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号发展及演变过程

Question

如题所述

Answer 1

票号又称票庄、汇票庄、山西票庄，广东人称为西号。它的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山西人，主要业务的经营地区间汇兑，但甲午战争后，也愈来愈多地经营存款、放款业务。所以它早已不是纯技术性服务的汇兑业，而包括信用的内容了。
票号的始见时间，说法不一。有说始于明代，[5]有说始于清顺冶康熙间，或乾隆嘉庆间，或道光初。范濂的《云间据目钞》卷三有则“记祥异”说:“有里人马姓者，携资客于京”，徐阶的门客克温“往纳交叙乡谊，甚密，……乘间绐之曰:闻君将以某日归，而孤身涉数千里，得无患盗呼?我当为君寄资徐氏官肆中，索会票若券者，持归示徐人，徐人必偿如数”。徐阶是明嘉靖时松江显贵，那时徐家联号间可能已做汇漂票(会票)生意了，但还不是专业。现在认为设于嘉庆二年(1797)的日升昌是最早的一家山西票号。它的产生情况如下。
当乾隆嘉庆间，有雷君履泰者，平遥县人，领本县达蒲村李姓之资本，在天津开设日升昌颜料铺。所贩颜料中有铜绿一种，出四川省。……尔时各省买卖货物，往来皆系现银，……虽有保镖武士，一遇多人则寡不抵众”。雷履泰“慨运款之不便，闽各商之束手，遂创兴汇兑一法。凡往来银钱，无论大宗小款，皆揽收该铺，代为收交。……省路费，免转输，防劫失，一举而三得焉”。
资料来源: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1936年版第69-76页。
说明:
1、资本额据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载《中央银行月报》4卷1号，1935年。括号内系东亚同文会:《支那经济全书》第3辑第5编“山西票庄”调查，1907年版。
2、仅知号名者，长顺永疑即长慎涌，天盛亨疑即天成亨。又乾隆长系上海人开设，新丰厚系南昌人开设，疑非山西票号。这样，实为45家。

Answer 2

山西票号具体产生的时间，学术界看法很不一致，这些看法主要有：

一、明末清初说。据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转引《中国经济全书》称：“据说开始是山西的康（亢）氏。清初，顺冶年间李闯王造反，不利败走时，所有的金子携带不便，把军中所有的金银财宝放在康氏的院子里而去，康（亢）氏忽拾得八百万两，因此将从来谋一般人便利的山西汇兑副业改为本业，特创票号，至是该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近人徐珂《清裨类钞》称：“相传明季李自成携巨资败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资以设票号。”

二、康熙朝说。李华教授认为：“山西票号在康熙年间早已产生，但在当时票号寥若晨星，可以肯定不会太多。”李华教授的根据有二：一是据何焯《何义门先生集》所载，康熙末年何焯在家时，因生活窘迫，曾将“一应冬衣，俱当在对门当内，因皮钱尤重”，赎不回来，其家人就由原籍苏州向北京天会号汇银九十两，使其“先赎皮袄”。又据康熙40年《康熙南巡秘记》载：“时济南票号适以银款纠葛事，须时敏亲自料理。”
三、乾嘉时期说。民国十二年出版的《晋商盛衰记》称：票商经营，为山西极有名之商业，“创始放前清中叶，当乾隆、嘉庆间”。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称：“溯我票商一业，创始放前清康熙、乾隆时代”。范椿年《山西票号之组织及沿革》称：“雷履泰、李正华于嘉庆二年创立日升昌票号”。
四、道光初年说。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称：“大概是道光初年天津日升昌颜料铺的经理雷履泰，因为地方不靖，运现困难，乃用汇票清算远地的账目，起初似乎是在重庆、汉口、天津间，日升昌往来的商号试行成效甚著。第二步乃以天津日升昌颜料铺为后盾，兼营汇票，替人汇兑。第三步在道光十一年（1831）北京日升昌颜料铺改为日升昌票庄，专营汇兑。”
票号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最初以商号和个人为对象，以内陆商埠为重心，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大量汇兑公款。本回答被网友采纳

Answer 3

山西商帮多数从事长途贩运，商品流转和资本周转慢，垫支资本大，在资本不足的情况下，就需要向社会借贷。例如山西商人贩运福建武夷茶，或安徽霍山茶，或湖广茶，经水陆之途运销至北京、归化城、张家口、蒙古草原、乌里雅苏台、科布多、恰克图和西北兰州、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路程数千里，资本用量大，周转慢，需要大量货款，为了适应营销活动需要，山西商帮首先创办了账局，经营存放款业务，后来，在账局的基础上而形成票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