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把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综合于一书,使得《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i究范围之内,从而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 ,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体史书,又是一部传纪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成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自汉至清,《史记》的研究专著与论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韵训诂、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读法、评注等领域。方法是抄摄材料,排比引证,基本是微观的甲说乙说的“文献”研究。
20世纪以来,司马迁与《史记》的学术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学者除了对司马迁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记》的名称、断限、体制、取材、篇章残缺与补窜、义例等具体问题的考证之外,更加扩展了《史记》的综合集成研究。
他们以文献为本,汲取本土考古学成果,结合西方史学学理与方法,考证精严,论断谨慎,逻辑分析严密,极大地推动了大陆《史记》从“史料学”到“《史记》学”的进展,突破性成果较多。
例如王国维首用甲骨文、金文证明《史记》记载的三代历史为可信,从王国维与郭沫若同用汉简考证司马迁的生年到陈直的《史记新证》,都可看出考古文献得到了极大利用。
而这一百年的考据研究主要集中于司马迁的行年、《史记》疑案、马班异同考论、《史记》与公羊学、《史记》三家注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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