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变
所谓隶变，是汉字由篆书到隶书的演变，是汉字由古体（古文字）演变为今体（今文字）的一次质的飞跃。这个演变从战国后期开始，到汉代中叶汉隶形成结束，经过了二三年百年的时间。其间以秦汉之际的变革为最激烈，所以我们用秦篆（小篆）与汉隶作比较来说明隶变中的问题。
汉字在隶变之前，从商代的甲骨文到秦代的小篆，形体外观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若从内在的构形来考察，仍然没有超出以基本构件的象形为特征的线条表意结构的范畴，在构形过程中能反映造字意图的“笔意”依旧存在，只不过是不断有所淡化罢了。经过隶变则不然，它仅用不同形态的不同点画取代了篆书单一的线条，变化了行笔的方向，彻底摈弃了原有的象形特征，而且对整个汉字的构形作了一番全面的大调整，使篆书的笔意几乎被完全隐没，代之而起的是点画组合而便于书写的“笔势”。
纵观隶变前的篆书形体和隶变后的隶书形体，将再会得的构形进去地比而作全面的考察，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上我们可以看到种种不同的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可以归纳出隶变对汉字构形进行高速的过程中采用的方式和方法。这些方式方法最主要的有如下几种：
（1） 用一个新的构件取代篆书中的不同构件（如包括某一构件的局部和相关构件组合后的合部或局部）。例如秦、春、舂、奉、奏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它们的上部都不尽相同的两个构件的组合，隶变之后都被同一个新的构件“ ”所取代：
（泰）
（春）
（舂）
（奉）
（奏）
从篆书的角度看，就是这些字中原本构形不同的那个部分被完全“同化”了。又如青、责、素、表、毒等五个字，在篆书中其上部也是各不相同的，隶变后都被同一的构件“ ”所取代，其中青、责、素三字取代的是不同的单一构件，表、毒二字被取代的是相关构件组合的局部。这种用同一构件取代不同构件的现象可以简单地称为“混合”，是隶变过程中使用得最多的一种作法。
（2） 将篆书中的同一构件形态分异成不同的构件形态。在篆变书中，同一个构件的形态与写法在不同的字中是基本不变的，隶变中却往往因字而异，变化这一要件的形态与写法，使之变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不同形态的构件。简单地说，就是把一个构件的一种写法变成了几种不同的写法。例如令、危、辟、御、色五个字，它们在篆书中所共同具有的构件，尽管所处方位有异，但其形态与写法是完全相同的。隶变之后，这个构件却因所处方位的不同而分别变化出了五种不同的形态和写法：
（令）
已（危）
尸（辟）
卩（卸）
巴（色）
也就是说，篆书的构件 ，到了隶书以后被分异出了五个形态不同的变体与之相对应，有了五种不同的写法。又如弄、兵、奂、丞四字中的廾、、大、 的不同写法，也是隶变对篆书构件 分异的结果。这种分异现象，在我们平常所说的偏旁部首（成字构件）中也时常可见，比如“心”作为偏旁部首字，在小篆中无论在什么位置上都写作 （情）、 （慕）；隶变后，在左旁写作“ ”（性、惟），在下边则作心（忠、志）或作“ ”（恭、慕）。再如首部字“手”、“火”、“大”、“水”等，都有这种情况。
小篆经过整理在建立其构形体系的时候，对汉字的基本构件（特别是成字构件）的形态与写法），已经作过高度的规范，尽量减少变化，这很有得简化汉字的构形系统，显现字的构形理据、养活字的识别难度。照理说隶变是不应该再出地构件的分异而使汉字形体变得更为复杂化的。推求这种分异现象出现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隶变并非从小篆开始，有的分划现象在小篆之前本已存在；二是适应笔势发展变化的需要，便于字的书写；三是为了隶书在形体结构上的均衡、协调而达到美观的目的。
（3）省变篆书繁复的结构和工时划。具体作法主要有：①改变某个要件的写法，减少其中的笔划，例如 -书；②减少构件，例如 —雷、 —屈；③舍去笔划多或是重复的构件后选用一个笔划少的构件来代替，例如 —则； —善；④合拼两个构件的同时加以改造，例如 —曹、—晋；⑤在一定的部位简化部首构件，例如“阜”在左简化作“阝”： —阿，“邑”在右简化作“阝”： —邦。从总体上看，隶变后的汉字形确实要比篆书简练得多，同时也更便于书写。
（4）别构一体。有些字在隶变之后，无论是笔道方向、笔顺还是整个字的构形，都与小篆有明显差异，几乎是变得面目皆非，很难找到前后两者的对应关系了。例如 、 、 、 ，隶变之后分别作泉、冬、西、票，与原来的小篆体格大为异样。这些经过改变其构形，书写起来既简便又顺当。
以上介绍的是隶变对汉字形体作全面调整时所采用的几种主要的方式与方法。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这些方式与方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往往不是单一使用的，时常是几种方式与方法的交错并用，比如在混同构件时往往带有省变，而在省变过程中又时常包含构件混同；我们之所以分项表述，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
隶变使汉字形体彻底摆脱了古汉字象形、象意的桎梏，冲破了篆书线条结构的严密裹刺的纠缠，由“描绘”符号一变而为“书写”符号，面目焕然一新、简洁明快，能更好地适应毛笔的性能，便于书写，大大提高了汉字作为汉语工具的功效。直到今天，两千我年过去了，实用中的汉字形体（指文字构形），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见，隶变在汉字发展史上确实是一次质的飞跃，所以人们把它看作是古今文字的分水岭。
隶变在汉字发展史上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以象形、象意为主体的古汉字，虽然具有直观表意的功能，便于人们察形见义，但这只限于本义。而人世间的事物及其发展是无限的，绝非几千个本字本义所能概括得了。即便是在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中，应用本字本义也为数极少，在绝大多数的场合是用假借义和引申义，而假借义和较远的引申义是与字形没有直接关系的。可见作为语言载体即记录符号的字形，是不可能标示语言中的全部词义的。反过来说，字形不直接标明词义也同样可以充当记录语言的符号。既然如此，那么这种符号在不丧失构形理据的前提下，总是越简单、越便于书写越好。象形、象意的古汉字形体繁杂，极不便于书写，很不适应社会进步和语言、文化发展的需要。先民在长期使用古汉字的过程中，也力图将它改造，使之简单化、符号化，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改造的进程总不快。直到战国时期，文化、学术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的思想有所解放，为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对古汉字形体的改造也有较大的突破，可惜由于国家分裂而走了歧异混乱的歧途。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文字，固然是一种进步；但是他为着显示自己是商周的承统天子，鄙视诸候，用确立直接继承甲骨文、金文传统的小篆来统一六国异文，“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无疑是把六国文字中一些对古汉字有所突破的合理成份排斥掉了，这实际上是人为地把古汉字的发展引进了一条复古的死胡同，因为形体繁复、结构法则森严的小篆，比起甲骨、金文来，除了更加规范化以外，在衫上并不方便多少。所以秦始皇在颁布小篆的同时，在“官狱职务繁”、诸事急的情况下，不得不大量使用当时的民间俗体古隶。这也就是说，秦始统一六国文字是对的，但在各诸侯国（包括秦国）对古文字已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的时候，不采用已有的进步字形，因势利导，反而推行落后于时代的小篆，这就走了一段回头跃。而实践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隶变的意义就在于，在这条路走不通的时候，能及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汉字进行了一场全面的改造，既从书写形式上实现了革新，大大提高了汉字的使用效率，又在本质上保持留着汉字的表义特性，从而使古老的汉字面貌焕然一新，大大增中了它的生命力。当短寿的秦王朝一覆灭，生机勃勃的隶书便随着汉王朝的兴起而取代了小篆的官方正式字体的地位，一任四百多年，后来又脱化出楷书，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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