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奴隶社会是在干戈碰撞的电闪雷鸣中拉开帷幕的。大禹的儿子启，改变了过去禅让方式确定首领的做法，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的奴隶制国家夏(约公元前21世纪一前16世纪)。这种做法立刻引起了东夷部落的强烈不满，在首领伯益的领导下，起兵反抗，爆发了夷夏战争。后来，伯益战败身亡。启为了镇压东夷的反抗，非常重视军事训练，把他的军队集中在大乐的旷野里进行击刺练习(《山海经·海外西经》)。东夷族善于使用弓箭，有很多神箭手。古代神话中有名的英雄，曾经弯弓射落过九个太阳的羿就是他们后来的首领，在夏启的儿子太康继位后，羿率领着他的神箭手们又与夏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从此，战争就成为促进武术发展的主要动力，武术的发展与战争形式的变化、兵器的演进、战术的更新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发展使得武器的质量大大提高。在春秋初期，铁的质量还很差，当时的兵器主要用青铜制成。青铜被誉为“美金”，而铁则被称为“恶金”，只适合做一些笨重的农具(《国语·齐语》)。但是，到了春秋末期，位于南方的吴国和越国已经可以制造铁剑了。当时有两个著名的制剑专家，一个叫欧冶子，一个叫干将，曾经为楚王造剑。他们选用茨山的矿石，冶炼成铁，锻制成三把铁剑，分别取名为龙渊、泰阿和工布(《越绝书·越绝外传记宝剑》)。战国时铁制兵器的使用越来越普遍，考古研究表明，战国时期的铁兵器虽然还不能完全取代青铜兵器，但已占据主导地位。此时的兵器不仅种类大大增加，而且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铁兵器有刀、枪、剑、戟、矛、匕首、箭镞、铠甲、兜鍪[mou谋，头的护具]等。战国初期的青铜剑，质地很脆，而且剑身很短，全长只有50厘米左右，因为长剑在格斗中很容易折断。战国中期的铁剑，由于质地坚韧，长度增加了一倍多，而且非常锋利，可以刺透坚固的盔甲(《史记·苏秦列传》)，战斗性能大大提高，成为近战格斗的重要武器。
车战向步战的转变，促进了短兵器战斗技术的发展。造工精良的铁剑的出现，为短兵相接提供了有效的武器。于是，携带方便、使用灵活的剑成为军队中的主要短兵器。剑术在春秋后期开始出现，史籍中也开始出现关于剑术家的记载。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报仇复国的越王勾践，曾请了一个埋名隐姓、生活在山林中的剑术家越女给他的士兵传授剑术。这个越女不仅剑术极精，而且还有一套理论。她说，剑术看起来似乎浅显而容易，但是其中的道理却深邃而精妙，有门户的开合，阴阳的变化。用剑进行搏斗时，精神要充足，外表要沉稳，看上去安祥平和，像一个文静的少女，一经交手才知道凶猛如同恶虎。这样的剑术家可以以一当百，以百当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剑术不仅在春秋战国的战场上发挥着临阵杀敌的重要作用，而且也是一种表演艺术。战国时出现了一些专门以击剑为生的剑客，这些人的行为举止、穿戴打扮都与常人不同。他们往往形容粗犷，不修胡须，头发蓬乱，帽子随随便便地扣在头上，穿着粗俗的短衣，目露凶光，不善言谈。不少国君都喜欢观看击剑，赵惠文王(公元前298—前266年在位)是其中最着迷的一个。他养了3000多这样的剑客，把国家大事放到一边，一连三年，以观看击剑来取乐。战国时的击剑是一项非常残酷的体育娱乐，与古罗马的角斗差不多，是以生命为代价的。赵惠文王的剑客们一年就有100多人在剑下伤亡(《庄子·说剑》)。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临阵打仗，还是击剑娱乐，剑术的好坏都关系到格斗者的生死存亡，所以这时的剑术都是非常实用的实战技术，没有半点华而不实之处。在格斗时，往往先以假动作欺骗对手，等到对手开始动作，自己再动。不动则已，一动起来就疾如闪电，这样，虽然是后发制人，却往往抢在对手之前击中对手。(《庄子·说剑》)
步兵的近战格斗也促进了赤手空拳的肉搏技术。在武器损坏或失落时，徒手的拼搏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记载了晋文公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与楚成王搏斗，被楚成王压在下面。这虽然是一个梦，却反映了当时战斗中的实际状况。古代的徒手格斗有不同的名称，有“搏”、“相搏”、“角力”、“戏”、“批”、“手搏”等，是重要的军事训练内容之一。带兵打仗的将军们都有徒手格斗的本领。《春秋·僖公元年》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鲁国与莒[ju举]国打仗，鲁公子友率兵打败了莒军，擒获了莒军主将莒拿。战场上的胜利似乎未能使他完全得到满足，于是，公子友命令他的部下走开，自己与莒拿进行一对一的徒手搏斗。想不到莒拿手搏的技艺十分高超，公子友被他压在下面，急切之中，在部属的提醒下，公子友拔出名为“孟劳”的宝刀，刺死莒拿。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手搏不是闹着玩的，一方被压倒在地，手搏并没有结束，大概是有受伤、甚至丢失性命的危险，公子友才不顾自己的名誉，违背手搏的规定，拔出刀的。当时的徒手搏斗，常用一些击人要害、置人于死地的手法。这时的手搏实际上是摔跤、拳击、擒拿等各种徒手格斗方式的综合。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形式的深刻变化，使中国古代的军事理论迅速丰富起来，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著作，如春秋时的《孙子兵法》、战国早期的《吴子兵法》、中期的《孙膑兵法》和后期的《尉缭子》。这些兵书不仅讲怎样带兵、打仗、布阵这些纯军事方面的问题，而且渗透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军事与哲学融为一体，这对后来中国武术与哲学的结合，形成中国独特的武术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秦朝(公元前221—前207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战乱，人民迫切需要一个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位于西部的秦国，顺应了这个历史潮流，扫平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天下。
推崇武力、靠打仗起家的秦王朝，在掌握了政权以后，准备从秦始皇开始，千秋万代把皇帝当下去，永享太平，就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下令严禁民间操戈习武，以防止六国的残余力量和老百姓起来造反。秦始皇命令将散落在民间的兵器收集起来，全部销毁，浇铸成12个每个重24万斤的巨大铜人。秦始皇的这种做法，限制了武艺在民间的发展。但是，却促使以前与军事结合十分紧密的一些武艺，如手搏、角力，逐渐脱离了实战，发展成一种娱乐活动，叫做“角抵戏”，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将“讲武之礼，罢为角抵”。秦二世胡亥就很喜欢在宫中观看这种徒手搏斗的“角抵戏”。战火快烧到家门口了，他还津津有味地在甘泉宫里欣赏角抵戏。
军事武艺娱乐化，是武术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秦朝虽然没有像秦始皇所期待的那样千秋万代存在下去，相反，只持续了短短的15年，但是它为武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
秦朝这种徒手格斗、以娱乐为目的的角抵戏，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初期被视为玩物丧志，不利于社稷国祚，被汉高祖刘邦禁止过。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的繁荣，角抵戏越来越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不仅成为汉皇室贵族们在饭余酒后喜爱观赏的一种表演，而且也是向四方来宾显示国力的一种手段。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公元前140—前87年)，国力强盛，再加上武帝本人特别欣赏这种活动，角抵戏迅速发展，表演的节目不断增加，规模也越来越大。汉代角抵戏后来发展成为包括歌舞、音乐、杂技、魔术等众多节目的一种综合性文艺大会演。每逢节日和外国贵宾来朝，就举行这种表演。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春天，汉武帝盛会招待外国来宾，为显示国力，不仅请来宾们参观国家藏储的奇珍异宝，以“酒池肉林”款待，还为他们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角抵戏表演，方圆300里内的老百姓都赶来观赏，盛况空前，也是从这时开始，角抵戏的内容逐年增加，规模越来越大(《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武帝纪》)。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角抵戏因耗资巨大又曾被禁止过(《汉书·元帝纪》)。但是，不久便又恢复了。由于角抵戏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已经突破了“角抵”一词所能包含的范围，于是到了东汉(公元25—220年)人们就称它为“百戏”。在这种综合性的文艺大会演中，最受人们欢迎的仍然是徒手格斗的项目，如角抵，还有持兵器的表演，如“东海黄公”，就是很吸引人的一个节目。这个节目取材于古时候的一个传说，东海郡(今山东剡城县)人氏黄公，年轻时擅长一些法术，有降龙伏虎的本事，经常身佩赤金刀，头扎绛色的绸带，表演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幻术。但是，后来，黄公年老体弱，再加上饮酒过度，功力大衰。秦朝末年，一只白虎在东海境内出现，黄公手提赤金刀前去杀虎，不料，法术失灵，反而丧身虎口。这个故事，成为汉代百戏中一个重要的表演内容，张衡的《西京赋》中也提到过。在节目表演中，化了妆的黄公，在器乐的伴奏声中挥舞宝剑，表演与老虎周旋、格斗的各种动作。但是，由于这种表演追求的是吸引观众兴趣的观赏性，这一部分内容越来越脱离武艺，从而走上戏剧化的道路。
在秦朝时，北方的匈奴族已经十分强大，不时南下侵袭。秦始皇不得不花费极大的力量修建万里长城。到了汉代，匈奴更成了边境上的主要威胁。匈奴以骑兵为主，灵活机动，常常来无影去无踪。为了对付这种高度机动性的军队，汉朝也发展起了以骑兵为主力的军队。骑兵交战以砍斫为主，很少有刺的动作。而剑在砍斫上远不如刀来得便当，于是，环柄刀代替了剑，使得剑在战场上的使用价值大大下降。到了东汉末年，环柄刀几乎完全取代了剑，成为军中主要的短兵器。
剑在战场上地位的下降反而使击剑的风气在社会上风行开来，人人都喜欢击剑，喜欢佩带宝剑，剑术有了很大的提高。上至皇帝，下至文武百官，每人都在腰间挂一口宝剑(《晋书·舆服志》)。虽然从汉代起，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已经形成，但是，当时的读书人却一点儿不像封建社会后期那些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大家都以能文善武而自豪，许多文人墨客与剑术结下了不解之缘。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的祖上在赵地就曾以传授剑术而驰名；东方朔15岁就学习击剑；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年轻时不仅喜欢读书，而且喜欢击剑。汉武帝时，勃海郡博学多文的儒士隽不疑，应邀去见一个大官，看门人要他解下佩剑，隽不疑十分坚决地回答道，剑是君子用以自卫的武备，不能解(《汉书·隽不疑传》)。陈寿写道他在“安平之世而刀剑不离于身”《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这个时期还出现了不少专门讲击剑方法的文章，据《汉书》记载，这样的文章有38篇，可惜后来都失传了。东汉末年，剑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出现了不少技艺高超的击剑家，这些人游走四方，传授剑术。如在汉桓帝和汉灵帝年间(公元147—189年)，在首都洛阳城，一个叫王越的剑师就十分有名，教过不少徒弟。
由于武术的成熟及其在社会上的广泛流传，从宋代开始，特别是在明代以后，关于武术的 武术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武术内功的出现。明清时期也是气功学术最为繁荣的时期，气功著作大量出现，气功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得到空前普及。武术与气功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武术与气功的结合，易经筋和太极拳的出现标志着武术技击与内功修炼的结合已经进入成熟阶段。在此之前，古代的气功导引术主要用于治病保健，并不强调内壮外勇，而易筋经则跳出了医疗保健的轨道，不再以治病防病为目的，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强身壮力，以“气盈力健，骨劲膜坚”为目的，因此，成为少林武术家必修的基本功法。
从此，内外结合，交修互练就成为中国武术的一大特点，中国的武术家也同时是功力深厚的气功家。
中国武术这株奇花异木，萌芽于人类懵懵懂懂的远古时代，经过几千年血与火的磨砺，终于在封建社会的晚期结出了累累硕果。
追问能不能把汉武帝后的给续上 谢谢了
追答射箭在汉代的战争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在长达百年的汉朝与匈奴的战争中，涌现出大批的神箭手，留下许多神箭手的传奇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广射虎”。李广是汉武帝手下的一员大将，人称“飞将军”，有一身的好武艺，他身材高大，双臂颀长，天生是一个神射手的材料。李广对射箭有着特别的爱好，平时呐口少言，一有空不是在地上勾画战阵，就是练习射箭，经常以射箭比赛作为军旅的娱乐活动，练出了一身超群的射箭技艺。有一次，李广在夜间巡逻，看到草丛中蜷伏着一个黑影，以为是一只老虎，便张弓一箭射去，天亮后一看，原来是一块巨石，李广的箭，连同箭尾的羽毛都深深地射进这块石头(《汉书·李广苏建传》)。在夜间射得这样准确已十分不易，将箭射入坚硬的石头，更是需要超人的神力。由于射箭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西汉专门设立了掌管射箭训练的一种官职——“射声校尉”。这一时期论述射箭方法和理论的著作也出现了，如：《逢门射法》、《李将军射法》、《魏氏射法》等等。(《汉书·艺文志》)
三国(公元220—265年)、两晋(公元265—420年)、南北朝(公元420—589年)时期，战乱一个接着一个，社会处于不断的动荡中。人们生死无常，社会地位变化迅速。今天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成为阶下囚。今日荣华富贵，明日就可能一贫如洗。这种社会状况对武术的发展有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这一时期，特别是两晋时士族阶层及时行乐、腐化堕落的思想泛滥，使得文弱的风气流行开来，妨碍了武术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在长期战乱的环境中，谁有军事实力，谁就能称王称霸，因此提高了武艺的重要性。再加上骁勇的北方各民族逐鹿中原，相继在北方建立政权，丰富了武术文化，这又促进了武术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