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在大家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曾经一度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一些小事和误会最后分道扬镳，朋友都做不成。
也许是因为性格不同，也许是因为快人快语，也许只是因为意见不一。总之无论是什么原因，关系越闹越僵。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知名人士之间也经常出现，比如文豪鲁迅和作家林语堂。
鲁迅想必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很熟悉。他不仅仅是一代文豪，更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教育家和革命家。
但大众对于林语堂的认知似乎并没有那么多了解，其实很多文学青年们都喜欢的小说《京华烟云》和《啼笑皆非》就是出自此公之手。他也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翻译家，文学家。两人之间由好友到反目的事情直到今天也让人感到唏嘘。
1923年，年轻的林语堂从国外留学回国，正值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改革。于是经北大的胡适介绍，他受聘于北大英文系教授外国文学课程。
而那时的北大在学术流派上分为两个派系，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的激进派，而另外一派则是有胡适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派。 如果按照推荐人的情况来看，林语堂肯定是要加入胡适这一派的。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他加入了鲁迅创办的《语丝》刊物，这就等于是说林语堂在学术上站到了鲁迅的一边。事实上林语堂从欧美留学之后，身上养成了很浓重的欧美社交习惯，相对于当时中国的 社会 关系并不适应。
他只是根据自己对于文学创作上的喜好而选择了《语丝》。他觉得《语丝》刊物的文章非常的开放自由，同时也敢于针砭时弊说真话。
于是相差十四岁的鲁迅和林语堂便共同以笔为剑并肩战斗。
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先生写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而林语堂也写了非常针对政府的文章。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太过一针见血，所以没有报馆敢于发表。而且林语堂也被当时的军阀政府给盯上了，家门口总有军警特务转悠。
于是林语堂为了避难只好回到故乡福建，到厦门大学出任文科主任。并且将同样受到军阀们排斥的鲁迅也邀请到了厦大。
但事实上鲁迅先生的性格更加各色一些，与厦门大学的同僚相处并不愉快。甚至在那时被理科部主任刘树杞排斥，但是为了同是文科部的朋友林语堂好过一些，几次三番地刁难他都忍了。
1927年初，鲁迅对厦大校长林文庆的旧派作风看不惯，加上本身与其他同事相处不好，于是就离开厦门北上去了广州。 而林语堂在这之后也被排挤了，无奈离开了厦大。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大多数是性格不同导致的，有一个性格相反的朋友其实是一件糟心事。比如你对一件事情的态度模棱两可，而朋友却严肃较真，那么矛盾自然就会出现。如果还不愿意解释清楚化解矛盾，分道扬镳则是时间的问题了。
林语堂受过欧美教育，性格开朗活泼，不拘一格。鲁迅东渡日本学医出身，谨慎刻板言出如山， 性格不同且都充满个性的他们就没有做到互相尊重和恰当理解，于是很小的事情引发的误会就加深了彼此的矛盾。
鲁迅到上海之后生活拮据，经常托北新书局出版自己的书。但是书局老板李小峰由于时局原因常拖欠稿费，这让鲁迅大为不悦，而且坊间因为这件事传言鲁迅爱财如命，还拿李小峰和张友松之间的矛盾写文章攻击他。
鲁迅并没有在意那些胡言乱语的文章，他只是对拖稿费这件事忍无可忍，于是打算要状告北新书局。
郁达夫为了缓和这之间的关系，让李小峰摆了个饭局请鲁迅讲和，林语堂夫妇也在饭局的邀请之列。
去之前林夫人还提醒林语堂不要多说话，谁知在席间提起张友松的时候林语堂多说了两句，似乎是为了缓和矛盾而说了张友松几句不是。
鲁迅喝多了，听罢便产生了一些误会，便拍着桌子质问林语堂为什么人云亦云 。林语堂也据理力争说自己没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呛，饭局不欢而散。
在这之后，两人并没有因此而不来往，但是矛盾加深往往来自于不经意间的积累。林语堂在自己办的刊物《论语》上发表了一篇名叫《我的戒烟》的文章。这篇文章被鲁迅批评说时下的中国不适合这种西洋式的幽默。
而不久之后在黎烈文的饭局上林语堂和鲁迅聊天时突然向鲁迅发问：“您平时抽多少烟？”
他只是觉得当时屋中吞云吐雾的样子有意思而已。但这个问话被鲁迅误以为是拿自己找反驳批评的材料。
于是鲁迅毫不客气地表示： “你知不知道，拿抽烟这种小事做刊物幽默很无聊！这样是办不好刊物的！”一派教训的语气。 林语堂一时语塞，气氛突然紧张起来。
这时黎列文为了缓和气氛便插话希望鲁迅能够在自己的刊物《自由谈》中多多捧场，而鲁迅却调侃道：“你的刊物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那有的是！我想骂的人多着呢！”
这被大家听来是要骂林语堂了，而林语堂也只是讪讪一笑没有回话。
之后的几年，林语堂和鲁迅之间的文学风格也渐渐地不一样了。鲁迅自然是一如既往的唇枪舌剑、执笔如刀。
而林语堂开始走了以“幽默”的方式来对当时 社会 表示不满。 其实二人的行文方向是统一的，只是方式不太一样而已。但也造成了两人决裂的最终形成。
矛盾的加深其实源于一场葬礼。
1932年12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被特务暗杀，林语堂和鲁迅都深切悲痛。
正巧这时他们二人同时被特务严密监视，吊唁的日期被好巧不巧地错开了。鲁迅以为林语堂怕事不来，于是在吊唁仪式上极为生气并表示鄙视林语堂的为人。而林语堂在之后的下葬仪式上也冒着生命危险来了，但鲁迅那天却缺席了。 这个事件让两人的误会更深了。
1934年，林语堂又办起了另外一个刊物《人间世》，于是借此邀请好友来家里吃饭，鲁迅也在席间，这说明两人关系还有缓和的机会。
但是之后《人世间》炒作自寿诗被左翼联盟批评，而且鲁迅作为盟主炮轰林语堂办的《人间世》的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在这之后，有几次鲁迅甚至当面给林语堂难堪，林语堂都不屑与之分辨了。朋友做到了没有架吵的地步，也就算是做到头了。鲁迅与林语堂可以说是彻底决裂。
两年之后，林语堂去了美国，鲁迅在十月中旬因肺结核病亡。两位文豪就此再也无法相见。林语堂在得知鲁迅去世之后，写出了他对鲁迅的看法。
文中表示：自己对鲁迅其实一直很尊敬，两人的嫌隙其实是由于性格不同的自然原因。更何况意见相左未必就不是朋友，而且他们之间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意气之争。
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节目当中曾经提到过： “中国 社会 的人际关系中有三个特点，生人要熟、熟人要亲、亲人要生。而这三种人际关系间的分寸，往往不被人们重视。”
这三个特点被描述得非常抽象，但引发了很多朋友的反思。
在中国的 社会 关系中，往往想要和陌生人亲近都要显得和对方熟络一些；而和比较熟悉的朋友要处得像亲人一样才能加深交往。
但关系太亲近的朋友之间，则要有一些互相尊重相敬如宾的生分才能长久交往下去 。也许如果鲁迅和林语堂之间能保持好这样的交往尺度，他们的友情也不会最终走向反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