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修之死是曹操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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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找了一个晚上都说是杨修自己的过错,戏剧和文学不是唱了几千年曹操是奸臣么?郁闷= =)
历史上认为是杨修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论据太多了,我须要的是,证明杀人是曹操的不对

不是曹操的过错

一是由于杨修能够摸透曹操的心思,曹操既嫉妒他的才能,又考虑到留他在身边终不免造成祸患,总想找一个堂堂正正的罪名把他杀掉。这大概是许多人的共同看法。二是杨修恃才放旷,为显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置军纪于不顾,一闻“鸡肋”就自动收拾行装,并煽动其他人也作归计,因此,他的被杀是咎由自取。

杨修之死是因为曹操的辩论正方观点
曹操作为政治家、军事家,其一生可以说杀人无数,其
中有几个人,让他留下了千古骂名。一是被冤杀的,如吕
伯奢和那个为他盖被子的侍从,让曹操给人留下了“狼心
之徒”的印象;一是被屈杀的,如杨修和孔融,让曹操留下
了妒才的坏名声。
曹操是不是个妒才的人呢?从表面上来看,似乎
是的。杨修的确非常聪明,在蔡琰家,见到蔡邑手书在
曹娥碑背面的“黄娟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在场的
人(包括曹操)一时都想不出它的意思,唯有他却悟出
这是“绝妙好辞”的意思(“黄绢”为有颜色的丝织
品,“色”与“丝”加起来是“绝”字;“幼妇”是年轻的女子,
“女”与“少”放在一起,是“妙”字;“外孙”是女儿的孩子,
“女”和“子”加起来是“好”字;“甭臼”是捣药草的器皿,药
尝着是苦的,“舌头”的“舌”加“苦辛”的“辛”就是“辞”字)。
曹操视察新造的花园后,不置褒贬,只取笔在门上写了一
个“活”字,别人都不明白,只有杨修知道曹操是嫌园门太
阔,因为“门”里添个“活”字,不就是“阔”吗?塞北送了一
盒酥来,曹操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置之案头,同样
又是杨修猜出谜底是“一人一口酥”。孔融更是有才兼有
德。孔融十岁时在李盾府上的妙语,一向是言语敏捷的典
型例子;“孔融让梨”更是教育孩子礼让的形象化教材。但
是,一件美丽的东西被毁,并不一定就是因为它美丽;同样
的道理,曹操杀了杨修和孔融这样有才的人,也并不等于
曹操妒才。
从历史上看,曹操是主张任人唯才的,他甚至认为“不
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也可录用。这倒不是说,
曹操持别惜才,而是因为战马使伤之际,人才对他的事业
至关重要。小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深知这一点,他写曹操
打败袁绍,统领众将进人冀州城时,许他纵马近前,用马鞭
指着城门说:“阿瞒,汝不得我,安得入此门?”许他的这句
话和这个动作可谓轻狂之极,“众将闻言,俱怀不平”。但
曹操却“大笑”着接受了这一轻辱。为什么?因为许收曾
在曹操军粮紧缺的紧急关头帮助他打赢了乌巢之战。可
见曹操并非没有肚量的人。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杀杨修和孔融呢?杨修世代簪
缨,却只在曹操的相府中担任主簿之职,杨修对此是不甘
心的,所以他常要卖弄聪明,期望自己的才智能够为曹操
所赏识。曹操对他卖弄早已心怀不满,因为他的才华好像
专用于破译曹操的思想,而从不提供有积极意义的建议和
计策,而且杨修似乎在故意眩耀他那种解读曹操的本领,
并开始影响到曹操的政务。甚至在立庶立长这样敏感的
问题上,杨修也屡屡出手。曹操故意一面命令两个儿子出
邺城门,一面又秘密吩咐守门人.教不要让他们出去,目的
是看他们如何反应,考察他们的才能。结果,曹丕果然被
挡住了,曹植却斩杀守门人而出,于是曹操就认为曹植比
较有才能。而实际上.这个主意是杨修出的,曹植至少在
这个问题上并不比曹丕“能”。杨修的插手,干扰了曹操对
两个儿子的考察,致使他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终于引得
本来就对他颇为反感的曹操起了“杀修之心”。杨修显弄
聪明,希望得到重用,本无可厚非,但他过于专注地把目光
集中在曹操身上(而不是军国大事上),以致除了解读曹操
外,几乎一无建树。终于,他在将这种解读本领作了一次
精彩的展示之后,赔上了一条性命。曹操以“鸡肋”作为夜
间口号,他立即推断出:鸡肋就是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意
思;现在的情形就像鸡助,进不能胜,退恐人笑;曹操有这
样的心思,明天必定班师。这个推断须经几步周折,杨修
做得可说是准确无误。但是这种破译有什么积极作用呢?
没有。只有曹操所说的“乱我军心”的消极作用。在战场
上,指挥官尚未下达撤退命令,部下却已纷纷打点行装,准
备回家,这样的情况,即使在今天也是不能允许的。曹操
的情绪在此时上升为“大怒”,喝令刀斧手斩了杨修,并将
首级号令辕门之外。
孔融也是名门之后,在当时名气很大,他却也因此而
更加性格疏狂,出言无忌,目空一切。有一次,外戚何进荣
升大将军,他前去拜贺,何进没有及时接见他,他就大光其
火,一把夺回拜帖摔在地上,惹得何进大怒。孔融与袁绍
的关系也非常之差。对曹操的主张,孔融经常持反对意
见。公元200年,曹操欲与袁绍大战,孔融坚决反对。曹
操要远征乌桓,孔融都认为乌桓不过是草芥小患,不值得
兴师北伐。曹操准备发兵讨平刘表时,孔融又持反对意
见,说:“天下初定,应稍微安定一段时间,再行征伐之事。”
而且事实证明,孔融的意见并不见得高明。比如他所反对
的官渡之战,结果却是大获全胜、成了军事史上以少胜多
的典型战役。军旅之事如此,日常之事也同样如此。曹操
为节约粮食,颁布禁酒令。孔融却给曹操写丁一封信,专
讲饮酒益处,还嘲讽曹操道:“天上有颗‘酒旗’星,地下有
个‘酒泉’郡,人有海量称‘酒德’,帝尧‘千锺’称圣人。您
如果非要禁酒,就把婚姻也禁止算了。”就连曹操把袁绍的
儿媳甄氏嫁给曹丕这样的家事,孔融也多嘴多舌,加以嘲
讽。与杨修一样,孔融也难得有建设性意见,偶然出点主
意,也没有给曹操带来什么好处。比如他上奏主张“尊祟
天子,扩大君权,削弱诸侯权势”,这简直就是向曹操挑战;
再比如他向曹操推荐弥衡,可称衡却轻悔百官,在大庭广
众面前撒野,击鼓骂曹。曹操杀他与杀杨修基本上是出于
同样的原因。
可以说,曹操是这样的人:如果能为他的军国大事出
良谋、划妙策,即使别的地方有点差池,他也能容忍;他员
讨厌的就是耍嘴皮子卖弄聪明、又不能与他同心同德的
人。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不能为己所用的才,纯属多余,如
果还要以此卖弄的话,其下场就不会太妙了。就此而言,
简单地说曹操妒才,是不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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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个回答  2006-11-29
  杨修此人,才华横溢,思维敏捷,《后汉书》称他“好学,有俊才”,而且他是名门之后,出身弘农杨氏,其曾祖杨震,在《后汉书》中单独列传,家族中“四世太尉”,极其显赫。然杨修恃才傲物,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最后因著名的“鸡肋”事件被曹操以惑乱军心之罪杀死,其结局不能不令人叹息。正史中称像“鸡肋”这种猜中曹操心思的事件很多,但具体是什么没说。《三国演义》中则有阔门、“一合酥”、曹操梦中好杀人等事件,这可能是罗贯中杜撰的,但却与正史中杨修的行事作风颇为吻合。对杨修之死,《三国志》和《后汉书》认为是由于杨修锋芒毕露,遭曹操所忌,而且因为他是袁术的外甥,恐为后患,借着“鸡肋”事件的由头将他杀死。《三国演义》以一首诗评价:“聪明杨德祖,世代继簪缨。笔下龙蛇走,胸中锦绣成。开谈惊四座,捷对冠群英。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认为他是被才所误。冯梦龙《智囊全集》中评述:“德祖聪颖太露,为操所忌,其能免乎?”几乎一致的是,他们都认为杨修之死是因为曹操嫉妒他的聪明。这种观点固然不错,但往深一层考虑,曹操身边能人异士很多,如荀彧、荀攸、贾诩等人的聪明才智绝不下于杨修,为什么他们都没事呢?其实,这里涉及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潜规则,就是臣子绝对不能比君王聪明,不能比君王更有才华,不能比君王更富有……总之,各方面都要比君王差。由此推出:下属绝不能比上级优秀,也可以说必须比上级傻。

  杨修如果只是有才,他不会被曹操所忌杀,如果有才外露只是限于在同级或下级面前,也不会被曹操所忌杀。但他偏偏跟曹操较上劲了,把曹操那点小心思全看透了不算,还非得在众人面前抖搂一番,虽表面赢得了曹操的赞赏,但却招来了杀身之祸。曹操并非心胸豁达之人,他生性多疑,而且好面子,喜欢死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设法掩盖。可偏偏杨修不知好歹,处处揭穿他,他在心里肯定对杨修恨之入骨。被一个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恨之入骨,结果还能好吗?杨修好猜曹操的心思,而且每次都能猜中,这也是犯了大忌的。古代帝王之术讲究的是神秘主义,皇帝们之所以喜怒无常,也是不想让臣子轻易猜到自己的心思,要的就是“伴君如伴虎”的震慑效果,让大臣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是天子被臣下看得透透的,那还怎么统御百官,统治亿兆黎民。我被你杨修看得赤裸裸的,多没有安全感啊,不杀你还等什么?!上级都不喜欢太聪明的下属,帝王更是不喜欢,你比我皇帝还聪明,你的功劳盖过了我,那你在百姓中的威望比我还高,我这皇帝还怎么做啊。因此,历史上太聪明的人是不吃香的。能够飞黄腾达的,多是那些“外若痴直,内实狡黠”之辈。安禄山就是他们中的代表,《资治通鉴》记载:“禄山在上前,应对敏给,杂以诙谐。上尝戏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尔!’对曰:‘更无馀物,正有赤心耳!’上悦。又尝命见太子,禄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禄山拱立曰:‘臣胡人,不习朝仪,不知太子者何官?’上曰:‘此储君也,朕千秋万岁后,代朕君汝者也。’禄山曰:‘臣愚,向者惟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储君。’不得已,然后拜。上以为信然,益爱之。上尝宴勤政楼,百官列坐楼下,独为禄山于御座东间设金鸡障,置榻使坐其前,仍命卷帘以示荣宠。命杨铦、杨锜、贵妃三姊皆与禄山叙兄弟。禄山得出入禁中,因请为贵妃儿。上与贵妃共坐,禄山先拜贵妃。上问何故,对曰:‘胡人先母而后父。’上悦。”这个安禄山表面看起来傻得够可以,但却让唐玄宗很高兴,你见了太子也不下跪,只知道有皇帝,皇帝妃子同坐,却先拜妃子再拜皇帝,完全是一个还未开化的蛮人,对皇位永远不会有威胁,地位再高也让人放心。没想到安禄山原来是扮猪吃虎,最后把他赶出了长安城,从此只能“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所谓潜规则,是一种潜藏的规律性的东西,它存在于从古至今的官场上,皇帝和臣子只是这一规律的形而上。因为人的内心都希望自己比别人聪明,各方面都没人胜过自己。而当官的更是不希望下属比自己聪明比自己有才华,不希望有一个能够看透自己心思的聪明下属,因为他会影响自己的地位。而他们手中有权力,他们可以利用权力排挤掉这些人,然后选择一些不会威胁到自己地位的平庸下属,这样自己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这一潜规则,在现代被英国历史学家帕金森总结为帕金森定律,终于上了台面,成为商界和政界成功人士可以名正言顺学习的。

  说了这么多,其实这一历史的潜规则,说白了就是你必须比领导傻,要让领导觉得他自己很聪明。只有这样,你才能混得下去。 “晋、宋人主多与臣下争胜诗、字,故鲍照多累句,僧虔用拙笔,皆以避祸也。”你可以聪明,但在领导面前必须夹起尾巴,把锋芒藏起来。杨修就是因为没有聪明到大智若愚的境界,不懂得装傻,才落得个身首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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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个回答  2006-12-04
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公认成就最高的是前四史,而在《三国志》和裴松之注及大量民间传说积累的素材基础上撰写的《三国志演义》,又与《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并称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但仔细分析,《三国志》中即有文学“演义”的笔法,而《三国志演义》小说又带有“七分实,三分虚”的“史传”色彩。另外,有些“史实”在《三国志》中并没有提到,是裴松之的注中写到的。以我从到文学馆来“纵论三国”的学者身上获知的学问,仅简单举例,《三国志演义》第30回写许攸本是袁绍的谋士,但袁绍不采纳他的建议,他看出袁绍无谋且无能,遂在捉住曹操派出催运粮草的信使以后悄然投奔曹营。许攸先试探着问曹操粮草还能坚持多久,

操曰:“可支一年。”攸笑曰:“恐未必。”操曰:“有半年耳。”攸拂袖而起,趋步出帐曰:“子远勿嗔,尚容实诉:军中粮实可支三月耳。”攸笑曰:“世人皆言孟德奸雄,今果然也。”操亦笑曰:“岂不闻‘兵不厌诈’!”遂附耳低言曰:“军中止有此月之粮。”攸大声曰:“休瞒我!粮已尽矣!”操愕然曰:“何以知之?”

许攸这才把捉获曹操催粮信使的事说出来。于是就有了曹操乌巢劫粮,大败袁绍于官渡的历史故事。如此生动的对话,刻画出了人物,尤其是曹操鲜活的性格特征。但在晋朝人陈寿的《三国志》里并没有记载此事,而到了宋朝人裴松之的注下,此事则被渲染得历历在目:

《曹瞒传》曰:公闻攸来,跣出迎之,抚掌笑曰:“(子卿远)[子远,卿]来,吾事济矣!”既入坐,谓公曰:“袁氏军盛,何以待之?今有几粮乎?”公曰:“尚可支一岁。”攸曰:“无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岁。”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实也!”公曰:“向言戏之耳。其实可一月,为之奈何?”攸曰:“公孤军独守,外无救援而粮谷已尽,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辎重有万余乘在故市、乌巢,屯军无严备;今已轻兵袭之,不意而至,燔其积聚,不过三日,袁氏自败也。”

显然,罗贯中小说中的此处描写,几乎是在裴注的基础上做了些更形象化的加工。而裴注的写法本身,已经与“演义”的笔法无异。再如,曹操大败袁绍以后,曹操手下搜到许多原许都官员与袁绍的“暗通之书”,《三国志》中只记载着“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的字样。而罗贯中在小说中,将此细节展开,变成“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一句话便凸显出曹操的胸襟与智谋。

仅把这两处文字拿史书与小说对照来看,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疑问浮出水面:第一个疑问,被陈寿在“史书”中“减去”而被裴松之在注里“添加”的这段历史,到底是否史实?第二个疑问,此处的裴注是历史还是小说?第三个接踵而至的疑问,若裴注写的是史,笔法与罗贯中的小说描写有何异?第四个疑问,既然史的写法可以如此,是否小说笔法写史最为可取?因为,看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的读者远比看史书《三国志》的读者多得多。

可小说又毕竟不是历史,尊重历史事实与尊重艺术规律,本身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以《三国演义》小说中塑造的周瑜为例,在《三国志》中“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惟与程普不睦。”的周郎,到了罗贯中笔下,为了遵循陪衬诸葛亮的艺术规律,只好让历史上真实的周瑜蒙冤受屈,心胸狭窄竟成了他最主要的性格特点,流行民间的“三国戏”更是将此演到极至。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关羽的“贪恋美色”。这实在让民间的关公崇拜者脸红。据当时有关的笔记记载,曹操和刘备围攻吕布的时候,吕布曾派手下秦宜禄向曹操求救。关羽听说秦宜禄的妻子标致可人,就对曹操说,如果攻下下邳,能否把秦宜禄的妻子给他。曹操答应了。等快攻下下邳的时候,关羽又向曹操提起此事。这让曹操起了疑心:关羽多次向我提及要秦宜禄的妻子,是不是她确实生得漂亮?于是,曹操就先派人把秦宜禄的妻子找来,一看,果然美若天仙。曹操就没有给关羽,而是自己留下了。关羽极为不爽。据说有一次打猎,他就想把曹操杀掉,是刘备加以阻拦,才罢手。因此,历史的关羽并不像《三国演义》里那么“堂堂正正,凛凛冽冽,皎若青天,明若白日”。

再比如,关羽最为人称道的一次战役——水淹七军,真实的历史实际上是:当时天降大雨,汉水泛滥,淹了曹营的地盘儿。于禁退到一个山坡上,没有退路,被关羽抓住了。并非是关羽有意掘开汉水,而是天假其便。到了小说里,由于突出关羽个人英雄主义的艺术需要,连这个“天功”都算到了他头上。另外,华雄不是关羽斩的,是孙坚斩的;文丑也不是关羽“诛”的,历史的关羽只斩了一个颜良。至于关羽投降曹操,在忠孝唯此为大的封建社会里,对于臣子是罪莫大焉;为了替关羽掩饰,小说家、戏剧家、民间艺人等喜欢人为造神的人,就给关羽寻客观、找理由,说他是为了保护刘备的两个妻子,不能独自突围,终把出发点归到“忠义”上。再虚构地加上跟张辽约法三章:第一,降汉不降曹,我降的是大汉天子,不是曹操;第二,要善待我的嫂子;第三,将来一旦得到哥哥的消息,千里万里我要去寻兄。曹操答应了,才有了关羽的归顺。小说其实是艺术地以掩耳盗铃的手法,极力夸大关羽的优点,并掩饰或美化他的缺点。

可见至少在历史与小说的加减法运用上,罗贯中是陈寿的“敌人”,他将历史的周瑜带入了歧途,不仅使周瑜冤深似海,而且,几乎永无平反昭雪之日;他将关羽塑造成武功盖世、义薄云天的圣人,而绝口不提他贪恋女色的人生“污点”。

这在艺术上当然很容易解释,因为如果尊重史实,即小说按历史本来面貌塑造周瑜、关羽,那诸葛亮和关羽在小说中的艺术形象便要丢分了。因为,凡《三国演义》的读者,更甭说那些受作为戏曲小生形象的周瑜影响的戏迷们,几乎没有人怀疑最后那个戏剧性地被诸葛亮气死的周瑜,就是历史上真实无误的周瑜。另外,在对关公崇拜根深蒂固的百姓眼里,武圣的神话早已经颠扑不破,有谁会相信关羽近女色的“鬼话”。“真史”反而成了“假说”。每当想到我已经接受或被灌输的历史,有可能是这种“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历史,浑身的毛孔便禁不住渗出一层冷汗。

类似这样的例子,《三国演义》里还有不少,学者们在“纵论”时也讲到一些,像历史上“鞭打督邮”的不是张飞,而是刘备;“草船借箭”的不是诸葛亮,而是周瑜;“单刀赴会”的不是关羽,而是孙权;还有诸如关羽到底有没有一个叫关索的儿子,等等,“历史”与“演义”一经对照,便十分有趣。可见,历史与文学也是忠孝两难全了。最重要的一点当然是,《三国志》是晋朝人写的,《三国志》里以文学笔法记载的生动异常的对话,无疑具有口述史流传的性质,同时,里边有意无意间加入“春秋笔法”都是十分正常的。而在小说《三国演义》里,作者“尊刘贬曹”的主观历史态度,又已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他“春秋”笔力的描写,包括把曹操刻画成奸诈无比的反面人物,把周瑜写成嫉贤妒能的小气鬼,把关羽写成完美无缺的圣人,把诸葛亮写得“多智而近妖”,而这些是仅仅阅读小说《三国演义》所无从知晓的。

也正是基于此,从事了十余年口述史实践与理论研究的我,甚至有时开始相信俄国史学家艾克什穆特在《历史与文学:异化地带?》一文中的斗胆预言:“文学与历史学质上全新的结合将成为下个世纪(指21世纪——按)智力生活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这种结合将成为科学知识的一种形式,其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个别方面进行专题研究,而在于对二者进行艺术综合。……‘极而言之,历史学家的著作将成为一种文学事实,而历史认识则将成为对世界进行审美思考的一种形式。’凡无助于形成艺术的体裁将为历史学家所不取。”“历史学家在与时代对话时,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能只考虑阐述自己研究成果的逻辑,也必须考虑阐述这一成果的形式,尤其是当研究者感到有必要与读者分享他在与过去直接交往时产生的那种感受时。”

如此说来,罗贯中无疑已是这类“全新的结合”的先行者之一,并势必由此产生随之而来的症结,即熟悉《三国演义》的读者中,除了许许多多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三国故事,很少有人会真正去关心,《三国演义》的正式书名究竟是什么?《三国志演义》的作者真的是罗贯中吗?罗贯中是怎样一个人?他的籍贯在哪里?生活在什么时代?都写过什么作品?他在撰写《三国志演义》时,是不是付出了创造性的劳动?这样的劳动应不应该得到确认并受到尊重?更尤其少年读者,我小时候就这样,手捧着《三国演义》连环画,脑袋里一天到晚盘算的是如何按武艺的本事大小排座次,凡是打打杀杀的段落、画面就有滋有味地反复阅读,废寝忘食,百看不厌,书页都看得发黄卷边了。连神仙般晃悠着羽毛扇的诸葛亮,嫌他碍事儿,几乎都是跳过去,不看。稍微大了一点,才知道成年人管诸葛亮的心眼叫“足智多谋”,他原来是忠贞智慧的化身,“出师未捷身先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充满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而且,有许许多多的战争场面是因为有了他才能如此这般的波澜壮阔、惊心动魄、荡气回肠,令人拍案称绝。这当然是罗贯中的艺术功劳;也才慢慢理会,原本代表汉室正统的刘备,虽有“三顾茅庐”的“虚怀若谷”,却并不讨读者喜欢。特别是一想到他作为鼎立三足之一脚的蜀汉江山,最初都是从他自己的刘姓手足那里谋取来的,就更觉得他假仁假义。

常言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毫不夸张地说,听学者们在文学馆“纵论”,实在犹如一卷精华在手,省却光阴无数。拿“三国”来说,大学者刘世德开篇就破题:这部书的正式的、准确的、科学的名称,应当是“三国志演义”。为什么呢?这牵涉到对“演义”二字的理解。用今天的话说,“演”就是阐述、表现、介绍、发挥等等的意思,“义”就是书的内容、蕴涵的思想、故事情节等等的意思。“三国志”当然指的就是二十四史当中的陈寿的《三国志》。所谓“三国志演义”,用通俗一点的话说,实际上就是“演《三国志》之义”的意思。所以“志”字是不能缺少的。接下来,罗贯中的小传、籍贯、生卒年及在创作《三国志演义》之外是否还有其他作品传世,娓娓道出。

刘世德讲“水浒”时就打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我还仿佛在昨:素材好比是做衣服的布料,作品好比是一件漂亮的衣服。布料是一片一片的,零散的。把它们堆在一起,相加起来,并不能成为一件衣服。必须经过裁缝师傅的巧手,零散的布料才能变成漂亮的衣服。布料好比是素材,衣服好比是作品。而那位巧手裁缝就好比是作家。伟大的作品必然是伟大的作家写成的。没有伟大的作家,也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没有一部伟大的作品是“累积”而成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是通过天才的头脑、天才的手,创作出来的。而且,这种创作又必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没有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就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

刘世德讲“三国”时又反复如此强调,只为说明一点:像《水浒传》一样,《三国志演义》也是一部优秀的作品,伟大的作品。罗贯中则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三国志演义》通过罗贯中的创造性劳动而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它绝对不是什么“累积性”的作品。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不是靠“累积”就能得出来的。好作品,优秀作品,伟大作品,是靠作家的头脑,作家的手“写”出来的。侯会在他的《从史实传说,到经典演义——罗贯中是如何创作〈三国演义〉》的演讲中,举出大量生动有趣的例子,力挺此说。

“纵论三国”共分成十五讲,各有精彩看点。无论是段启明讲“择主而事的三国谋臣”的文臣谋略,还是张俊论“五虎将”与“曹八将”的武将忠勇,都凸显出三国作为智慧书的灵性。刘世德谈起“三国”复杂的版本问题,真是当行出色,把个枯燥的话题讲得有了生气,而且,以扎实的考据本领,显示出非比寻常的上乘功力。写过小说的周思源,巧妙地从创作的角度来分析,既然《三国演义》的宗旨是“拥刘反曹”,那为什么刘备不是第一主角?周瑜的“冤屈”是罗贯中让他为艺术献身造成的。周先慎将《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特点和成就,精练地概括为六个字:丰富、深刻、生动。“三国”是一部什么书,到底要表现什么呢?段启明总结为八个字:“歌颂仁政,崇尚人谋”,这就是《三国演义》的主题。在他看来,《三国演义》毫无疑问是儒家的。但这里面无疑有道家色彩,比如诸葛亮的外在形象,披着道氅,拿着羽扇,讲八卦,呼风唤雨,再加上隆中的神秘氛围,人物好像就有了道家的味道。这些不过是《三国演义》的艺术手段,把诸葛亮写得飘飘欲仙,只是为突出他的智谋与未卜先知的性格。

但这一切都离不开对人物成功的艺术塑造,以曹操为例,正如郭英德所说,罗贯中在描写曹操奸诈、残忍一面的同时,并没有回避,而是生动地展现了他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另一面。换言之,在作者笔下,曹操虽是一个反面人物,却不失英雄本色。作为英雄本色的突出表现,作者很注意写曹操的雄才大略和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他在与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就曾说过:“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可见,是他的王者气质、政治智慧和枭雄性格,造就他成为“古今奸雄中第一奇人”。单就写人物来说,我觉得曹操是《三国演义》中塑造得最复杂、最丰满,也最真实、最可信的一个艺术形象。
第3个回答  2006-12-03
人们都说曹操一生奸诈,在奸方面有很多都是因为他滥杀无辜。最有名的就是曹操因为忌才杀了杨修。
曹操越到晚年,越爱犯杀人的“过失”其实到不是他认为谋臣不重要了,天下已大定了,相反,到是他认为自己的来日不多了,谋臣的力量也颇大,如果对那些离心力太强的人不铲除就会让后来的继承人身边不干净,杨修的死就是这样。
第4个回答  2006-12-06
杨修在曹操面前耍小聪明,多次犯了曹操的忌讳,而曹操又嫉贤妒能,所以借“鸡肋”事件把杨修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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