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德二年,刚刚称帝没多久的唐高祖李渊就开始杀功臣了,杀的还是唐朝开国功臣中,功劳排在前三,有着“恕二死”特权的刘文静。
刘文静被杀时,唐朝建国才两年,李唐仅占有关中、河东、陇西诸郡,天下未平,这个时候就杀功臣,还是李渊钦定的“太原元谋功臣”之一,这其实很不寻常。
刘文静之死,目前比较公认的有两个原因,明面上的缘由是刘文静和裴寂的权力之争,刘文静不服裴寂官做得比自己大,发牢骚被认定谋反。暗中的缘由是因为刘文静和李世民走得太近,李渊不放心了。
先说第一个原因,刘文静和裴寂有权力争斗,对于皇帝来说,其实是好事,即使李渊和裴寂的私交更好,也不足以帮助裴寂杀掉相当于宰相的刘文静,李渊是皇帝,孰轻孰重应该分得清。
至于第二个原因,武德二年时,李世民还不是后来的天策上将,也没有单独开府的权力,和武德四年剿灭王世充和窦建德之后的权势差远了,刘文静和这个时候的李世民结交,似乎并不足以让李渊忌惮。
武德二年时的李世民别说对李渊了,就连对李建成,似乎都构不成威胁,所以,因为李世民而杀刘文静?这个理由不太能站住脚。
就算是他支持李世民,也未必一定要杀,贬斥夺权就是,后来李世民公开争夺太子时,支持他的人多了去,哪能一个个都杀掉?
因此,为裴寂和为李世民杀开国功臣刘文静,都不是根本原因,实在是李渊想杀刘文静,以刘文静当时的咖位,也只有李渊真心想杀他,才能杀得掉。
根据《旧唐书》中的记载,刘文静在家中酒后扬言“必当斩裴寂耳!”,并起厌胜之法捉妖,然后被家中失宠小妾的哥哥告发,李渊和群臣得到刘文静的供词后,态度是不同的:
文静曰:“起义之初,忝为司马,计与长史位望略同;今寂为仆射,据甲第,臣官赏不异众人,东西征讨,家口无托,实有觖望之心。因醉或有怨言,不能自保。”高祖谓群臣曰:“文静此言,反明白矣。”李纲、萧瑀皆明其非反。太宗以文静义旗初起,先定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平京城,任遇悬隔,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
从刘文静的供词看,他也说得很明白,就是对裴寂不满,而且是酒后怨言,顶多也就是抱怨赏罚不公而已,李纲、萧瑀和李世民也都认为凭这几句话不能定谋反之最,可李渊一语就定下了谋反之罪。
在李渊表态后,刘文静的死敌裴寂才建议“今若赦之,必贻后患”,于是,刘文静被杀,从经过看,很明显是李渊想杀刘文静。那么,李渊为何迫不及待地借虚无的谋反之罪杀刘文静?
说刘文静要谋反,估计天下人都不会相信的,隋唐时期是个比较特殊的时期,有资格对帝王造成真正威胁的,只有可能是顶级门阀和世家。
刘文静并不是顶级门阀和世家出身,否则,不会在隋朝为官时,四十多岁了还只是个县令,没跟没底的,他能谋反?满朝权贵有几个会跟着他干?这一点,估计连李渊都心里门清。
所以,谋反罪只是李渊的借口,这个借口别人认不认可没关系,反正,他就是要杀刘文静,至于原因,或许跟李渊太原起兵前后,刘文静担负的职责有关。
李渊当初在太原准备反隋时,因为担心腹背受敌,曾经向突厥称臣,虽然李渊也说了“然逼于时事,不得不尔”,但这个事始终是他心里的一根刺,史书上不好交代啊。
而根据史书中的记载,当时建议和办理跟突厥接洽事宜的,就是刘文静,史载:“文静劝改旗帜以彰义举,又请连突厥以益兵威,高祖并从之。因遣文静使于始毕可汗”,他是除去李渊的几个儿子外,最清楚李渊和突厥有什么勾当的亲历之人。
其余的臣子知道起兵之初和突厥联手的事,但并不知道详细的因果和李渊到底付出了哪些屈辱,给突厥可汗的文书上有哪些不堪之言,这些,全在刘文静的肚子里装着。
而且,史书上描述的是刘文静建议和突厥联手,也未必就完全准确,也有可能是李渊提出来的,但史官为他遮掩,改成是刘文静建议,这种事终究不好让开国皇帝去背锅,唐朝史官也有改史书的习惯。
但不管是李渊建议的也好,还是刘文静建议的也好,刘文静知道详细的李渊对突厥卑躬屈膝的过程和内容是肯定的,满朝文武中唯他一人。
从李渊的角度来想,当然希望刘文静小心谨慎,把和突厥交易的事瞒到死,但从刘文静被告发一事上,李渊看出来了,刘文静是个大嘴巴,且保密意识欠缺。
重要的是,刘文静已经“出言怨望”,这个埋怨不仅仅是对裴寂,也有对李渊,心怀不满,还是个大嘴巴,李渊太不放心了,贬官?他要是在地方上胡说八道怎么办?说别的不要紧,要是乱说突厥的事,李渊就头疼了。
于是,李渊干脆就借刘文静犯事的机会把他杀掉,虽然是开国之初,天下未平,这个时候杀功臣影响不好,可李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和突厥勾结一事,朝廷中或许还有不满的,杀掉刘文静后,也可以完全让刘文静去背锅,且刘文静非顶级门阀和世家的出身,也让李渊能放心杀掉他,而不用担心政治上的后患。
综上,身为“太原元谋功臣”前三的刘文静在唐朝武德二年时就获罪身死,不是因为他真能谋反,也并非和李世民关系亲密,或许是没有遵循“臣不密则失其身”而带来的后果,即使不是琢磨出来的原因,仅仅是史书上记载的缘由,也同样印证这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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