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距今最近，许多建筑佳作得以保留至今，如京城的宫殿、坛庙，京郊的园林，两朝的帝陵，江南的园林，遍及全国的佛教寺塔、道教宫观、民间住居、城垣建筑等，谱写了中国古代建筑史的又一光辉华章。
在城市建设上，受封建礼教观念深刻影响，经济中心结构城市常借鉴政治中心结构城市空间组织方式，将它作为理想范本，然而城垣总是在经济最活跃的方位被突破。经济中心结构城市空间设计十分灵活，道路空间随街巷建筑性质不同灵活变化，或开或合、或收或放。城镇主空间围绕该城标志性地段展开，空间开放。一些商业及生活设施以小品形式出现于街头巷尾，成为地段重心，如井台、街亭。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
在陵墓建设方面，随着南方园林建筑艺术的发展，明代陵园建筑的艺术风格比较以前历代都有较大的突破，形成了由南向北、排列有序的相对集中的木结构建筑群。
明成祖迂都北京以后的诸皇帝陵墓大都集中在北京的天寿山，统称为“
明十三陵”，是明清帝陵中艺术成就最为突出者。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推崇皇权，恢复了预造寿陵的制度，并且对汉唐两宋时期的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首先，陵墓形制由唐宋时期的方形改为圆形，以适应南方多雨的地理气候，便于雨水下流不致浸润墓穴。所以，这一时期非常讲究棺椁的密封和防腐措施，墓中的尸体一般都保存得比较好。其次，陵园建筑取消了下宫建筑，保留和扩展了谒拜祭奠的上宫建筑，相应也取消了陵寝中留居宫女以侍奉亡灵起居的制度。这是对陵寝制度的重大改革。它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陵寝中原始迷信的方式逐渐废止，更加突出了朝拜祭祀的仪式。
从明太祖朱元璋起就严禁后妃参政，这在葬制上体现为在
明英宗以前，除皇后附葬帝陵以外，其他宫妃大多殉葬而死。据
《李朝实录》记载：殉葬的那一天，殉者先要赴宴，宫内摆设宴席，这时哭声震天，她们被迫站在小木床上，将早已准备好的绳索套在脖子上，活活吊死，惨不忍睹。这种残酷的人殉制度，一直到明英宗后才被废除。
明代对陵寝的保护，比以前更加严密和制度化。比如图谋要毁山陵的，以“大逆”罪论，不分主谋从谋一律
凌迟处死；偷盗大祀神中御用的祭器、帷帐等东西一律斩首；山陵内盗砍树木的斩首，家属发配充军。另外，明代专门设有神宫临军，专门掌管陵寝保卫，还设有一卫驻兵屯军保卫陵寝外部，真可谓壁垒森严。
清入关以后，十个皇帝，除末帝
溥仪没有设陵外，其他九个皇帝都分别在河北遵化县和易县修建规模宏大的陵园。由于两个陵园各距北京市区东、西一百里，故称“
清东陵”和“
清西陵”，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帝王陵墓群，其巧夺天工的建筑艺术，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清东陵和清西陵在规制上基本沿袭明代，所不同的是陵冢上增设了月牙城。另外，明十三陵中，只有长陵有“圣德神功碑”，而清东、西二陵中则有数通。陵园的布局与明代相比也发展到更成熟的阶段，按照从南到北的顺序，都由石像生、大牌楼、大小石桥、龙凤门、小碑亭、神厨库、东西朝房、隆恩门、东西配殿、隆恩殿、琉璃门等大小建筑组成。每座帝陵附近一般都附有皇后和嫔妃的园寝。
明、清时期造园理论有了重要的发展，明末出现了吴江人计成所著的《园冶》一书，这一著作是明代江南一带造园艺术的总结。该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园林中的空间处理、叠山理水、园林建筑设计、树木花草的配置等许多具体的艺术手法。书中所提“因地制宜”、“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等主张和造园手法，为我国的造园艺术提供了理论基础。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帝王苑囿与私家园林总体布局有的是在自然山水的基础上加工改造，有的则是靠人工开凿兴建，建筑宏伟浑厚、色彩丰富、豪华富丽，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个造园高潮。皇家园林的鼎盛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这时的封建帝王全面接受了江南私家园林的审美趣味和造园理论，所以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多与离宫相结合，建于郊外，清代有若干皇帝不仅常年在园林或行宫中处理朝政，甚至还美其名曰“避喧听政”。另一方面，皇家造园追求宏大的气派和皇权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就导致了“园中园”格局的定型。同时，出于整体宏大气势的考虑，势必要求安排一些体量巨大的单体建筑和组合丰富的建筑群，这样也往往将比较明确的轴线关系或主次分明的多条轴线关系带入到原本强调因山就势，巧若天成的造园理法中，这也就使皇家园林与私家园林判然有别。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
明清宫苑，特别是清朝的园林，除继承了历代苑园的特点外，又有新的发展。它的特点是使用上的多功能，如听政、看戏、居住、休息、游园、读书、受贺、祈祷、念佛以及观赏和狩猎，栽植奇花异木等，如在著名的
圆明园中，连做买卖的商业市街之景也设在其中，可以说是包罗了帝王的全部活动。还有一个特点是建造的数量大，特别是清朝，园林艺术装饰豪华、建筑尺度大、庄严，园林的布局多为园中有园。在有山有水的园林总体布局中，非常注重园林建筑起控制和主体作用，也注重景点的题名。
从艺术风格上讲，清代的造园艺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实现了一次飞跃，这个时期出现的名园如颐和园、北海、
避暑山庄、圆明园，无论是在选址、立意、借景、山水构架的建筑布局与技术、假山工艺、植物布置，乃至园路的铺设都达到了令人叹服的地步。颐和园堪称清代皇家园林之首，这一北山南水格局的皇家园林在仿创南方西湖、寄畅园和苏州水乡风貌的基础上，以大体量的建筑佛香阁及其主轴线控制全园，突出表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志。其真实的自然山水、宏阔的空间构图手法、娴熟的园林艺术技巧，和曲蜿的园林景观设计，成了中国古典园林文化与艺术的珍贵遗产。北海是继承“一池三山”传统而发展起来的。北海的琼华岛作为“蓬莱”仿建，所以，晨雾中的琼华岛时常给人以他境之感受。避暑山庄是利用天然形胜，并以此为基础改建而成。因此，整个山庄的风格朴素典雅，其中山区部分的十多组园林建筑当属因山构室的典范。圆明园是在平地上，利用丰富的水源，挖池堆山，形成的复层山水结构的、集锦式皇家园林。此外，圆明园还首次引进了西方造园艺术与技术。
明、清时期，藏族和蒙古族的
喇嘛教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一时间，蒙、藏、甘、青等地广建喇嘛庙，仅承德一地就建有十一座。这些庙宇规模宏大，制作精美，造型多样，打破了原有寺庙建筑传统单一的程式化处理，创造了丰富多彩的建筑形式。寺院建筑由于有一些比较完整定性了的装饰手法，从而出现一些共同的艺术特点：墙很厚，收分很大，窗很小，建筑显得雄壮结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横向饰带，给人以多层的感觉。这些特点在艺术上增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在色彩和装饰上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经堂和塔刷白色，佛寺刷红色，白墙面上用黑色窗框，红墙面上则主要用白色及棕色饰带。屋顶部分及饰带上重点点缀鎏金装饰，或用鎏金屋顶。这些装饰和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有助于突出宗教建筑的重要性。
北京雍和宫和承德的一批藏传佛教寺庙为典型代表。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以
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和玛扎为代表。维吾尔族建筑装饰的种类很多，最出色的是拼砖、石膏花饰、彩画和窗户棂条的组合，窗户棂条的组合多使用各种精巧的几何纹样，多种装饰的综合使用，形成了华丽细致的艺术气氛。
在装饰手法上，明清建筑在装饰上走向了成熟与程序化。出檐趋缩小，使出檐的深度，比实际出檐感觉略深，从而继续保持
中国建筑屋顶部分的飘浮感。房屋的台座十分规范而精美，皇家建筑及寺庙建筑中，多用汉白玉台座与栏杆，辅以精美的雕刻，显得十分华美。屋顶的形式也趋于严谨而程序化，唐宋时期风格飘逸潇洒的厦两头造（类似于清代的歇山式）的屋顶形式，变成了规矩严谨的歇山屋顶，庑殿屋顶的曲线处理也更加柔和，硬山屋的大量建造顶，是明清时代砖石结构大量应用的结果，也丰富了建筑的造型形式。琉璃瓦件的规格与式样趋于程序化。琉璃瓦按规格分为“十样”，与不同的建筑规格与体量相配。在色彩上，除了简单的黄琉璃瓦、绿琉璃瓦外，还出现了黄瓦绿边，或绿瓦黄边，及在黄瓦上配绿心，绿瓦上配黄心等处理手法。还有蓝琉璃瓦、黑琉璃瓦等不同色彩的瓦件，使建筑物在外观上更趋多样。
概括起来说，由于明初立国南京，主要仰赖江南工匠，
永乐移都北京，北京宫苑建设，也以南方工匠为主，因此明代建筑严谨、工丽、清秀、典雅，顿具江南艺术的风范。官式建筑高度标准化、定型化。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房屋的主体部分，即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部分，一般用暖色，尤其爱用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则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样，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在一般民用住宅建筑中，则多采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多采用本色木面，显得十分雅致。
中国建筑在清朝形成最后一种雍容大度，严谨典丽，机理清晰，而又富于人情趣味的成熟风格，其特点是，城市仍然规格方整，但城内封闭的里坊和市场变为开敞的街巷，商店临街，街市面貌生动活泼；城市中或近郊多有风景胜地，公共游览活动场所增多；重要的建筑完全定型化、规格化，但群体序列形式很多，手法很丰富；私家和皇家园林大量出现，造园艺术空前繁荣，造园手法最后成熟；民间建筑、少数民族地区建筑的质量和艺术水平普遍提高，形成了各地区、各民族多种风格。