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历史上，陶渊明是知名的隐士，更是一流的文学家。关于他的思想和文学成就，则是古典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云：“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1】（p251）宋人黄彻说“渊明所以不可及者，盖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也。”【2】（p68）鲁迅先生言陶渊明“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2】（p286）陈寅恪先生指出：“渊明之为人实外儒内道。”【3】（p181）无论是“真”与“拙”的分离，还是儒与道的并立，还是并非“浑身是静穆”的复杂，都道出了陶渊明人格的复杂性。当我们重新审视陶渊明这一人物时，他在生活中所体现出的种种极端的两面性——诸如乐观与悲观、满足与苦闷、矜持与卑屈、达观与动摇、恬淡与执迷、超俗与卑俗等等，都显现了其人格结构层次的不同层面。心理学上的人格指的是在个体遗传因素的基础上，通过与后天环境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和较为独特的心理行为模式。陶渊明的人格既有现实人生质朴的一面，又有不染纤尘孤高峻洁的一面。在忧道的人生理想与忧贫的现实困境中，诗人不断追问人生的意义，保持个人在现实的冲击中的完整的生命存在价值。从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碰撞、交织到两种人格的对立统一，陶渊明采取了政治性的退避，寻找内在的人格和不“心为形役”（《归去来兮辞》）、“不委曲以累己”（《感士不遇赋并序》）的生活道路，在对自然和对农居生活的质朴爱恋中找到精神的依托，找寻到一个安贫乐道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从而实现了诗意境界的人生理想。而“陶渊明的思想，无论是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对立统一，还是理想人格对现实人格的超越，无不经历了一个思考选择修正的艰难过程。”【4】（p54）
一、世俗与超俗的矛盾心境
陶渊明的理想人格是在家族功勋和儒道思想的熏染下形成的。渊明曾祖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命子》），但到了渊明这一代已家道衰落。两晋时期，是一个充满血腥、污秽的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上层社会混乱、卑鄙，为争夺权利和扩大势力而产生的兵变和屠戮使政治成为满身血污的砍杀，文人名士在不知不觉中卷入政治的旋涡。加之时代处于门阀制度的全盛时期，人才的迁升以门第的高下和财产的多寡为依据。这对于大量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打击沉重，在这样的险恶世风下，人类文明阵地遭到摧残，知识分子的人格倍受扭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先辈的勋业和由盛及衰的家世对陶渊明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秉承祖业遗训，在《命子》诗中称其祖茂“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其父则“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在诗的最后写到：“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陶渊明盛赞先辈的名士风度，这些先辈的特点皆于陶渊明一生行事为人中所见出，勤恪有为与寄迹风云，功业之显与超逸之概，积淀为陶渊明心理反应模式，其人格中“浑身静穆”与“金刚怒目”的两端实际上直接是这种心理积淀的反映。东晋世风冥契儒道，追求功业与超逸相结合的人格理想也影响到陶渊明，现实中的陶渊明的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无不经受着困苦磨难，积极用世的情怀与对真我境界的追求，对守真、抱朴、还淳的理想境界的向往在现实人生社会意志面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正式归隐之前，陶渊明处于世俗与超俗的矛盾心境之中。现实中的诗人在用世、遁世的矛盾痛苦与抉择后的矢志悲悯中欲罢不能，他以边缘人的姿态徘徊于仕隐之间，处江湖之远而心存魏阙，居庙堂之高时又魂系故园。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陶渊明较早陷入这个怪圈，从而承受内心矛盾、人格分裂的阵痛，以待寻求人生的美好寄托。
（一）归隐田园的悲与喜
陶渊明曾在29岁之后的13年中五度出仕与归隐，而在其归返故乡田园之际，他的心境却表现出令人意外的矛盾性。即使辞彭泽令后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陶渊明心情仍不能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中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这固然是其真实感受，但也可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然而归隐后，官奉告断，拙于谋生，而慨叹贫苦，在维持家计的躬耕实践中，也不免“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躬亲未曾替，寒馁常糟糠”（《杂诗十二首》其八），到老时，以至于作出《乞食》诗。但是，陶渊明不改气节，坚定如是：“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七首》其四）诗人的从容洒脱常常被忧生之嗟所代替，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其临终绝笔《自祭文》最后写到“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十分清楚地表明在诗人心中，生的艰难和痛苦，纵然死亦难了却。
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就有表述：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而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巳者也。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嶷嶷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咏叹，甘贫贱以辞荣。
陶渊明这篇赋，是感叹当时社会已是“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在这种世风日下的情况下，那些怀正志道之士，洁己清操之人，即主观上是具有正直品格的人，进入官场还很难适应的。那么陶渊明为什么出仕？又为什么辞官归隐？按其自己的表述则是因贫而仕，是不合时才辞官归隐，归隐后顺应自然，固穷守志终其一生，他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饮酒二十首》第十九）陶渊明以“傲然称情”贯穿于出世入世中，以超然得失态度为入世事业的人格理想是陶渊明人格层次的高境界，故从深层心理上，我们方可理解其多次出世与归隐其真正目的并执着于仕隐之形迹，如许多评论所认为，是仕隐间的矛盾，而恰是他脱略仕隐，不拘出处，以“纵心独往”、“任怀得意”（《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为人生目标的表现。用诗人自己找出的主观原因，则是“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与子俨等疏》），这是诗人理想人格和现实人格的矛盾与冲突，也是“其人生价值追求的必然结果”【5】（p143）
（二）对“真”与“拙”的生活态度的自负与自嘲
陶渊明及其作品是一个复杂的存在，既有“浑身静穆”的一端，又有“金刚怒目”一面，鲁迅说：“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2】（p286）其旨在说明不可将陶渊明简单化。《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这首诗不仅写守穷之艰辛，更写固节困境的凄凉。又如“白日论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中，夜中枕席冷；气变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八首》其二）极写归隐后的孤寂之困如影随形，陶渊明此时情绪不稳定，对眼下处境似乎不满，索然无聊之时，“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与“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归园田居》其一），“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人事固已拙，聊得常相从”（《咏贫士七首》其六）不同，作者“守拙”自负的气概荡然无存，尤其在《杂诗》其八中写道：“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哲人舒卷，表现得既“方正”又融通，似乎成为诗人人格的两条轨迹。在《有会而作》中写道：“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夕余多师。”表现出渊明在饥饿驱迫下所流露的卑屈态度，这种态度与儒教的正统思想无疑是格格不入的。孔子“君子固穷”之意本是指在高洁不屈的节操支持下固守清贫生活的德行；而所谓“斯滥”则是指背离这种节操，任凭欲望驱使的行为。然而渊明却将心甘情愿接受“嗟来之食”说成是“固穷”的君子行为，这种态度表明“渊明在面临饥饿的生死关头，他既可选择儒家高洁的隐者之道，又可选择佛教的‘乞食之道’。渊明在两者中最后选择了比较安逸的后者。由此观之，他之所以选择生而不选择死，主要并非是出于受佛教信念或思想的影响之故，而是由于本身对生命的强烈眷爱。换言之，是一种苟且求生的心理使然。”【6】（p54）诗人在“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已巳岁三月为建威将军使都经钱溪》）的归隐生活里，落入“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的困境。这是“禀气寡所谐”（《饮酒二十首》其九）的个性所决定的，可见出诗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差异和矛盾。
元兴二年春桓玄攻入首都准备称帝时，陶渊明曾有：“耕种有时息，行为无问津”（《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的慨叹，以隐者自居而希望为时所用。同时作“平津苟不由，栖迟讵为拙。寄意一言外，兹契谁能别”（《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先希望有人问津，继而明确表示希望及时有为，这个希望破灭后遂不得不栖迟于“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的故园，诗人借古书中先贤遗事作为自己的安慰，不得已而守“固穷”的君子之节。这种心潮起伏慷慨难平的表现，与他先前出仕时念念不忘归隐，心向南亩、神往归隐构成自相矛盾。归隐愈到后期，诗人愈陷入失落之悲和“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时三人共在城北讲礼校书》）的老病穷愁中。诗人就这样在出仕与归隐的反复中，内心矛盾痛苦交织难平，仕则有违“质性自然”，况也难望有成；隐却负先师遗训，平生素志也将化为泡影。在仕与隐、忧贫与忧道、心为形役与自然化迁的一次次冲突中，诗人常常借醉泯忧，看似豁达，实却无奈。一切与世事违逆的人都具有某种悲剧色彩。他们在不为人所理解和隔世的孤独感的痛苦中用时间和环境去洗炼深埋在灵魂底层的不能被磨灭的热情和思考。陶渊明即如此，他仕隐几度反复，最后作《归去来兮辞》以为最后决心弃官归隐的宣言。其实，在陶渊明的仕宦生涯中，“真”与“伪”、“刚拙”与“舒卷”的矛盾始终缠绕着他，理想在现实面前受到了严重阻碍。
二、乘化以归尽的人格升华
具体生存状态下的现实人格与“真我”世界理想人格地不断碰撞、交织，使得陶渊明在世俗与隐逸之间不断取向，在经历现实人格对理想人格的挑战中，诗人不断趋向精神意识自由，为了追求这种任真自得、乘化归尽的境界，实现自我人格的完整统一，陶渊明通过诗化人格的行为方式，通过心理和艺术的调适与生命哲思的寄寓，达到对苦难时世和现实困境的超越。
（一）诗意田园的社会理想
顾农说：“对于这种矛盾痛苦（上述人格分裂、内心矛盾）的情形，陶渊明后来作过一个总结，这就是《归去来兮辞》里说的‘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正式归隐是陶渊明一生的重大转折，此后他在相当的程度上克服了前期思想上的困惑矛盾和人格上的分裂，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消除各种焦虑和失衡，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心灵归宿。”【7】（p143）而诗意田园的社会理想则是陶渊明在艰难的现实中，通过心理和艺术的调适所构建的一个心灵归宿。
一件作品是作者心理状态直接或间接的表现物，社会的混乱污浊使陶渊明认清政治的黑幕，毅然决然踏上归途，开始了隐逸林泉的生活。在《归去来兮辞》中，他把做官说成是“深愧平生志”，所以说，他的归隐正是理想人格到现实人格超越的结果。陶渊明之隐是怀道之隐，以隐彰道，他冥契儒道的态度使其既不冷漠避世，也不是愤不释怀的怨恨，而是一只摆脱樊笼后获得了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归鸟。他参悟人生，归园田居，走到另一个恬淡闲适，寄情山水的自我世界，是以理性精神积极进取地生活着，通过否定旧我而塑造新我，寻求新的人生价值。如果说《归去来兮辞》是彻底摆脱仕途回归田园的宣言的话，那么《桃花源记》则是他诗意田园社会理想的呈现。《桃花源记》是一篇有着浮云野鹤般美感的散文，文字轻盈流畅，偶遇、奇闻、返途标识、无人问津……自始自终给人一种扑朔迷离之感。那种“落英缤纷”的美景那种精神世界上“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缥缈令人陶醉神往。文章最后写道：“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从中可以看到作者深深隐藏着的心理情绪：受到统治者和时代的压抑，高山流水不可期的无援的孤独。理想，世人不能理解，即使贤达者亦不能解而彻底走向了虚无。因此，这篇文章在描绘政治理想构思和风土人情之外，除了一定的批判意义，更多的有作者深刻的孤独心境和抵御媚俗心态的弦外之音。他为后代文人塑造了一个安贫乐道的精神家园，也为自己在现实的孤独失志中寻找到一片精神跋涉的田野。从陶渊明写作的思想来看，他设计出一个政治上不存在压迫、经济上没有剥削，人人劳动、个个平等，这样一个充满人间生活气息的乐土，正是体现了陶渊明理想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以他平民心态和纯真感情来处理人生，并在思想升华方面的表现。
（二）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
陶渊明不是我们传统观念所推崇的隐士。他有一种“傲然自足”的超然精神。他的人生经历了“从人世”和“园田居”的反复交替，其早期从儒家手段式的待时之隐到道家目的式的适性之隐，最终，他对儒、道加以扬弃，形成其独特的“隐逸”生活方式，从而做到“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8】（p74）保持了性“真”不泯的纯朴心灵。诗人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
“儒家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是手段式的待时之隐，它因为具有实际的操作性而成为后世不得志文人现实的行动指南，而道家发扬的则是目的式的适性之隐，它虽然实际上难以达到，却是隐逸境界的最高理想，成为身心疲惫的文人们的永久期待。”【5】（p53-54）陶渊明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达到了对儒、道思想资源的辩证扬弃和超越，所以他最终形成了既不同于待时之隐，又不同于适性之隐的独异“隐逸”生活方式。首先，陶渊明对儒家思想有一个由早期的崇奉到后来的怀疑，再到最终辩证的扬弃的过程。当他面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的日下世风时，曾对儒家的价值观提出了怀疑和否定。“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立善常所欣，谁当为汝誉？”《形影神》）“古时功名在，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松柏为人伐，高坟互抵昂……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拟古》其四）在《感士不遇赋》的最后一段说：“宁固穷以寄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蕴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轻市。”这是陶渊明对人生价值的宣言。他是从“忧道不忧贫”到穷不易志，只能走向隐逸避世、安贫乐道的人生归宿。从而扬弃了儒家过于强烈的荣利之心，吸取了儒家思想中“忧道不忧贫”的坚持理想的精神、“中庸”“中和”的境界祈向。其次，就陶渊明的思想和人格所达到的最高境界和最后归宿而言，他对道家思想实亦与其对儒家思想资源一样，已达到辨证地扬弃。《形影神》诗云：“三皇大圣人，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由此可看出陶渊明吸取道家追求个体人格自由、淡泊名利、委运任化的精神。在《与子俨等疏》中：“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独能免？……将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我们不难看出陶渊明发扬了道家自由人格的主题精神，乘化委运，不“以心为形役，甘愿回归自然，从而批判了道家“隐士”任诞恣纵、“道士”妾求长生的根本生活方式与信条。
李锦全在《陶潜评传》中说：“由听天由命到乐天知命，主体的精神境界则更上一层，虽然仍是任其自然，但思想上再没有苦恼和负担，最终成为乐天派……一个人成为乐天知命派是不容易的，也是最无奈的”。【9】（p165）陶渊明从听天由命到乐天知命经过了艰辛的精神跋涉和哲思履历。在形与影的现实焦虑的背后显示的是对生死的焦虑，诗人用来化解生死焦虑的哲学思想，既有道家的齐生死，亦有儒家的顺天命。“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惶惶欲何之？”“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诗人感物伤怀，“委心任去留”有道家“齐生死”的死生为命的思想，“乐夫天命复奚疑？”则是笃信孔儒之“生死有命”的豁达态度。顺随生命的自然变化了此终生，任性而行，随心所欲，还有什么可遑遑终日，还有什么可疑虑不休？这份自然率真是陶渊明的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的自由的生命意识。经过几番仕与隐的波折，陶渊明由早期现实人格与理想人格的分裂，内心矛盾的难平转而任性自为，在对生死之思的过程中，逐渐消除了各种焦虑与失衡。实现了自我人格的统一。真正实现了“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的精神境界。这个“自然”，是指人率真的本性。在“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散之心”（《感士不遇赋》）的社会里，要出仕用世，只能是寡廉鲜耻的作为。所以，只有逃出“樊笼”，才能复归“自然”的本性，这是陶渊明调和儒道的心态，这种人生的思想境界，可以说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陶渊明的精神世界里，他始终把追求任真自得，自然化迁作为理想人格的最高境界。而关注个体精神价值的心态决定了他无论出仕与归隐，都难以摆脱孤独失志的困境。然而，也正是这种现实的困境让陶渊明通过理想化诗意化的方式和对生命的哲思达到了对苦难时世和现实困境的突围和超越，从而体现出一种更为深沉的人生态度和更为豁达的精神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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