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法联军攻占北京令清朝统治者惊惶失措。大清国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用领土、主权以及一系列经贸特权暂时满足了欧洲侵略者之要求，同时太平天国也进入低潮，局势暂时稳定。
清政府中一些大臣痛定思痛，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在中央执掌大权之恭亲王等人，认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继承了魏源等“经事派”提出之“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张摹习列强之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通过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模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之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此等人因此被称为“洋务派”。
1861年1月11日，咸丰帝批准了恭亲王奕䜣，会同桂良、文祥上奏之《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之洋务运动从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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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洋务运动初期，洋务派以“自强”为口号，通过引进大机器生产技术，在各省成立了新的军事工业，以加强军事力量。如安庆内军械所（安徽安庆，曾国藩）、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崇厚）、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李鸿章）、汉阳兵工厂（湖北汉阳，张之洞）、金陵机器制造局（南京，李鸿章）、福州船政局（福州，左宗棠、沈葆桢）和西安机器局（西安，左宗棠）等。
但由于生产管理方式是官僚主义旧式管理，加上产品仅供政府使用，不计成本，使得这些军事工业的产品大多没有利润，因而很少有再继续投资扩大生产的。
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属于官办性质，其经费主要来源是海关关税、军饷和厘金。所生产的产品不经过市场流通领域而直接调拨给湘军，淮军与沿海各省军用。19世纪80年代后因为各局厂经费短缺，以往那种不计价格的调拨方式有所改变。
例如南洋和广东先后向福州船政局订造兵船，均以协款名义先行预付船价半数左右。此后沿海各省中那一省需兵船就由何省筹款。并按照福州船政局为南洋代造快船成例办理。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机器局的每年岁入中都有各省解还的军火费用。
同时，各军火工厂的生产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果所产某种武器成本和售价过多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就会停止生产。这说明虽然是官办的和不为交换而进行的军火生产，也无法完全规避价值规律的制约。因此，这些军事工业逐渐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洋务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