了,王淑珍的头皮上出现了一层黄茸茸的头发。看到了希望之光,阿尼帕又按照医生的吩咐,买来一把剃头刀,每周给王淑珍刮一次头皮。渐渐的,黄发变成黑发,黑发变成长发。

  王淑珍不知道该怎么回报妈妈的大恩大德,她思量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对阿尼帕说:“我能叫你一声妈妈吗?”阿尼帕慈祥地笑笑,和蔼可亲地回答说:“我早已经把你当女儿了。”王淑珍双膝跪地,虔诚地给妈妈磕了3个响头。

  王淑珍从有了黑发的那天起,就发愿说:“这头黑发是阿尼帕妈妈给的,我永远不再剪头了,让这头黑发见证母爱的伟大。”

  我们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阿尼帕用一个女人的善良、一个母亲的爱心收养了那么多的孩子。

  时至今日,当人们问阿尼帕妈妈,你当年养了那么多孩子是出于什么动机时,她淡淡地说:“都是当母亲的,养育孩子是母亲的天职,为了他们我干什么都不觉得苦和累,现在,不是走过来了吗?在我们这个家里,从来没有民族之分,他们都是我的孩子,都是我的血脉,我们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
第2个回答  2012-06-03
不是骨肉,但都是她的孩子,她展开羽翼,撑起他们的天空。风霜饥寒,全都挡住,清贫劳累,一肩担当。在她的家里,水浓过了血,善良超越了亲情。泉水最清,母爱最真!

事迹:从1963年收养邻居家的3个孤儿开始,维吾尔族阿妈阿里帕又先后收养了汉、回、维吾尔、哈萨克4个民族的10个孤儿。

为了不让孩子们饿肚子,阿里帕的丈夫阿比包每天下了班就去帮人家打土块。阿里帕则每天都要到菜市场拣别人不要的蔬菜。虽然家里养了两头奶牛,但谁也不舍得喝奶,全部卖了换钱以支付孩子们的学费和购买生活必需品。

2008年8月,操劳一生的阿比包病逝。子女们争抢着赡养阿里帕老人。每到过年过节,孩子们都会回家团聚,180多口人围在老人身边。每当有孩子问:“阿妈,你对哪个孩子最好?”老人总会大笑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一样亲!”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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