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泰勒说：“如果我们忘了《理想国》不仅仅是探讨政府的理论总汇……而是一部由一位雅典人提出的严肃认真的现实改革方案……像雪莱一样，燃烧着‘改造世界的热情’”，我还是不大赞成这样的政治主张。且不谈他的这一主张与他整体主义、规划主义的政治观的一致性，我只谈对该主张本身的几点看法。首先，这样的政治主张无法在政治现实中实施。面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诸多具体问题，哲学并不能有效地加以解决。哲学在西方最开始享有"科学之科学"的美誉，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学之科学”也无法取代各种具体的科学；更不可能是拥有了哲学知识就拥有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哲学上的智慧与现实中的智慧是两回事。哲学家的自负，这是应首先予以批判的。其次，柏的观念中完善的城邦理念实在无法让常人理解，他也不让常人理解。如果他心中的确存在着这样一个完美的图景，他这样作也显示出了他的知识霸权心态；如果他心中根本没有这样一幅图景或者他并不真正信仰它，我们也就只能说他是在故弄玄虚甚至是欺骗。其三，知识与权力的结合，理应有个限度问题。权力完全"知识化"的局面从来没有存在过，也不可能出现；权力纯粹依赖自身运作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问题是，当知识分子尤其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加入到权力系统中，他本身会不会变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这对知识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更为严重是将整个国家的希望寄托于一个或极少数的“智者”身上，无疑让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普通公民的命运受制于少数人，风险大是其一，对个人自由选择权的侵害是其二。同时，这里隐含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假定：智者了解所有人的需求并能选择出“最好”的政治生活方式。其实，有一点常识和自主意识的人都会很容易的看出其中的巨大漏洞：统治者在决策时的限度是一方面；实际政治中他们为了自身利益的考虑是第二方面；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的“善”只能说是带上了以己度人的色彩，是第三方面。这一切并不应因为他们初衷的美好而成为饶恕他们的理由。可取的选择是首先承认知识的限度，个人智慧的限度，在渐进中探索，在探索中渐进；而不是寄希望于对目标及其实现途径一劳永逸的选择。柏拉图的愿望无疑是好的，但他的主张更多地具有个人理想主义的色彩。这固然可以为后人在政治设计时提供一个参照；但若真的付诸实施，其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
顾准在1973年的一封信中写到：“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反之，如果不承认有什么终极目标，相信相互激荡的力量都在促进进步，这在哲学上就是多元主义，他就会相信，无论'民主政治'会伴随不可少的祸害，因为它本身和许多相互激荡的力量的合法存在是相一致的，那末，它显然也是允许这些力量合法存在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了。”诚然柏拉图的时代与顾准的时代大不相同，但如果我坚持个人主义和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解读柏拉图，我仍然会赞同后者的观点：柏拉图的最高的"善"的理念与他的政治主张应分开来看；评价的尺度也应是它是否有利于一个多元的民主的社会的生长。这是我作为一个现代人的“偏见”，但我不认为应当放弃这种偏见。因为一切思考都应与我们现实的生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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